从目前“汤饼”和“馎饦”释义看，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即把面食本身和吃法混淆了，事实上是两回儿事情。“汤饼”、“馎饦”是就其形制上说的，本身并不表明如何吃——带汤与否。释为汤面，是就其吃法上说的。如今天的“面条”、“面片”，就形制说的，至于调吃、拌菜吃、浇臊子吃、带汤吃，以及炒、蒸、焖、烩等，是吃法或做法上的不同，与面条的形制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吃了面”，传达的信息就不是米饭或者别的什么，“吃了汤面”，也就意味着不是捞面、炒面、蒸面等。因此，早期“汤饼”、“馎饦”是面食的名称，与有无汤没有关系。
由于对“馎饦”、“汤饼”形制认识上的问题，按照现有的释义“汤面、面片或面条”来理解上引敦煌文献S．3905中的“馎饦空中乱撒”和P．2032中的“煎馎饦”时就不奏效了。黄正建先生（1991）说，“煎馎饦”不知何物，待考。高启安先生（1999）也因不好用面片解释，故作了“可能还包括某种饼，即我们现在意义上的饼”的推测，也有将S．3905中的“馎饦”改录为“蒸饼”，以就于上下文语义的贯通。其实从上面形制考证结果来看，“撒”、“煎”就不难理解了。如果以今“圪饦儿”之类去理解就容易了（详下文），也可以用“枚”去计算了。
二
古代文献所提供的信息是考释“馎饦”形制最基本的依据，不过我们也可以利用作为古代语言活化石的现代方言资料。因为古代文献的许多词语至今还在方言口语中保存着，它们的保存能给我们认识问题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增加另外一些例证。
在今天北方地区饮食中，把搓成卷状或半卷状而煮食的面食北京话叫作“猫耳朵”，西北地区有的地方叫“麻食”（西安、黄陵、运城）、“麻食子”（兰州、宁夏同心、固原、乌鲁木齐、敦煌）、“马食子”（宁夏中卫）、“麻绳儿”（西宁），“批耳子”（敦煌），还有的地方称作“圪饦儿”（陕北绥德、米脂、子洲、佳县、横山、榆林、吴堡、延安、山西山阴、朔县、大同）、“饽秃儿”（山西北部一些地方，如浑源）、“圪垛儿”（太原）、“圪陀儿”（包头）、“圪团儿”（呼和浩特）、“圪垛垛”（平遥）、“圪脱”（山西柳林、离石、兴县）、“苛秃儿”（陕北清涧、延川、子长）。带“－饦（垛）”的地理分布是晋语区域，因此这一词可以说是晋语词汇中的一个特征词，与叫“麻食”的中原官话区域明显地区别开来。西北地区虽然有两个类型的叫法，但是制作方法相同，根据用力的大小不同，形制上或圆形的小卷，或瓦筒状。如乌鲁木齐：“将面和好，擀成薄片，切成小丁，然后用拇指将小丁一一捻搓成小卷儿。”（周磊1995）在晋语区域的陕北．吃“圪饦儿”以荞麦面为上，白面其次，食时佐以羊肉臊子为最佳。羊肉圪饦是上等饮食，故本地谚曰“荞麦圪饦羊腥汤”。男女青年相爱相配亦用此来表达，有两句经典的信天游：“荞麦圪饦儿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前一句以陕北饮食中最佳配合的“圪饦儿”与“羊肉”为起兴，以此衬托后一句相爱的男女青年要死要活也不能分离。反过来看，后一句的不能分离，也关照了前一句二者的绝佳搭配。
古代的“馎饦”与今天的北方面食的“圪饦儿”、“饽饦儿”有无联系呢？唐宋到现代这其间的文献中有没有反映呢？在此需要作些交代。民以食为天，饮食人人离不开，天天少不得，故谚所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正因如此，饮食文化在发展中表现出了很强的继承性，某一饮食被某一地域的人所喜欢，便会世代传承下来。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形制上会有所变化，加工制作上进一步精细化，叫法上甚至也会有可能改变，但发展变化并不会使其本身总体特征改变，特别是日常性的饮食更是如此。就本文的话题来说，从唐宋的“馎饦”到今天的“圪饦儿”，在时间跨度上似乎太大了，但这期间的元明文献有体现。在元朝有一种面食称为“脱脱（秃秃）”，又称为“麻食”。元人忽思慧所撰写的《饮膳正要》中有“秃秃麻食”一条面食记载。元末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会话书《老乞大》里也有记载：“头一道团撺汤，第二道鲜鱼汤，第三道鸡汤，第四道五软三下锅，第五道干安酒，第六道灌肺、蒸饼、脱脱麻食，第七道粉汤、馒头打散。”明初另外一部朝鲜人学习汉语会话书《朴通事》将“麻食”写作“么思”：“熬些稀粥，你将那白面来，捏些扁食，撇些秃秃么思。”《朴通事》注云：“急呼则用‘思’字，慢言之则用‘食’字。”这里都把“脱脱（秃秃）”与“麻食”放在一起称说的。据刘勋宁先生（1996）考证，“脱脱（秃秃）麻食（么思）”为同一食物的并列称呼，就现代饮食来看，这一称呼可谓陕西北部的“苛饦儿”与南部西安“麻食”在地理位置上的南北结合，“把陕西—南—北的名称拼到一起，正好是《朴通事》的‘秃秃麻食’。”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同一意思的两个词，在有的语境下常常同时出现。人们常常能听到某一方言区的人讲不太熟练的普通话时，同一个词的意思，一半说的是方言，一半说的是普通话，如陕北人说“现在”，经常说出“尔个现在”，“尔个”就是普通话的“现在”。又如，元杂剧《生金阁》第3折：“我如今可酾些不冷不热兀兀秃秃的酒与他吃。”“兀兀秃秃”即“不冷不热”。此例训诂学中所谓同义连文，就释义方式来说，郭芹纳师（2002）所谓的“文中自注”。刘勋宁先生（1996）说，“麻食”在青海西宁的汉族当中叫“麻绳儿”，“最有意思的是青海西宁的回族不叫‘麻绳儿’，而叫‘耳朵’，这就和北京的‘猫耳朵’连起来了。”汉回话合起来说的“麻绳儿耳朵”，不正如元代文献中“脱脱麻食”？
从读音上看，现代北方的“圪怃儿”、“饽饦儿”与唐宋时期的“馎饦”也相同。山西北部浑源话的“饽秃儿”是特别有说服力的活材料，可以说它是“馎饦”读音的直接继承，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浑源话“饽秃儿”的“饽”读音与《广韵》“馎”的“补各切”（郭锡良拟音为pak），读音一致（浑源话的古代入声韵尾今皆读喉塞音［－（］）。陕北绥德话的“圪饦儿”与敦煌文献中“羹饦”的读音相承。绥德话古代梗、曾、臻三摄与见系相拼合的字，鼻音韵尾消失，元音进一步弱化后，“羹”的读音与“圪”的读音也就相同了。
“荞麦圪饦儿羊腥汤”为今天一些地方饮食的最佳搭配。古代文献也有把“馎饦”、“汤饼”与羊肉调配在一起吃的习惯。这一习惯不应是简单的巧合，而是有着必然的联系，今人的习惯是古人习惯的继承，古今人们同样的喜好没有因时代变迁而改变。宋代苏辙《栾城集后集》卷4《逊往泉城获麦》诗：“冷淘槐叶冰上齿，汤饼羊羹火入腹。”按，羊羹就是有羊肉的羹。本例“火入腹”，就是趁热吃在肚子里，因为羊肉或羊肉汤凉了不好吃。也许因为好吃而描述为“火入腹”。宋代晁说之《嵩山文集》卷9《谢蕴文荠菜馄饨》：“王孙旧肥拧，汤饼亦多惭。”“羜”是肥羔羊。宋张邦基《墨荘漫录》卷4：“范忠宣公尧夫谪居永州，以书寄人云，此中羊面无异北方，每日闭门飱馎饦，不知身之在远也。”宋陆游《剑南诗稿》卷27《闲居对食书娩》诗：“满脾蜜熟餦鳇美，下栈羊肥馎饦香。”又，卷54《村居》诗：“粗缯裁制檐榆燠（火为日），肥拧烹调馎饦香。”古今都具有圆状特征的面食，又都喜欢与羊肉一起吃，说明“汤饼”、“馎饦”与“圪饦儿”应该是同一面食。相同的饮食习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圪饦儿”与“馎饦”的关系。因此，可以推断从“汤饼”到“馎饦”，再到“圪饦儿”，三者是一脉相承的面食。如果说古今有变化的话，可能是加工进一步的精细化，但本质不会变。
三
宋代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北人食面名馎饦（音博托）。”高启安先生（1999）据此推测“馎饦”可能是一个外来语词。仅仅据这一条材料还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朱翌是舒州人（今安徽），南渡后官中书舍人。那么，他在这里说的“北人”是北方的汉人，还是其他民族，没有交代，所以依此来推测“馎饦”谓外来词，困难大一些。但是从“馎饦”的用字及其出现的时代背景来看，这一推测有道理的，在此作进一步的阐述。
“馎饦”唐代又写作“不托”。按理说，唐代距离南北朝的时间还是很近的，如果“馎饦”是每个字都表意的话，为什么放着现有的“馎饦”不用，而是用不表意的“不托”呢？推究原因，只能说明“不托”与“俘琵”的性质一致，都是每个字不表意的。大概出于这样的考虑，《唐五代语言词典》（37页）把“不托”作为正目。“饦”、“馎饦”作为附属而列举，即把这一词作为一个据音用字的问题来看待。如果单从文献出现的时代早晚来看，“馎饦”的出现早于“不托”，“馎饦”应该作为正目。不过作为据音用字的词，无所谓谁主、谁次。《辞源》“皆取不托之音而加食旁”，也是作据音用字对待的。我们同意外来词这一看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馎饦”的叫法可能不是汉语固有的，但是这并不是说“馎饦”这一面食也来自外来民族。因为“馎饦”面食的前身是“汤饼”，对“汤饼”源于汉语的看法几乎谁也没有什么异议。
就上引古代例子来看，不管是敦煌文献，还是传世文献，“馎饦”在用字上都有相同的表现，即用字不固定，特别是“馎”字，写法极多，据音用字现象甚明。除了“馎饦”，还有“□”、“饽饦”、“勃饦”、“不托”、“饦”、“饆饦”、“□饦”、“没饦”、“羹饦”、“羹饦”等。有据音用字特点的词，在汉语词汇中有两类：一为联绵词，一为音译外来词。联绵词的来历，目前还搞不清楚，但是本质上说，与音译外来词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每一个字是不表意的音节。“馎”在古代字、韵书的释义，皆为“馎，馎饦也”，“饦，馎饦也”，如《玉篇》、《广韵》、《集韵》等，说明“馎”、“饽”单独使用时不表示意义。联绵词一般在用字上形体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读音上也有双声、叠韵之说，虽然“馎饦”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但是从上所见，作“不托”、“勃讬”、“没饦”等，字形上显然没有什么联系，所以“馎饦”可以看作是—个外来词。
“馎”、“饽”、“饦”，《说文解字》、《尔雅》、《释名》均不收录。但是今本西汉扬雄《方言》中有“饼谓之饦”之语，这似乎说汉代就有“饦”的出现。但是据清钱绎《方言笺疏》考，“窃谓《方言》‘饼谓之饦“饦’字，即‘饨’之伪。《注》音‘乇’，乃‘屯’之伪。宋本作‘讬’者，又后人以正之既说作‘饦’，遂改‘屯’为‘讬’。”钱绎的分析说明，《方言》中的“饦”是不存在的。前后时代文献中都没有“饦”的见到，惟独在《方言》中存在，有着明显的偶然性，因此这条材料是不可靠的。“馎”在南北朝以前文献亦未见到。由此来看。“馎饦”在汉魏时代还未出现。
以上就“馎饦”一词本身作的分析，下面从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来考察。“馎饦”所见最早文献时代是魏晋南北朝，即一个外来文化传播显著和外来民族入主中原地区时代。这一时期佛教传人并盛行，受其影响，佛教当中的大量词语直接涌人汉语词汇中，并且使汉语加快了词汇双音化的进程。这点与本文的问题无关，下文不论。这一时期也是中原地区周围其他民族入主中原大地时代。自晋王朝灭亡后，北方地区从十六国到北朝，为匈奴、鲜卑等民族统治，这些统治者所使用的阿尔泰语系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是必然的事情。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当时的汉语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鲁国尧先生（2002）认为，这里的“南染吴越”，即南方的汉语通语受到了吴越语的影响；“北杂夷虏”，就是北方的汉语（当时的通语）受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最近鲁先生（2002）的鸿篇巨制《“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对汉语“南染吴越”现象作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也对汉语的“北杂夷虏”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二百多年来匈奴语、鲜卑语等阿尔泰语作为统治者的语言对北朝汉语的影响自不在小，这是可以想见的”，是为肯綮之语。我们回过头来看“馎饦”，它出现的时代正是汉语这个“北杂夷虏”时期。从文献记载看，“馎饦”即“汤饼”，“汤饼”早已出现，那么，到了南北朝时为什么放着现有的“汤饼”不用，而又重新造一个“馎饦”呢？答案大概只有一个，即这时期外来民族对汉民族“汤饼”这一面食的称呼。如果从现代方言读“圪饦”、“苛饦”、“饦饦”的地理位置（即晋语区）观察，便能看到一条很有说服力的参考证据，即这些地区正好曾经是阿尔泰语民族聚居占领过的地区。古今相合的现象，这之间不能说没有关系。也许有人会想到，敦煌文献“馎饦”使用的如此频繁，现在敦煌地区却没有如晋语区域带“－饦儿”的叫法，对此如何解释呢？实际上唐五代西北方言区域与现代西北方言区域之间并不等同，经过千年的历史发展，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据乔全生先生（2004）考证，唐五代西北方言区域到了现代，其地盘缩小、东移了，“这就是今天‘山西一陕北’一带的方言，简称‘晋方言’。可以说，现代晋方言的先祖就是唐五代汉语西北方言，现代晋方言是唐五代西北方言直接发展演变的结果。”所以带“一怃儿”一类的叫法在敦煌文献的故地没有保留，而保存在了晋语区。现代敦煌地区叫“麻食子”、“批耳子”，即后来占据此地的中原官话的叫法。一般说，“语言入侵”（鲁国尧语）使原有语言的纯洁性发生改变，故而颜之推说汉语受影响是为“深弊”。其实客观地看。也未必全是弊，“一种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外来语言是使其丰富多彩的重要途径。”就汉语而言，外来民族语言丰富了汉语的词汇，“馎饦”一词是其中的一例。
“馎饦”一词出现后“汤饼”并没有从汉语词汇中立即退出，唐宋时期文献中二者并存。检索《四库全书》，“汤饼”有943见。“馎饦”为161见。这说明外来词终究还是难以竞争过本土词的，特别是汉语中原来就有与此相同的词语。汉语词汇的书写单位是汉字，一种表意文字，在词语的用字选择上，人们尽力用能够表义的字来书写，受此影响，对于外来的一些词语也去努力改造，使之符合汉字表意格局。“不托”加“食”旁和“麦”旁，就是这种求取统一的心里状态表现，所以“馎饦”看起来像汉语自身产生的词。汉语词汇在历史发展中，如果有的词语有许多异体的话，则选用一个有代表性的常用的形体来表示，逐步使之固定。“馎饦”在诸多形体的竞争中取得胜利，成为这一词的正体。也是受表意心里状态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如在《四库全书》全书中，“馎饦”有161例，其余用例则很少。当然，外来的译音词毕竟是译音词，并不因为用字求表义而彻底地改变其性质。
综上所述，古代文献中的“馎饦”源于“汤饼”，它实际上是今天北方通用的所谓的“猫耳朵”，西北地方叫做“麻食”（麻食子）、“饽饦”、“圪饦”。从先后时代来说，最早为唐五代的“俘饦”，到了元朝称之为“秃秃”，现代晋语区叫作“饽饦儿”、“圪饦儿”等，当为一脉相传。民间普通饮食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消失。如果说有了一些变化，是制作由粗作趋于精细的结果。从用字上存在的不同形体和历史发展的背景看，“馎饦”可能来自外来民族语言，非汉语之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