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80年代
80年代封闭办学的格局被打破以后，留学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由于当时留学的国家多为欧洲和美国，而师生的外语水平普遍较低，因此语言能力的提高就成为当务之急。学校首先成立了外语培训中心，每年引进10名左右外教，通过课堂教学、交流讲座等形式在全校范围内开展英、法、德、日等语种的培训。
当时，我校不是教育部直属高校，留学名额较少，学校开辟渠道，从教育部、科技部、电子工业部、机电部、四川省等各处争取名额，从世界银行贷款里扣钱出来资助留学，通过校际交流争取奖学金，这一系列的措施打开了我校80年代初期出国留学、进修的局面，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及进修教师逐年增加。从最初一年三四人到80年代后期的每年几十人，仅1989年一年就派出了45人出国留学，整个80年代共派出300余人次出国留学，并且大多数留学人员都归国效力。这组数字背后隐藏的不仅是出国留学人数的剧增，更是开放的办学理念和先进教学资源的引进，同时也是优秀人才培养和成长的历程。
80年代初，不仅留学名额来源五花八门，出国留学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从短期访问到长期进修，从访问学者到攻读学位，成电师生的身影在活跃。最初一批出国进修的老师已成为业务骨干的教授、副教授，如陈星弼、刘锦德、肖先赐等。后来陆续出国访问、进修、攻读学位的一大批老师，如周明天、卢铁城、刘亚康、向敬成、陈艾、李肇基、唐明光、李宏福、刘心松、陈光、聂在平、杨中海、彭启琮、刘永智、罗瑞林、卢亚雄等，后来都成为学校各方面工作的中坚。
对外合作打开了交流的窗口
在组织校内人员出国进修的同时，学校还开展了大量的“引进来”的工作。80年代，通过短期讲学和讲座等形式请来200余名国外知名高校的著名学者。来自耶鲁大学、加州理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的学者，蔡绍棠、赫希菲尔德、葛守仁、陈惠开、雅里夫、格芬尔、舒曼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为我们带来了国际前沿领域的学科信息，指导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其中20余位外国专家还被聘为学校名誉教授。学校还与20余所国外知名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一流的学者，高水平的交流合作，为我校师生打开了一扇扇了解世界的窗口，极大地推动了学校的发展。与国外著名大学和知名学者的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在请进来的同时，成电的良好学风、扎实学术给学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也为我校开展更广泛的对外学术交流提供了途径，当时部分师生赴外留学、争取奖学金就是依靠他们的帮助。
同时，我校还与一些国外高校开展了科技合作。如与德国慕尼黑大学开展的民用雷达项目，利用了大众汽车公司的基金资助，完成了8毫米成像雷达的设计，成功应用于高炉炉面的成像。周明天、刘锦德等老师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合作成功研制出80年代我国较早的微机“紫金2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与日本电气通信大学合作开展的机电一体化项目，开启了双方长期的友好合作，我校还与日本电气通信大学的娓谷诚教授结下了深厚友谊。80年代的国际交流还为学校引进了生物电子学、管理工程等新兴专业，开辟了新的学科方向。
学校每年派出数十名教师参加各地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80年代共160多名教师参加了110余次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同时，组织40余人次赴国外大学进行讲学和合作交流，组织30多个团、250余人次对国外著名大学的办学、管理等进行考察。这些措施使得学校及时了解了各学科最新的科技成果和发展动态，促进了教师水平的提高，并扩大了学校在国际电子信息领域的影响，提高了学校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使我校一些有名望的教师在国际学术组织或刊物中担任一定职务，并联合召开国际会议，联合进行科学研究和研究生培养等。
我校还积极开展与国外著名公司、学会的交流。美国物理学会、电子学会等著名学会，西门子、IBM等著名公司与我校的长期良好合作的基础都奠定于80年代。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打破了封闭格局，80年代蓬蓬勃勃的外事工作给学校培养的一批优秀骨干，打开了对外开放办学的渠道，为学校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廖品霖口述子潇整理）
1964年和1982年两次复刊，改刊名《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为《成电》。后经成都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批准，从1988年起改院刊为校报。两次复刊后，一直到1987年4月底离休，我在院刊工作近8年。院刊由4个编辑分别主编4个版。我和其他3位编辑，除包揽每版从采访、编稿、组版、校对、发行和发稿酬的全部工作外，我还负担了中央、省、市报纸及台办的对外报道任务。
1964年《成电》复刊后，历届院党委狠抓三件事：1.把住办报方向；2.严审重大稿件；3.调配编辑人员。院党委副书记郝光召开编辑委员会。会上要求分工的编委审查相关重要稿件。他除了亲自逐字逐句审查“复刊词”外，还审查了头几期出版的全部稿件。后因工作忙，即将审稿任务下放给当时宣传部秘书唐忠杰。
院党委书记羊君度，极重视院刊社论的审查。他曾严厉地批评一位同志为配合学院中心工作而写的一篇社论，纯属照抄文件的文字游戏，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他要院刊组织人重写；后由别的编辑重写一篇经他认可修改后发表。
1982年再次复刊时，党委书记宋大凡一再提出要宣传部尽快恢复院刊，并要求人事处把从我院毕业的田禾和郭勤、以及从四川大学分配到我校任教的秦祖富，调到院刊工作。他还经常听取宣传部长李家才汇报的报道计划，并作出及时的指示。他调离学院后，即由李家才审稿后，再交院顾问樊中黎审稿。樊很欣赏杂谈《目标始终如一》，并亲自写了“编者按”：“请读者想一想，议一议。”
1982年复刊后，因住房的紧张和经济拮据，我们编辑室在一间仅10多平方米、既阴暗又狭窄的房子里，4张办公桌，加上一个书柜和一个报架，显得拥挤不堪，如遇上一两个通讯员找上门来，人声鼎沸，怎能静心著文？故从早些的冯祖安、白昶和刘绍苓，以及后来的曲建弘和秦祖富，所写的一些东西，无一不是回到家里，夜半三更熬夜“熬”出来的。1985年省委宣传部为迎接第一个教师节，出版《教苑群英》一书。我院省劳动模范陈倜嵘教授，被我以《追光者》为题创作了报告文学，歌颂了我院劳动模范陈倜嵘教授。该报告文学即是利用暑假，经过两次修改后才定稿。当时尽管七月骄阳似火，仍不顾一切，骑着自行车往返几十里的山路上，将稿件送到四川师范学院负责文字的定稿人孟建辉教授家中。
复刊后的《成电》院刊，是在院党委领导下，宣传部主办的面对师生员工的一张4开版半月一期的内部报纸。每期大约对内与对外交流发行800份。复刊时，连常用的稿笺纸也没有。为省几个运费子儿，我同会蹬三轮车的郭勤，到《四川日报》买了一车的稿笺纸。他在前面使劲用双脚蹬，我在后面用双手使劲推，待回到主楼时，我俩虽已挥汗如雨，衣衫湿透，仍乐不可支。有时，因学院印刷所忙于印刷教材，我们便到簸箕街一家印刷厂去印；一旦要校对时，4个编辑一起出动，在印刷厂边校边改，中午就在印刷厂职工食堂，随便吃顿午饭对付肚皮，一直到三校完，上机开始印刷时，已近傍晚我们才回到学校。取报时，为节约一笔运费，又由郭勤蹬三轮车去拉回全部报纸。
成都的十几所高校相互约定：每年由各高校轮流做东开一次研讨会。作东者要负责招待与会者一顿价值约三四百元的午餐。为筹措这顿午餐，李家才煞费苦心，要求：1.从编辑的每篇稿费中提取约10%作为“公积金”；2.凡刊登党政工作要点之类的稿件一律不付稿费，移作“公积金”。我们开通讯员会表彰优秀通讯员和优秀通讯组也因缺钱，连一个笔记本之类的奖品也未颁发。每期每版稿酬50元，第一版刊发的一句话新闻，不过是一两元，我们虽觉得难以出手，但囊中羞涩，不得不如此。
党委要求《成电》院刊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战略任务。因此，我们的编辑方针是：除及时报道教学、科研和生产中取得的成就外，始终坚持院刊应以面向全校广大学生为主，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理想、道德与纪律的教育，克服无政府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四有”新人。
在1982年10月至1987年4月底的63期院刊中，我们突出了两个方面的宣传：
一是加强言论工作。言论是一张报纸的旗帜。我们以“本报评论员”、“编后”和“杂谈”等形式，编发了79篇（教师49篇，学生30篇）言论。这些言论的内容，既涉及学生的课堂秩序，球场赛风，又触及学生的课余生活。当学生中出现自由化的苗头时，我们及时刊发了《且说纪律美》和《从“自由电子”说开》（两文分别获得四川省和高校颁发的二等奖和一等奖），以启示学生要遵守学校纪律。我们针对出国留学的学生学成后滞留国外不归的现状，撰写了《话说根深叶茂》的言论，呼唤他们学成后回国为祖国效力。此文1990年9月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
我们还关注学生课余的恋爱与读书生活。学生黄建山，因被女友多次提出终止恋爱关系，即怀恨在心，竟由多次拳脚交加发展到用铁坨砸伤女友的头，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我们在编发通讯《恶梦醒来》对他封建腐朽的恋爱观曝光的同时，配发了言论《法治的另一面》、《少男少女ABC》和《黄建山一案的启示》，从不同侧面分析了他腐朽的恋爱观和知法犯法的错误，警示同学们既不要影响自己的学习，又要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二是突出教书育人的报道。我们重点刊登了三系优秀青年教师惠恒荣就学生普遍关注的信仰、爱国、人生观和怎样做人等几十个问题，进行了8次面对面的“师生对话”。惠老师知识渊博，才思敏捷，语言幽默，寓思想教育于传授知识之中，既向学生传授知识，又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学生反映，“惠老师的解答，令人心悦诚服，值得一谈。”这一系列报道还在省市好新闻的选评中，分别获三等奖和一等奖。
1982年复刊后的《成电》，在各部、系成立了通讯组。由通讯员为院刊撰写稿件。《成电》院刊编辑部还在1985年被评为成都市的先进集体。
我在《成电》院刊工作的8年中，深感报道优秀学生成长的力度不够，有损于我们编辑方针应主要面向学生的初衷，至今仍让我心存遗憾！
（作者：萧鉴昌，原《成电》院刊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在电讯校园学习、生活和工作已经30余年了，电讯园那一条条小径，一个个角落，都曾留下我和朋友的脚迹和身影。那砖厂、靶场、菜地、工地；那沙河、梧桐、雪松、栀子花；那三五灶礼堂，那雷达天线、那水塔、那木工房，甚至那“文化大革命武斗”留下的小小茔冢。
成电的校庆情结一直留在我的心中，从建院30周年算起，每逢5、10周年我都将心中的感想和情思化作一首诗、或一首词、或一首歌、或一篇文献给她。今年，50岁的成电母亲的生日，儿女们同样从四方归来、带给她祝福，从五洲飞信，遥祝她生日。翻开历史的记忆本，我把当时在成电校庆时的写作也找了出来。看看过去的抒怀，感觉就还在昨天。回首昨日的校庆，又引发无数联想。
校庆的纪念，人们总把回忆、赞美、眷念、祝福等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还将那与校园生息相关的历史和事物入诗入画、入歌入文。同学的团聚，也在校庆这一天达到高潮，当年蓉城折柳相别，今朝校园举杯欢聚，昨天、今天、明天；青年、中年、老年；情景尤在，感情依然，展望未来，抒展情怀。当然，也免不了对校园做一细细的审视，想从其中找到那存留的记忆，那爱情的萌芽，那青春的身影，那书生的意气，那历史残留的沧桑，那少年轻狂时的印痕……
50年弹指挥间，50年星移物换，50年友情深深，50年思绪绵绵。此时，那历次校庆的抒怀又把我带入浮想联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