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瓶白兰地很快摆上了桌，刘纲夫一怔，瞧着山沟里钻了三年多、吃野菜、嚼干粮，面黄肌瘦的何耀榜；看看自己白白胖胖，肚肥腰圆，满面红光，认为何肯定不是他的对手。于是欣然允诺：
“只要何先生有雅兴，我刘某奉陪到底。”
“好！”何耀榜义无反顾。心想我为革命利益喝死了也是烈士，你呢？一咬牙，三瓶白兰地下了肚，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五脏如焚，翻江倒海，虽然身躯瘦弱，脸也放出红光，迷糊中，何耀榜仍睁开眼偷看刘纲夫，也喝爬下了。于是放心了，闭上眼沉沉地昏昏地睡去。
这一睡睡了两天之久，把高敬亭和郑位三吓了个半死。到处寻找解酒的方子，还请来“山林医院”大夫来洗胃。第三天，何耀榜总算慢慢地醒来了。
何耀榜第一句话就是问：“那委任状退掉了吗？”
高敬亭如释重负，忙说：“退掉了，退掉了。”
原来，刘纲夫和何耀榜都醉了之后，郑位三便拿出委任状对刘纲夫说：“刘先生，你代表南京政府送来的委任状，是不符合九河签字条款的。因此，现在把委任状退还给你。关于红二十八军的番号，谈判中暂订的工农抗日联军番号也是无效的，得由两党中央去具体决定。”
刘纲夫迷迷糊糊一摆手，让他的随从王子发把委任状收下了。
10月下旬，红二十八军各部队和鄂豫皖边区各地党组织所属地方武装、便衣队基本集中完毕。全部人马一千八百余人。
为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以适应抗日的需要，部队集中后，即利用暂时的和平环境，抓紧时间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进行整训，动员和培训革命青年参军。
其间，高敬亭、何耀榜还到汉口参加了****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关于部队改编的工作会议，接受新的指示。
遵照党中央指示和长江局关于尽快集中队伍训练并参加抗战，同时留一部分队伍保卫根据地的决议，2月中旬，正式将红二十八军以及鄂********团等地方武装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东进时由戴季英接任），经理部主任吴先元，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团、手枪团和直属队。全支队共三千一百余人。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在这远离党中央，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高敬亭依托大别山区人民的支持，依靠红二十八军全军将士顽强的战斗精神，驰骋于大别山的丛山峻岭，转战于鄂豫皖的峡谷、平原，穿梭于敌人的“围剿”堵截和驻剿部队之中，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近三十万正规军，近二十万地方反动民团武装的无数次梳蓖式的“清剿”，有力地支援了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配合了南方其它游击区的斗争，使红旗始终飘扬在大别山上。
在百折不挠的斗争中，锤练了一批英勇善战富有战斗经验的军政干部，并造就出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红军队伍。
这是三年游击战争南方八省十五块游击区中保存力量最多的游击区。它是鄂豫皖边根据地军民流血牺牲的见证，也是鄂豫皖边根据地军民的骄傲。
高敬亭是大别山的儿子。党和大别山区的人民还记着他；红二十八军的指战员们还记着他……高敬亭告别鹞落坪1937年10月15日，天高气爽，漫山遍野的枫叶红了，菊花黄了，又是一个格外美丽的金秋时节。鹞落坪的乡亲们正忙着收割打场，战士们也一面休整，一面帮助农民劳动，到处充满着丰收的欢声笑语。
这一天，前面说过的张三铁匠、赤南********张泽礼腰里别着一把盒子，翻山越岭从金刚台来到鹞落坪。他的身后还跟着个个头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的漂亮姑娘。
她叫史玉清，皖西金寨县人，1916年生，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入党，金刚台妇女排干部，县委委员。
金刚台坐落在皖西东南，纵横百十里，这里山高林深，崖峭路险，有七十二洞散布在各陡崖沟壑之中。敌人到处移民并村，残酷屠杀革命者和无辜的群众，坚持皖西革命斗争的党政机关人员纷纷转移到金刚台上。张泽礼又把女干部、红军家属，老弱病残及其小孩共四十余人，编为一个妇女排，袁翠明任排长，县委委员史玉清分工抓妇女排工作。
一天下午，史玉清和老肖、夏丛贵到敌区西河去买粮食，便衣队员曾少甫的儿子“小团长”（外号）也跟着下了山。因为天还比较早，不敢马上就去河西，就在河沟里休息。“小团长”一看到清清的河水，就欢天喜地地在河里玩起来，无忧无虑地在河边捉螃蟹。这时突然在小河的对岸出现了一大群敌人，前队离他们只有几十丈远，敌人又来搜山了。这时史玉清灵机一动，大喊一声：“团长！”敌人一听到喊团长，误以为山上有埋伏，吓得就像掉了魂似的，嘴里嚷着：“红军，有红军。”
就一窝蜂地向后退了好远。他们利用这点时间把“小团长”从河里挖了上来。老肖提起左轮枪沿东河跑去，目的是想把敌人引走，但目的并没有达到。狡猾的敌人只派了少数人追踪老肖，多数敌人听山上没有动静，就一拥而上，将妇女排包围起来。
天黑了，敌人闹不清山上是否还有红军的便衣队，不敢夜间搜山，只是紧紧地守在沟外面，听到哪里有动静，就立即向哪里放枪。夜越来越深了，她们心急如焚，天亮以前不突围出去就会被敌人完全包围。当时便衣队都在敌后活动，妇女排手无寸铁，难以对付全副武装的敌人，万一这些同志受损失，如何交待呢‘？史玉清和袁翠明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突围出去。这时一阵夜风吹得满山的树叶哗哗直响，敌人就乒乒乓乓地放起枪来，漫山遍野就像放鞭炮似的。这时候有几个同志灵机一动说：“有了，你们看敌人打了这么多的枪，为什么打不着我们一个呢？因为山上树林密，子弹都被树挡住了。如果顺着地皮向外突围，敌人就难以阻挡。”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她们把妇女排分成若一卜小组，指定了各小组长，进行分散突围，这样目标小。便于行动。又规定了集合地点，如敌情有变化就到另一个集合点去集合，集合地点只有组长知道。零时左右，各个小组分别向敌人包围圈爬去。
敌人的子弹打得树叶纷纷直落，她们冒着生命危险不断向外爬行，终于在拂晓前突出了这路敌人的包围。但是刚翻过一道山沟，又被另一路敌人发现，将她们包围起来。敌人排着队进行搜山，一个个端着枪，像恶狼一样向她们扑来。妇女排一无枪，二无炮，只好和敌人在大山里周旋。
敌人发现她们没有武器，一个敌军官哈哈大笑，得意洋洋地叫道：“弟兄们，不要打枪，捉活的，谁抓住这些娘们，就给谁做老婆，要大洋赏大洋，要升官就升官。”当兵的一听这个命令，真的就不打枪了，漫山遍野的敌人像疯狗似的向她们扑来。别看她们都是些姑娘、妇女，穿起山林来，敌人却赶不上，累得在后面干哼哼。但她们连口凉水都喝不上，又渴又饿，累得精疲力尽。当天下午，林维先的爱人何道清因为脚小，加上小女孩拖累，被敌人抓去了。县委委员陆化红的五个月的男孩也落入敌人之手。太阳落山时，她们集合转移到另一座山上隐蔽，暂时避开了敌人。
在敌人搜山的第五天，史玉清和陈宜清等四个人被敌人冲散，与妇女排失去了联系。途中史玉清又打摆子，烧得满嘴都是泡。到了搜山的第十一天，她连病带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史玉清怕为她姐妹们受连累，说：“宜清姐，我实在爬不动了，你们三个先走吧，不要管我了。”她们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死，死在一块；活，活在一起。”在姐妹们的精神鼓舞下，她忍着疾病的痛苦，和她们一起隐蔽。这天她们走到半山腰，都走不动了，就在几丈高的悬岩上的石缝里隐蔽。太阳当空时，发现对面山路上有敌人飞快地向她们包抄过来。一扭头不好，头顶上也来了敌人。
她们不顾一切，一下子从几丈高的光石板上溜下去，十几个敌人吼叫着追下来。史玉清连声喊道：“快！分头快跑，跑出一个是一个。”她攀着树枝跳到一个敌人想不到的乱石丛中。刚躲一会儿，就听到敌人喝问声：“臭娘们！你们不是四个人吗？
那一个到哪里去了？”“我们就是三个人。”这是陈宜清她们的声音。原来她们从石板上溜去后，就往沟下突围，被一个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水潭挡住了去路，还没转过身来，敌人已冲到眼前了，就这样，陈宜清三人落入敌人之手。没隔一会儿，山沟里又传来粗野的叫骂声：“你们几个人？”“就是我一个人！”这是一个老头的声音。“胡说，还有一个大姑娘、大辫子到哪儿去了？”“没有，就是我一个人。
要杀就杀，就是我一个人！”顿时听到一声高喊：“共产党万岁！”紧接着“砰！砰！”两枪，这个老人就壮烈地牺牲了。
夜很寂静。偶尔，从山林深处传来野兽的嚎叫声，使人毛骨悚然。孤独星升起好高了，史玉清怀着沉重不安的心情，爬出乱石丛，在山沟里发现一具尸体。夜色灰蒙蒙的，看不清是谁。头被敌人割去，肚子被剖开。她用手摸出一双粗糙的大脚，她断定是一个男同志，是自己的同志牺牲了。这时她只有仇恨，而没有眼泪，她怀着对敌人的满腔怒火，捧了几捧沙，洒在死者的身上，尽点心意。
往上走没多远，又发现了一条黑影子，莫非又是一具尸体？她一边这样想，一边向前走去，原来是床破被单。她的眼泪大滴大滴往下滚，沟下牺牲的不是别人，是妇女排的红军家属老李。老李六十多岁了，老伴死得早，儿子当红军长征去了。
这床破被子是打土豪时，组织上照顾他的，她还亲手给打了几个补巴，老李走了，她拾起被子痛苦极了。好几天来除了喝一点凉水外，没有吃过一点东西，四肢无力，手拉着茅草、小树爬上了另一座山。趁天还未亮，就在草棵里睡了一会儿。但是想到被杀、被抓。失散的战友就怎么也睡不着。那该死的山老鼠就从她身上跑来跑去，林中的鸟儿已鸣叫，这时天快亮了。她又转移到树林茂密的大山沟里隐蔽。山上乌鸦很多，一群几百只，它们在山上靠吃死去的野兽或死人过日子，她躲进树林不到一小时，就被一群乌鸦发现了，几百只乌鸦低飞狂叫，它们以为她是死人。当它们低飞离她几尺高时，她就起来动一动，她怕敌人从这些该死的乌鸦叫声中找到目标，赶紧转移到另一个山林里隐蔽，但它们的嗅觉特别灵敏，她转移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就这样，和乌鸦周旋了一天。
太阳快落山时，她告别了乌鸦，向山上走去。上山途中，发现一棵洋桃，由于十几天没有吃东西，又渴又饿，水灵灵的洋桃真是一顿美餐。她把洋桃摘下来，用破被单包起来，准备带给妇女排的同志们吃。在山头上观察了一会儿，未发现敌人，这时天已快黑了，她背着洋桃包向沟下寻找妇女排。到了沟底她觉得全身发冷，头疼得很厉害，可能又是疟疾发了，实在支持不住了，她就在沟里的石板上休息。这时突然听到沟底下有人在说话，而且声音很熟，好像是老肖和曾少甫的声音。一阵喜悦涌上心头，她不由得脱口而出，喊了一声：“老肖！老曾！”他们俩听到喊声，向她跑来。他俩把她扶出草丛。她问同志们还有多少人在，她们说大多数人都还在。
这时她不由得想到老李和陈宜清等同志，控制不住内心难过，泪水夺眶而出。
这时，妇女排还有三十多人。衣服被刮破了，身上是皮破肉烂、头发拉掉了。
大家告诉她，她和陈宜清等同志失散后，袁翠明同志和红军家属老李同志去找她们。
当找到她们隐蔽的山沟时，被敌人发现了，老李同志被杀，陈宜清等三位同志被抓，袁翠明因为躲在石缝里敌人没有找到，敌人所说的大姑娘、大辫子就是袁翠明。
敌人这次搜山持续半月之久，最后实在捞不到更多的油水，只好垂头丧气地滚下山去。从这以后，敌人对金刚台的“搜剿”更加频繁了。并由三个月一次，改为两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后来就不定时了，随时上山“搜剿”。到了1937年将碉堡修到了金刚台山顶上，日夜“搜剿”，但也没有把金刚台上妇女排消灭。
妇女排初上山时，金刚台上还有个红军医院，共有十几个伤病员分别住在铁瓦寺一带的蝙蝠洞、穿山洞、水帘洞等十几个大山洞里。到了1935年的春天，由于环境恶化医院番号取消了。从此看护治疗伤病员的任务就落在了妇女排的肩上。1936年夏季的一天，史玉清和同志们清早上山挖野菜，回到宿营地时，只见********张泽礼带着几个便衣队来了。原来便衣队在一个山洼里遭到敌人突然袭击，一个便衣队员受伤后失踪了。便衣队一连寻了好几天，既没找到尸体，也没见着活人。张书记说：“小史，你是懂得的，现在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是宝贵财富。也许这个同志正忍着伤口疼痛在寻找我们，你领两个人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史玉清领着两个同志出发了。他们沿着便衣队员失踪的地方，一山一山地听动静，一处一处地查痕迹。饿了，就采点野菜野果吃；渴了喝点山水。夜晚就睡在树林草丛中，天一亮，就继续寻找。找了十几天也没有找到。面对莽莽森林和荆棘丛生的高山沟壑，她心里十分发愁。这天，她们隐蔽在一个山包上，分别向各个山洼里观察。忽然一个同伴拉着史玉清的胳膊说：“玉清姐，你来看！”
她顺着手势，只见对面山沟里有一个人，艰难地拨开草丛，一下一下往下爬，爬到沟边，就坐了起来，扬起脸向四周悄悄地观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