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飘忽来飘忽去的，总得有一块比较巩固的区域。陶家河这块方圆不过三十里的新区，看来也只能住上个把月，时间长了，势必招致敌人的围攻。我们现在转到了皖西北，谁知鄂东北那边又变成什么样子……临过来时，就听说反动民团都编成了收谷队，准备下手抢割稻谷，完全断绝群众的粮食。长此下去，总是飘忽不定，队伍发展壮大不了，新区域怕也巩固不住，这个问题得认真研究一下！”吴焕先一口气道出了他的基本看法，也是他所以感到烦恼的实质所在！
徐宝珊也不由皱起了眉头，边想边说：“根据地被敌人压缩成几个小块，到处都是一片封锁的罗网，碉堡围寨林立，反动统治严密。屡遭摧残的根据地境内，土地荒芜，村舍成墟，人口锐减，兵员枯竭……到了这种地步，看来也难以继续恢复！
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块新区，并不十分景气，到头来也无法巩固。唉唉，这一场生死的阶级搏斗，看来是到了最后的吃紧关头……”
“中央不是说派人来么，已经三个多月了，一点消息也没有？”吴焕先不由问道。
“谁晓得怎么回事？军事训令上写了那么一笔，只听雷声响，不见雨下来。”
徐宝珊也是忧心忡忡。无奈又感慨多端地唠叨起来：
“东北军欺人太甚！九个师压到鄂豫皖还嫌不够，忙又调来个一二九师，整整十个师了！简直逼得我们没有立足之地，毫无喘息之机。有朝一日，看看这帮家伙怎么去见家乡父老？他们还有脸回去吃大豆高粱么？”
是啊，东北军十个师大兵压境，毕竟是压在鄂豫皖边区的一支强敌。血气方刚的张学良将军，为继续加强对鄂豫皖边区的“围剿”，遂于10月初又一次调整加强了“追剿”部队的兵力，将原来的四个“追击队”改编为“豫鄂皖三省“追剿队”，下辖五个支队（总共十六个团），由上官云相担任总指挥。
10月10日，是中国辛亥革命纪念日，也是张学良三个月“围剿”计划的最后一天。驻扎在鄂豫皖边区的十六个师（包括一二九师）又四个独立旅的军事长官们，都雄心勃勃地期待着“******”的到来，好弹冠相庆，“以竞全功！”然而，恰好就在这一天，鄂豫皖省委于红二十五军的驻地——陶家河，郁氏祠堂内及时发布了一份《为粉碎五次“围剿”合劳苦群众书》，其中有这样几句口号：
“只有坚决斗争才是我们穷苦群众唯一的正确出路！”
“只有参加红军才是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顶好办法！”
“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救中国！”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
至此，张学良的三个月“追剿”计划，实际上已宣告破产。10月下旬，敌人集中三个“追剿”支队，在飞机大炮的羽翼下疯狂扑向陶家河。红军战士在牛背脊骨山上与敌大血战，敌机撂下来的炸弹把牛背脊骨山炸成一个一个窝坑，震动得陶家河居民房屋乱抖。无奈，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部立即撤离这一地区，途经古坊、凉亭坳，经过两场激战，遂又转而北上，转向南溪葛藤山一带，沿途留下了很多红军伤员……大约七十年后，陶家河人民仍然想念红军，他们记住这里是红二十五军创建的方圆不到三十里的根据地。忽有一天，五个百岁老汉倡议，把群众捐献准备修庙的钱拿来修了一座红军纪念馆。为在牛背脊骨山上战斗牺牲的无名烈士迁了墓，并在郁氏祠堂门前徐海东拴马的梭罗树旁立一石碑：徐海东军长拴马树……相见时难别亦难1934年11月4日，大别山脉已经到了寒冷的季节，山民们屋中的火塘烧起了柴火，红色的火焰正在驱逐着严寒。
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东西转战到达葛藤山时，恰好遇到当时留在鄂东北养伤的营政委陈锦秀。他奉鄂东北道委之命，扮装成走乡串村的小货郎，及时送来了郑位三写的一封亲笔书信。信的大意是：由中央苏区派来的程子华同志，带来了重要指示，已到道委驻地……并建议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速回鄂东北，研究今后行动大计！
党中央终于派人来了！鄂豫皖省委多次书面提议、吴焕先也盼望已久的心愿，终于在这飘忽不定的时刻，得以实现。多么使人兴奋而又急切的消息啊！
然而，红二十五军眼下要奔赴鄂东北，敌人的严密封锁，沿途的艰难险阻，已很难以穿插突破。东北军刘瀚东第一〇七师、牛元锋第一〇九师、吴克仁第—一七师和八月间调来的一二九师，早已在商城、麻城、光山、潢川等县交界地区，构成了重重封锁，等于设下了天罗地网。上官云相指挥的五个“追剿”支队，如同几条疯狂的猎犬，紧紧跟追在后……为了争取时间返回鄂东北，徐海东和吴焕先决心以出敌不意的快速行动，选择当面敌人的薄弱区域，突破敌人的封锁防线，奔赴鄂东北！经过一天的紧张准备，把不能随军行动的伤病员和比较笨重的行李挑担，暂时都留了下来。11月6日晚，全军从葛藤山紧急出发，向西挺进！
7日，以突然袭击的勇猛动作，将驻守于商城以南汤泉池之敌一〇九师牛元锋部工兵营全部歼灭，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当天，又在商城西南的大柳树，遭敌一〇七师刘翰东部两个团堵击，经过一番激战，终将敌人击退，继而突破第二道防线。当夜，即从白雀园以北穿过第三道防线。接着，便在白雀园与仁和集之间边走边战，强行越过潢麻公路，也是第四道封锁线。8日拂晓，到达光山县东南五十里处的胡山寨，稍作休息。
两夜一天之内，紧急行军二百余里，途中经过几次激战，部队已十分疲劳。谁知刚刚休息了两个小时，敌一〇七师、—一七师各两个团，以及第四“追剿”支队（六十四师三个团）、第五“追剿”支队（六十五师三个团），总共十个团的兵力，都紧紧跟踪而来，分别从东面、南面发起猛烈进攻。此时，敌“追剿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也乘飞机在战场上空亲自督战。几架急如巨风的敌机，临空实行轮番轰炸、扫射，情势万分危急。红二十五军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决战！
陷入此种境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要以“走”来摆脱敌人已不可能。红军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战斗，指战员的体力消耗很大，如果以“走”仓促转移，势必更加被动，不但不能完全摆脱敌人的尾追，很有可能遭到覆没的危险。到此地步，也没有别的路子可走，只有坚持到最后的那么一下，以英勇顽强的生死搏斗，打垮或消灭一路进攻之敌，方能争取到一线生存的希望，趁机夺路而“走”！
徐海东和吴焕先当时就看准了这种“势在必打”的情势，定下了“以打取胜”
的决心，与敌人决一死战！他们一面命令红七十四师三个营坚决扼守胡山寨高地，牵制和消耗敌人两个“追剿”支队的正面进攻；一面采取灵活的迂回穿插战术，抄袭敌人一〇七师、一一七师的侧后，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
这时，敌“追剿”支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至胡山寨上空低旋督战，另有飞机三架在胡山寨上空狂轰密炸，并用机枪扫射红军阵地。战斗空前酷烈，胡山寨上烟雾腾腾，硝尘滚滚。刘镇华的四、五追剿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向胡山寨猛攻，有一个团已冲到胡山寨东侧下之方湾的后山上。这时，双轮河集上的东北军在双轮河城墙上，向胡山寨方向开炮，炮弹正好落在正向胡山寨进攻的刘镇华的军队中。双轮河的东北军炮击了一个多小时，把刘镇华的军队炸死了一百多人。只等刘镇华的部队吹起了联络号，东北军才停止了炮击。这时有一连敌人在当地民团的带领下，摸到胡山寨东南山脚下的清塘洼，胡山寨上红军一见敌人偷袭来了，急忙端起刺刀迎战，将偷袭之敌杀退。红军撤回工事，敌人以为红军指挥部设在胡山寨上，用飞机拼命轰炸，用大炮轰击，敌军成营成团往山上冲，红军沉着应战，等敌军冲近，就拼刺刀。战况愈来愈紧急，有一部分敌人已冲到寨东门的八卦山、寨南门的桃大山，红军跃出寨墙，发一声喊，用刺刀猛戳，在双方肉搏中，敌人的飞机、大炮、机枪都不起作用了。但由于敌人陆空配合，轮番攻击，来势又凶又猛，涌向阵地前的敌人越来越多，胡山寨危在旦夕。红二十五军领导果断决定向敌出击。军长徐海东亲率一个团，隐蔽地迂回到敌一〇七师两个团的背后，突然发起猛攻，打敌措手不及，迫使该敌向东撤退。接着，又集中红七十五师两个团协同猛攻敌—一七师两个团，该敌不支而退。这时战场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固守胡山寨高地的红七十四师，接连打退敌人多次冲击，给敌两个“追剿”支队以重大杀伤，守住了阵地。乘此机会，红七十五师两个团集中力量，又一次向敌“追剿”支队六个团侧后猛攻；固守高地的红七十四师也乘机发起反冲击，将敌人压倒在一片低洼地带，纷纷溃散，仓皇逃窜……战斗从早晨打到黄昏，终以“打”赢得了走的可能，变被动为主动，扭转了危急局面。其英勇厮杀、激烈鏖战之场面，实属罕见。这次战斗，总共毙伤俘敌四千余人，红军亦伤亡数百人。红七十五师师长姚志修及二二四团政委光荣献身，红七十四师师长梁从学负伤。战斗结束后，光山县党组织又积极为红军买猪买羊，帮助宰杀泡制、烹调做饭，一直忙到深夜，使全军普遍得以饱餐。战斗中负伤挂彩的二百多名伤员也有地方负责安置。
当晚红军迅速打扫战场，清点缴获武器弹药，不便携带的武器除留给当地便衣队，将四挺重机枪，七百余支长筒捷克式步枪卸掉枪栓，隐藏于云雾山下的水塘里。
当即释放了全部俘虏，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得以继续行军赶路。
进入鄂东北境内，接连又奔走了一天一夜，到达光山县以西的花山寨，这才与鄂东北道委相遇。至此，红二十五军终于完成了奔赴鄂东北的紧急任务。多么艰苦卓绝的一段路程啊！
11月11日，省委连夜在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说来也巧，分散于各地的省委领导成员，这时大都从各处聚集在一起，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唯独高敬亭留在皖西北，接替了郭述申的领导工作，担任皖西北道委书记。
关于战略转移问题，实际上已有半年之久的酝酿过程。3月中旬，吴焕先于三里城接到由河南省委转来的中央军委文件，就曾提出红军主力向桐柏山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建议，省委当时也认真作过讨论。随后又收到****中央2月12日的指示信，信中针对鄂豫皖苏区的严重形势，明确提出“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并说，“这是在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毋须再解释这不是退却逃跑；一切认为这是退却逃跑的人，实际上是曲解党的路线，要把我们现存的力量完全淹没于敌人的血手之下”！关于新区的选择，同时也提出了下列条件：一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二是群众中革命的影响较大，或者群众比较容易为我争取者；三是地形有利于我们防御和作战，粮食和一般物资条件较为丰优。要求省委“根据这一原则以及当时当地的具体形势，去作适当的决定和行动”。省委当时提出的红军主力暂不离开鄂豫皖边区、继续留在老根据地边沿地区恢复和开辟新区的行动计划，在得到中央及军委的同意之后，即领导红二十五军转入汗创边沿新区的斗争实践。半年来，经过在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地的摸索尝试，都不是那么景气，如同昙花一现似的初开即逝。当前，敌我力量过分悬殊，根据地又屡遭敌人烧杀抢劫，人力物力都受到严重摧残，这种局面短时期也难以根据改变。因此，红二十五军是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还是实行新的战略转移，仍是个迫在眉睫的严重问题，亟需作出果断的决策！
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程子华传达中央军委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分析了鄂豫皖苏区两年来斗争形势的演变，认真讨论了今后行动大计。好在省委的两位核心人物，徐宝珊和吴焕先都直接参加了恢复和开辟两处边沿新区的斗争实践，从始至终尝到了其中的滋味，同时也意识到在老根据地边沿建立新区的艰难曲折，思想上已逐渐考虑成熟，都想急于摆脱这种困境，他们以为红：二十五军虽然还能够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但人力物力都得不到应有补充，红军本身也不易得到很大发展，难以恢复和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因此，省委成员一致认为，应该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率红二十五军实行远距离的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使红二十五军得以跳出困境，摆脱强敌，走上更加宽阔的发展道路。从此以后，红二十五军也就开始了长征的历程……出发前夕，鄂豫皖省委还曾给远在皖西北的高敬亭发出指示，决定以红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
与此同时，省委常委会议还就部队整编、领导成员的调整问题，以及对外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等重大事项，都作了酝酿决定。省委决定由党中央派来的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继续担任军政治委员；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
程子华不是省委成员，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并不知省委决定他当军长。他也是临危受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