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有十五个团，我们只有三个师加两个独立团，又受到苏家埠、韩摆渡两处敌人牵制。连日春雨连绵，淠河水涨，只有韩摆渡渡口可以徒涉，又被敌人控制。
万一打不垮敌人，我军就要背水作战，弄不好大家都要被赶到河里去！”
会场上气氛紧张。张国焘的话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将苏家埠、韩摆渡困了这么久，眼看桃子熟了，再将它们还给敌人，谁都有点不甘心。
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徐向前。
徐向前在沉思。张国焘不懂兵法，只看到事情的表面，没看到事情的深处。
“我不同意国焘同志的意见，”他说，“战役进展到今天，若我军不战而走，苏家埠、韩摆渡之围即解，厉式鼎、岳盛瑄必合兵一处，渡河向我皖西根据地进攻。
那时我们还是要打，根据地将会再遭蹂躏。而且，我军一旦西撤，士气必泄，再与敌交战，将处在被动地位，那时胜败就难说了！”
这番话十分有力。张国焘也胆怯地眯起了眼睛。会场气氛一变。
徐向前接着列举出了我军可以取胜的几个条件：“第一，除第七师外，厉式鼎带来的十二师、五十五师、五十七师都遭到过我军打击，士气不振；第二，敌远道而来，为疲惫之师，我军以迫待劳，以近待远，胜敌一筹；第三，苏家埠一带丘陵连绵，便于我军发挥野战、近战特长；第四，我军有群众支持，耳目灵通，敌人则两眼一抹黑；第五，我军连战连胜，士气正盛。”说到这里，徐向前加重了语气，“退到河西对于我军有数不利，留在河东有数利，我坚持认为应在河东迎敌！”
徐向前的分析令陈昌浩折服。在与会者中，他首先表态支持徐向前。
“好吧，那就在河东打！”张国焘十分勉强地说。
会议结束。徐向前、陈昌浩立即召开师团领导干部会议，重新调整部署。
“敌人多势众，我军必须尽最大可能集中兵力，与厉式鼎一战而决。方面军决定：红三十团单独围困苏家埠。红三十一团单独围困韩摆渡，其余部队全部用于打援。估计敌人会从合肥、六安方向前来，我命令：红七十三师在六安以西、樊通桥以东地区，构筑工事，担任正面阻击；红十师、红十一师各两个团布于左右两翼，伺机包抄歼敌；为引诱敌人进入我军预设战场，红七十三师要派一个营，与六安独立团一起，前出至陡拨河以东，设置阵地，佯做抵抗，诱敌深入。各部立即行动！”
指挥员们飞马而去！
徐向前并不是凭空在六安以西陡拨河西岸划出了一个歼敌战场。陡拨河本是条小河，但因连日春雨，河水高涨，已成一道天然屏障；陡拨河以西，是一片地形变化明显的山地，我军既可以顽强坚守，又可以灵活转入反击；而一旦我军大举反击过河的白军，陡拨河便又会使敌人无路可退，助我一臂之力。
4月30日夜，我军各打援部队全部进入陡拨河以西预设阵地。
5月贝日上午，红七十三师派出的诱敌部队在陡拨河以东与敌前锋第七师十九旅打响，顽强阻击了一阵之后，这支小部队边战边撤，乘船退到陡拨河以西。敌不知是计，紧紧跟随，利用各种器材，陆续过河，前锋向西逼近我七十三师阻击阵地。
只是已近天黑，敌人没有发起攻击。
2日凌晨，老天爷像是也要帮助红军取胜，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来，本已高涨的陡拨河水再次猛涨，河面之上汹涌澎湃，将过河的敌十九旅与后续部队隔为两处。至此敌十九旅虽孤军深入，却毫不介意，竟单独向我七十三师阵地发起了攻击。
我军正面阻击阵地上，旷继勋、刘英站在泥水没膝的堑壕里，沉着镇静地指挥部队依托工事，用密集火力向一次次攻上来的敌人展开猛烈打击。陡拨河西岸，枪炮轰呜，硝烟弥漫。
“同志们，沉住气，等敌人靠近再打，要节省子弹，一枪报销一个白狗子！”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斗志昂扬的旷继勋沿着堑壕来回走动，鼓舞战士们。
激烈的攻防战一直持续到中午，红七十三师阵地前，留下了大批敌尸。午后，敌攻势渐弱。
旷继勋觉得反击的时刻到了。
“刘英，你带二一七团从左翼出击，我带二一九团从右翼出击，二一八团坚守阵地。杀敌人一个回马枪！”
“好的！”刘英高兴地回答。
敌人正向后退却，两人各率一个团，突然从阵地上跃出，高举大刀长枪，向敌人发起了凶猛的反冲击。敌十九旅官兵在大雨泥泞中打了大半天仗，精疲力尽，被红军官兵奋力一冲，阵脚大乱，全线溃逃。
河西的先头旅向红军阵地发起进攻的同时，厉式鼎正在河东督促后续部队冒雨渡河，过了河的敌人听到前面杀声震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在指挥官催促下，仍继续向前拥，一时前后人马相撞，乱成一团。旷继勋、刘英率领部队一直杀至陡拨河边，敌人后退无路，落水无数，厉式鼎的先头旅不下半日，就被红七十三师歼灭大半。
厉式鼎冒雨站在东岸，望着河西战况，气得脸色发青，一叠声地命令炮兵隔河向红军阵地开炮轰击。旷继勋和刘英率部撤回阵地，加强工事，准备再战。
红军冲击部队的退却让厉式鼎十分高兴，他以为红军已经“大败”，下令炮兵进行延伸射击，掩护后续部队全部渡过陡拨河，并连续在河西抢占了老牛口、婆山岭两座高地，做为继续进攻的支撑点。他自己也在一大群参谋扈从陪同下过了河，站到了西岸的土地上。
“命令前卫，继续进攻！”
过河的敌人又向红七十三师阵地发起了整团整营的猛攻。我军阵地前，敌我间的厮杀进入了极残酷的状态。
红七十三师阵地左侧的山头上，一动不动地站着浑身湿透的徐向前，好像一尊雕塑。
战斗打响后，他一直以同一个姿势立在这里，紧张地用望远镜注视着战场局势的发展，同时等待着各方传来的情报。
下午3时，总部手枪营营长快步跑上山头。
“报告总指挥，敌人已全部过河！”
“情报属实？”徐向前严厉地问他。从黎明起，他就一直等待着这个消息。只有敌人全部过河，我军两翼部队才好开始行动。如果情报不准，歼灭战就可能打成击溃战，与厉式鼎的战斗就可能久拖不决，那是对红军十分不利的。
“报告总指挥，情况属实！”
徐向前的嘴角，掠过一丝别人察觉不到的颤动。“通知十师、十一师，开始行动！”他果断地下令。
手枪营长转身下山。
下午4时左右，接到反击命令的红十师两个团从六安城南，沿陡拨河西岸，迅速插向敌人右翼，红十一师两个团由战场西北的戚家桥、庙岗头，沿陡拨河岸迅速插向敌人左侧后。两路红军，如同两支利箭，一举完成了对河敌军的合围。等厉式鼎发现自己被大批红军抄了后路，红军已完全控制了河西，从三面向白军杀来。厉式鼎只得仓促调整部署，四面应战。
天依然下着大雨，白军在狭窄的地域内频繁调动，一片混乱。红十一师师长王树声见敌人正试图以老牛口、婆山岭为支撑点顽抗，及时命令红三十三团向这两座山头发起猛攻。该团团长吴云山，山东博山人，全军数得着的一员猛将，他和团政委李先念各率一路精兵，只一个冲锋就将它们拿了下来。
先去了这两个支撑点，厉式鼎两万人马全部拥挤在一条狭窄的田冲里，进退失据，原地打转。
最后解决战斗的时候到了。
“号兵，吹总攻击号！”徐向前说。
总攻的号音响起来。三路红军加上前来参战的六安独立团和当地赤卫军，吼声如潮，惊天动地，杀向敌群，将白军分割成一个个小集团。红军猛将旷继勋率红七十三师一马当先，冲进敌人纵深，一直打到厉式鼎的临时指挥所，枪口直逼厉式鼎的前胸。上任只有十余日的“皖西剿匪总指挥”厉式鼎，比他的许多士兵更早举起了双手。
“我是厉式鼎，请贵军不要杀我！”他哆哆嗦嗦地说。
“厉式鼎被活捉了！厉式鼎投降了！”红军战士欢呼起来。这欢呼声迅速在战场上传播着，鼓舞了红军官兵的斗志，瓦解了白军官兵的士气。黄昏时分，两万多白军除部分被歼、极少数冒死渡河逃走外，全部放下武器。满山满谷，到处都是俘虏，被缴获的武器弹药与厉式鼎的军需辎重堆积如山。
皖西“剿共”总司令厉式鼎有来无回，全军覆没，绝望中的苏家埠、韩摆渡守敌军心崩溃，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情况下，无条件投降了。
5月8日，于苏家埠“新安会馆”前广场上举行了受降仪式，一队队白军士兵，扛着十支一捆的枪支进入广场，按照红军规定，将枪械分类摆在地上，营以上军官列队站立于红十师师部门前屋檐下。这时，一队队慰劳队，敲锣打鼓，抬着猪肉，挑着鸡和鸡蛋，担着挂面、红糖、糍粑、大枣，用皖西最隆重的礼仪：上面覆盖着大红纸，来慰劳红军将士。一队队赤卫队、少先队员把红军验收后的枪械送往红十师经理处和五区苏维埃政府。广场上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热闹非常。
皖西老人说，我们一回到五区苏维埃政府一看，十几间房子里都堆满了枪支、弹药。屋里屋外，屋前屋后，到处都是俘虏兵。第二天，陈调元派出一架飞机来侦察，又于莲花庵被红军打了下来。后来我们知道这次战斗共歼敌十九个团零二个警备旅，三万多人。内击毙、击伤敌军共一万余人，生俘两万人，缴获步枪一万六千余支，手提式驳壳枪一千余支，机枪二百五十挺，山炮四门、迫击炮四十门，无线电台五部，击落飞机一架。取得了鄂豫皖苏区的空前大胜利。
皖西北道区、六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受降地点召开祝捷大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5月23日发来贺电：“苏家埠战役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以无限兴奋。”
就在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一个身条瘦长的市民模样的人，溜出了苏家埠的东栅门，逃到了马家庵，藏在一块玉米地里。太阳落山时，他从玉米地里贼头贼脑地向外探望，被五区赤卫队的一个女战士发现了。
这个家伙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国民党六安县独立团团长外号小和尚程清。
“来人啦！”女战士一声呼喊，赤卫队、少先队员手拿钢叉、大刀纷纷来到地头，将玉米地团团围住，当即将程清捕获。不久，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政府在苏家埠召开公审大会，将罪大恶极的程清枪决。
1931年正正月到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利用周围苏区的国民党军队暂时转入守势的良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高昂的斗志，先后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演光四大战役。潢（川）光（山）之战，紧接苏家埠大捷之后，6月11日至16日，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回兵豫南，取得的又一场重大胜利。歼敌八个团，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七千余支。至此，我军共歼敌六万余，其中成建制被歼的白军达四十个团之多。这是鄂豫皖红军史上的空前大捷，徐向前军事生涯的辉煌篇章。
******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即被粉碎。四大战役的胜利，带来了红军和根据地的急速扩大。潢光战役结束时，鄂豫皖苏区已有正规红军四万五千，地方武装二十万，根据地面积扩大到四万平方公里，有人口三百五十余万，县级政权二十六个。鄂豫皖苏区由此进入极盛时期，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能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战役的辉煌胜利，绝非张国焘个人“领导正确”，也绝非张国焘等人所谓镇压许继慎等大批“改组派”的结果，而是在我党的正确领导下，红四方面军总部适时抓住了战机，使用正确战术，尤其是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全力支持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