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工伤,在工作的时候手指被那个什么机器搅了进去。手指头断了根,可单位不赔钱。”
“是不是被碎纸机弄的?”我问。
“好像是,就是专门把纸放里面的,结果他把手指头伸进去了,你夏叔叔在家着急呢。”
我脸上有些掩不住的喜悦,夏茜的报应总算来了,这下又报应到自家男人身上。
沈律师走过来,看出了我的喜悦,他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有这么高兴吗?人家遭殃了,难不成你还多长两斤肉?”
这样,沈律师就主动接了这案子。没多久,夏茜就满脸堆笑地跑来,对我说:“我来接惠阿姨回去。”
我说:“不用了。”
夏茜长得像她妈妈,脸宽骨骼大,她站在门口,就能把我家门给堵得满满当当的。她有些难为情地说:“你还惦记着我小时候欺负你呀?”
我说:“没有,我惦记着你欺负我妈。”
“我要还欺负她,还接她回去吗?”我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夏茜走了,她站在门口说:“我现在变了,真变了。”
我不理她,她爱走不走,反正屋子门是敞着的。夏茜客客气气地走了。沈律师还在一旁不当回事地说:“人都会犯错误,不是么?你还纠结个没完?”
母亲在家住的日子,夏叔叔三天两天地来看她,有时候是天天来。夏叔叔陪她聊天,也专门带些菜来为她煮饭,夏叔叔专煮些虾啊鱼啊,高蛋白的东西,母亲的体重就直线上升。母亲的生活,说话的态度,都随着夏叔叔的到来,彻底变了个模样。
她有时聊高兴了,语言就特别活跃。
“你看我长胖了,唉,你知道什么减肥的方吗?”母亲问我。
“减什么减,再减就出病了。老年人胖点好,瘦才不好呢。”夏叔叔说。
“唉,胖了不好看。”母亲说。
“胖了才好看,瘦的话,皮肤一松弛,皮子就在骨头上搭着,多难看。胖才能绷起来。”夏叔叔说。
“今年棉花又涨了。”母亲说。
“这个女娃娃怎么哭了呢?哎呀,那个男的不喜欢她了。”她在一瞬间,神色失望地说。
“电视里演的是假的,你别当真。”
“可我看着心疼。”
有时,她问我:“你们做医生不怕么?”她指的是怕不怕血。
“不怕。”
“现在,流产手术怎么做?”她问。
“打麻药。”
“麻药,是不是打了那针就睡过去了。不知道疼吗?”
我说:“应该不疼,我没见病人叫唤过。”
“哦,那就好。以前我们那阵子流产,是硬来呀,拿刀子往子宫里刮。”她说,“现在你们这一代可享福了,孩子爱要不要,做了就是,也不疼。”
我怎么就想不出为什么流产成了“享福”了。
“以前我们流产啊,还得下地干活,哪像你们这样保养,不能碰的我们都碰过了。”
没过多久,夏叔叔又来了,他是来接母亲回去的,并且再次说:“遥遥,你这次帮了夏茜的忙,她心里记着呢,我保证,保证夏茜以后不会再欺负你妈妈。”
夏叔叔一脸的诚恳,这让我犹疑不决,我暗中看了看母亲的表情,她没有说话,装作不当回事一样,坐在沙发上低头织着毛衣,显然他俩是已经商量过了,这会儿让夏叔叔来开口征求我的意见。此时,沈律师走过来说:“去吧,去吧,让夏叔叔三天两头地跑,跑着也累。”
20
第二年春天,我怀孕了。
夏茜来看我,与其说是来看我,不如说是来讨好我。自从沈律师给她老公打赢那场官司后,她就获得了一笔巨额的赔款,她现在再不用打铁了,不是她吃不下那苦,主要是老街在发展,没市场,十天半月都接不了一桩活,于是,她就和她老公在自家一楼,开了家杂货店,卖些酱油蜡烛零食之类的。
她时常来看我,我不太理她,她就跟沈律师拉家常、套近乎。夏茜凭借自己超丰富的想象力和沈律师在客厅交谈,他们谈新闻,聊火山,谈远古,谈外星人。遇上她谈不下来的话题,她就一本正经地坐着提问,活像个记者,一个劲地点头:“嗯,嗯,然后呢?后来呢?你的建议呢?为什么你这样认为呢?”夏茜的奉承与谄媚是我最恨的,就听见客厅里,他俩叽叽呱呱的,同时我又发现他们俩坐那里,像一对兄妹,两人笑起来,那大瓣大瓣的牙齿和圆嘟嘟的脸,像一个娘胎出来的。
沈律师又是个特别好说话的人,谁都能跟他聊一块,他俩就在客厅你一言我一语的,有时候夏茜说得开心了,就在屋子里哈哈大笑,她笑得很忘形,我在书房瞅她,越看她越不像个女人,倒像是沈律师的兄弟。
夏茜每次走的时候,都会非常礼貌地跟我打招呼,即使我不应她,她也会招呼我。现在,她不再称呼我“小西施”,也不管我叫“遥遥”,她给了我一个新的称呼,这个称呼让我哭笑不得,她站在门前,有礼有节地说:“沈夫人,我先走了,有空你也上我们家玩。”
这天夏茜准备要起身回去,然后看见我在里屋笨手笨脚地织毛衣,她走上来说:“你妈妈会织毛衣,现在人工的很少啦,要不你回去跟你妈妈学学,否则失传了,你要学会了,就去申请个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什么的,说不定行呢!”算了,申请什么遗产就算了,不过是该跟母亲学学织毛衣。于是我给母亲打电话,说:“妈,我想回来住些日子,你教我织毛衣、带孩子。”她在电话那头,说:“好!好!”
这多么年,北碚城整天都在建新房,北碚城的上空经常“叮当叮当”的,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一座座拔地而起,但偏岩古镇没有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依然在“一四七”赶着场。镇上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那些老太太老头们时常坐在门槛上,他们三三两两地坐着,聊天,刺绣。
回到小镇,小镇比以前热闹多了,有的房屋已经被租赁出去,他们随着子女的外迁进了城,住上了新房子,于是就把老街的房屋租赁给外来的生意人,这些生意人为小镇带来更多的商业味道,石板路两旁弥漫着商业的气息,旅游用的帽子,花花绿绿的裙子,千姿百态的根雕,还有些写毛笔字的“书法家”们,也来此附庸风雅,充分利用小镇的文化,来卖他们的字画。有的商人为了卖煮熟的花生,就做一个精美的牌匾,上面杜撰些典故,为了让典故更加逼真,他就在上面写着:“老太婆花生,源自1928……当年红军来此,对老太婆花生赞不绝口,由此在小镇上红火了几年,后来南下广东,因不符合当地人口味,创业失败,后于1932年回偏岩小镇,再次创业,又遇战乱……后台湾、香港等多个地区人士出巨资欲购买老太婆花生配方,都被我家族委婉拒绝……”有的房屋上,古老的砖瓦上挂着空调,挂着LED,挂着三角旗,药店、酒吧、手工坊、超市、奶茶屋,小镇顿时变得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母亲没有搬,她愿意和夏叔叔住老街上,夏叔叔请人做了一块牌匾,上面刻着四个大字“童叟无欺”。她问我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不缺斤少两的意思,于是她就同意了,把牌匾立在进屋处最显眼的位置,放酒坛上,她现在已经不经营饭馆了,专卖酒,有生意就做,没生意的时候,就和夏叔叔在街上溜达,到河边散步。
母亲坐在我的左边,她在阳光下做被子,一颗一寸长的大针扎进去,她用顶子把针顶下去,又捏着针出来。现在母亲老了,她眼角有很深的皱纹,比以前的更多了些,双手也有了老年斑,但是她的皮肤依旧很白。
她缝了会儿被子,就上楼找老花眼镜,她不再是曾经“噌噌噌”,而是缓慢地一步一步,把腿往上抬。她现在穿布鞋了,个子矮了些,走路声响也不大,她走路的节奏又是那样慢。
她上楼后,我坐在门槛上看外面,太阳又把小镇的青石路照得发银光。我又回头看屋子,屋子里空空荡荡的,先前的那些吃饭用的桌椅都移出去了,夏叔叔预订的沙发还没送来,所以只有门口摆了几口缸子酒。
时间过得真快啊,真记不得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些年,那阵子,她年轻的时候,她在楼下忙碌,拴上围裙,戴上袖套,一个人在厨房掌厨、搬酒、切菜,她做事是那样麻利,在屋里忙前忙后的,走路的步子也快,冬天大冷天的,还在河边洗羊肉、洗衣服,蹲在后屋的石头边上“刷刷刷”的,那阵子她刷衣服、刷羊肚,我在阁楼上能听得很清楚,她上楼,踩着粗木板,“嘎吱嘎吱”的,虽然家务多,但她也抽空打扮,每次做完饭菜,把厨房收拾得规规矩矩的,洗手、洗脸,也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她手里拿了副老花眼镜,又下了楼,我观察她下楼的样子,她扶着木栏,一步一步地走下来,脚下的木板声音,比以前小声多了。她戴上眼镜后,继续低头缝针。她说:“黑水滩旁边有棵夫妻树,前几天有好几对新人在那里拍结婚照,你啥时候拍?”
我说:“你不说不灵验吗?”
她说:“是不灵验,以前你爸爸就在那棵树下跟我说,他说他回来,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也没回来,大概是到城里享福去了。”
我说:“哦。”原来是这样,难怪她心里老是惦念着那夫妻树。
“你爸以前是知青咧,人长得俊,又能干活,你爸就在那树下口口声声地跟我说,说他要回来,要回来,起初那两年吧,我还盼盼,后来我是彻底不盼了,拉倒吧,早把我们娘儿俩忘完了,换做是我,我也去城里享福了。”她说。
“唉,后来你爸走了,要能把他盼回来,那也是太遥远太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就给你起名叫遥遥。”她语气战栗地说。
我说:“哦。”原来这样,难怪是遥远的“遥”,不是“瑶”。
“你是老四啦,跟你爸好的时候,我怀过三个,都因为顾你爸的面子,给做了,那时候做完孩子,真惨啊,不能让别人知道,还挺着身子去干活,冬天那么冷,饭馆还得开,我还扛一百多斤羊肉回来,拿冷水里解冻。该忌讳的,都没忌讳下来。”她说。
她落泪了,我不禁感到四肢酥麻,内心颤抖,许久后,我轻拂着她的肩,说:“妈,别哭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
我还是坐在她右边,她擦完眼泪,又哭又笑地说:“我哭什么,不哭了。现在你夏叔叔对我挺好的。”她继续低头缝被子。
她又问我:“你跟妈说实话,你有妇科病没?”
我“啊”了声,这也太直白了,我说:“没有。”
她说:“女人不容易,要注意身子啊,别遮遮掩掩的,有就上医院看去,女人这些病拖不得。”
我说:“我是医生,哪来?”
她笑了,说:“还好你学医的,那阵子我妇科病厉害,没钱上医院,只能洗,脏了就洗,天天洗。”
我脑海里又想起很多年前,她和夏叔叔的那事。那个夜晚的阴影不时涌来,又倏忽散去。我不禁想起时下的一句流行语:“赵四小姐去找张学良,去一年,是奸情,去三年,是偷情,去三十年,是千古爱情。”
想到这里,我不禁脸红了,我真卑鄙。对不起,母亲,我再次亵渎了你。可这一次,绝对不是恶意的。希望你能明白年轻人的语言,希望你不要责怪我的童年与少年,那时候,我无数次地内心发狂,发狂地想把那些事从你身上扯下来,而它却像魔鬼一样地附在你身上,也附在我脑海里。
我恍然想起一个天大的事,我说:“妈,你生日是多久呢?”
她说:“正月初一。”
哦!我同她生活了近三十年,竟然没见她给自己过次生日。我又回想着往年初一是怎么过的,没怎么过,就是屋子里冰冷得很,没有人来看望我们。一辈子,阁楼上,只有两个女人的气味。
我说:“今年我和夏叔叔给你过生日好吗?我们去买鞭炮。”
她说:“好!”
住上几日,我该学的也差不多学会了。沈律师便打电话来接我。母亲和夏叔叔来送我们,母亲和夏叔叔走前头,我和丈夫走后面,我们上船后,母亲一边跟我们挥手一边还跟夏叔叔聊天:“一会儿我们去买点萝卜回去,泡坛子里。”
夏叔叔说:“好。”
母亲又朝我挥手,挥两下又说:“泡好了给夏茜也送点去。”
夏叔叔说:“行。”
母亲继续挥手,继续说:“那泡白萝卜好还是红萝卜呢?”
夏叔叔说:“各自都泡些。”
母亲说:“不好,要混色。”
“要不装两坛子,一边红萝卜,一边白萝卜”。
……
船开了,桨声一浪接着一浪,淹没了他们的说话声,我看见浅水里的沙,还有鹅卵石,在水浪里清澈得很。
等我们走到对岸的时候,我和丈夫沿着江边走,她和夏叔叔也沿着江边走,我们在右岸走,他们在左岸走。夕阳西下,河面红瑟瑟的一片,他们在河的那岸,边走边聊,边看我们,无拘无束,宁静淡泊,我估计他们应该还在说萝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