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文学”论战中，郁达夫紧紧站在鲁迅一边，协助他有力地回击脱离实际、空喊口号的错误论调。
1927年8月，郁达夫在为《达夫全集》第二卷《鸡肋集》作的“题辞”中写道： 1926年年底，迁回上海，闲居了半年，看了些愈来愈险的军阀的阴谋，尝了些叛我而去的朋友亲信的苦味，本来是应该一沉到底，不去做和尚，也该沉大江的了，可是这前后却得到了一种外来的助力，把我的灵魂，把我的肉体，全部都救度了。对于这助力的感谢，我很想不以笔墨来铭记，我很想以后半生的行为思想来表彰，现在可以不必说，总之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我现在似乎得到了光明的去路了。这“外来的助力”，指的便是王映霞对他的爱情。
1927年上半年，郁达夫思想上、精神上存在着严重的危机。社会形势的突变，环境的恶劣，朋友间的冲突，都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以他敏感脆弱的个性，是很难摆脱苦闷和悲愤的。但他却没有消沉下去，反而坚强地振作起来。
他在4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 蒋介石居然和左派分裂了，南京成立了他个人的政府，有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帮他的忙。可恨的右派，使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得不中途停止了。以后我要奋斗，要为国家而奋斗，我也不甘自暴自弃了。
奋斗的初步，我想先翻译一两部思想新彻的书，以后如有机会，也不妨做实际的革命工作。郁达夫不甘自暴自弃，要为国家奋斗，其重要动力便来自王映霞。王映霞的爱情，抚慰了他那颗伤残的心，使他获得了新生的勇气和力量。
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正式订婚。四十多位亲朋好友前来喝“喜酒”。在当时社会里，男女双方在相识后要确定关系，须举行订婚仪式。双方主要亲友都要到场赴宴，以示郑重其事。达夫的二哥养吾专程赶来，作为郁家的主婚人。七十五岁高龄的王二南老先生则作为王家的主婚人。孙百刚的妻子掌华，则算作男女两家的共同介绍人。场面热闹非凡，有好几人喝醉。
这样，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约关系，在亲友面前正式公开了。
订完婚后，达夫回到了上海。
此时的上海，已取代北京的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大批文化人云集上海，掀开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极为光彩的一幕。
1927年10月3日，鲁迅辗转来到上海，和许广平一起，住在东横滨路景云里。
鲁迅的到来，使郁达夫深受鼓舞。
10月6日下午，达夫带着王映霞前往大世界附近的共和旅馆，看望鲁迅夫妇。
他们已经有两年多未曾谋面了。上次会面还是在故都北京。此后，达夫去了武昌、上海、广州。鲁迅也于1926年8月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四个多月后，又来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授。而这时，达夫则刚刚辞去中大的教职，到上海去了，两人未能在广州会面。
见到达夫和王映霞进来，鲁迅立即起身迎接。他穿着一件灰旧夹袍，用浓重的绍兴口音，热情地和达夫打招呼。
达夫把王映霞作了介绍：“这位是密斯王。”
鲁迅忙与她亲切握手，并且把许广平拉过来，说：“这位是密斯许。”
两位同乡老朋友天南海北地交谈起来。鲁迅详细地介绍了他在广州的情况，而这，正是达夫所关心的。
鲁迅在中山大学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每天忙于工作。他是怀抱希望而来的，但来了以后，发现广州革命斗争形势异常复杂，右派势力蠢蠢欲动。在中大的开学典礼上，他告诫学生：“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他提醒青年注意：“念书固可以念得革命，使他有清晰的、二十世纪的新见解。但，也可以念成不革命，念成反革命。”他鼓励青年学生向旧制度、旧习惯、旧思想猛烈开火。
鲁迅来广州，还有个想法，准备和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统一战线。因此，他一到广州，便访问创造社广州分部。可惜，郭沫若已参加北伐去了，其他许多人也相继离开了广州。联合之事，就此搁浅，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大憾事。
继“四一二”政变之后，4月15日，广州的反动军警对革命团体突然袭击。中山大学也遭到大搜捕。广州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这一天，二千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其中有鲁迅的得意门生毕磊等。
鲁迅不顾个人安危，积极组织营救工作。但营救未起作用，不断传来革命者牺牲的消息。毕磊也牺牲了。他经受住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最后，反动派用铁链锁住手脚，装入麻袋，把他投进了汹涌的珠江。
鲁迅怒不可遏，彻夜不寐。他深深思考着这比“三一八”惨案还要惨烈得多的历史大悲剧，总结着革命失败的教训。国民党的大屠杀促使他下定决心辞职。校方极力挽留，无奈鲁迅去意已决，最后只得准允辞职。
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后，鲁迅在广州闲居。反动势力时刻在窥视他，准备罗织罪名予以打击。而鲁迅非常沉着，在白云楼上继续住下去，编辑《野草》、《朝花夕拾》等旧稿，整理《小约翰》等译文。
他对达夫说道：
“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哪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以压迫。”
他还讲了一件趣事：
“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的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
在广州闲住了半年之后，反动势力的注意力有点松懈了。鲁迅乘其不备，迅速整理行囊，离开了广州。
达夫听得入了神。对于鲁迅的斗争精神和斗争策略，他是非常钦佩的。
鲁迅则向达夫了解有关上海文艺界的情况。达夫扼要地作了介绍。彼此谈得很投机。
将近黄昏时，四个人一同坐车去四马路全家福饭店。这天晚上，由北新书局的李小峰出面为鲁迅接风。作陪的除了达夫和王映霞外，还有潘梓年、许钦文、孙伏园、周建人等。
第二天，达夫又去鲁迅住所拜访。两人谈到了当年在北京未能实施的联合选辑青年作家作品的计划，都觉得有必要加强合作。中午，达夫在六合馆宴请鲁迅和许广平。
此后，达夫和鲁迅时相往来。他们的友谊越来越深厚。
当时，鲁迅负责编辑《语丝》周刊。这份刊物自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以来，一直发挥着战斗的作用。鲁迅有许多杂文都发表在《语丝》上。1927年10月，《语丝》被直系军阀张作霖查禁。12月，鲁迅把它移到上海出版，并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很大改革，进一步增强了战斗性。鲁迅时常向达夫邀稿。达夫则每求必应，相继在《语丝》上发表了《哈提翁之意见零拾》、《哈提翁为什么不写戏剧》、《文人手淫》、《通信》、《革命广告》、《讨钱称臣考》等杂文、译文。
《奔流》更是达夫和鲁迅的友谊的结晶。
经过几个月的筹划，1928年6月20日，鲁迅和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创刊。这份刊物偏重翻译，旨在介绍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和作品。创刊号上，发表了郁达夫的译作《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以后，他陆续翻译介绍各国的进步文学，共在《奔流》上发表八篇译文和二篇散文。《奔流》共出十五期，至1929年12月停刊。
而鲁迅，也在《奔流》上发表了大量作品。他系统地译介革命文学的理论和作品，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了深刻的认识。他通过自己扎扎实实的工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郁达夫对此作了高度评价：
“当编《奔流》的这一段时期，我以为是鲁迅的一生之中，对中国文艺影响最大的一个转变时期。”①
在与鲁迅合编《奔流》的同时，郁达夫又主编了《大众文艺》月刊。
“大众文艺”，是郁达夫一向很热心的。他曾经写过《农民文艺的提倡》、《农民文艺的实质》等文学论文，积极提倡“泥土的文艺”、“大地的文艺”，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体验民众的生活，写出生气勃勃的具有浓郁泥土气息的作品。
1928年9月20日，《大众文艺》创刊。
在创刊号上，达夫为“大众文艺”释名： “大众文艺”这一个名字，取自日本目下正在流行的所谓“大众小说”。日本的所谓“大众小说”，是指那些低级的迎合一般社会心理的通俗恋爱或武侠小说等而言。现在我们所借用的这个名字，范围可没有把它限得那么狭。我们的意思，以为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并不能如有些人之所说，应该将它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的。更不能创立出一个新名词来，向政府去登录，而将文艺作为一团体或几个人的专卖特许的商品。②《大众文艺》以文艺大众化为宗旨，努力从取材、技巧和语言等方面来造就适合大众欣赏的文学。鲁迅对这一刊物给予热情支持，他将《贵家妇女》、《农夫》、《十月》等译文送去发表，以壮声威。
1928年年初，鲁迅被卷进一场始所未料的空前的论战之中。创造社和新近成立的太阳社联手，对鲁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
1928年1月，创造社主编的《文化批判》创刊。成仿吾在《祝词》中提出要对历史算一笔总帐。后起之秀冯乃超粉墨登场，在创刊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这篇文章公开点名批判了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人，认为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
紧接着，李初梨在《文化批判》第二期上，发表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指责鲁迅是“有闲阶级”，他的文学是“以趣为中心的文艺”。
太阳社的主要成员钱杏邨发表了《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长文，认为鲁迅已经过时，已成为现代社会的落后文化力量的代表，《阿Q正传》的思想和技巧随着阿Q一同死亡了。
成仿吾在《毕竟“醉眼陶然”罢了》一文中，把鲁迅比作堂·吉诃德，说鲁迅“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
叶灵凤画了一幅讽刺鲁迅的漫画，并作了这样的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成绩，躲在酒缸后面，挥着他的‘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这些文章已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对鲁迅上纲上线，进行人身攻击。
其中，攻击最烈的要推郭沫若化名杜荃写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文章在作了一番“分析”后，有如下结语： 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
他是资产阶级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大革命失败后，左翼文人聚集上海，他们在苏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日本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但是，他们对中国的革命实际缺乏应有的认识，并未真正懂得革命与文学的关系。他们简单地用苏俄的理论对中国实际生搬硬套，错误地将鲁迅作为“革命文学”的头号斗争对象。
面对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集团进攻，鲁迅沉着应战，相继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学的阶级性》等文章，予以辩驳。他批评了左倾错误在文艺工作中的影响，辩证地阐明了革命与文艺的关系，论述了革命文学的内涵，揭露了文坛上宗派主义的危害。
这场论战，促使了鲁迅思想的转变。他说：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纠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在这场论战中，郁达夫是紧紧站在鲁迅一边的。他协助鲁迅予以有力的回击，批评了那些脱离中国实际、空喊“革命文学”口号的错误论调。
他们的友谊在共同的战斗中不断巩固。
论战过后，郁达夫针对“醉眼朦胧”之类否定鲁迅的论调，写了一首诗，嘲讽了这一批犯有“左”倾幼稚病的青年作家，对鲁迅的文学成就予以高度评价： 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