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外资，筑路开矿
1904年4月，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一文中，严复指出中西政治的根本差异在于体制不同，贫富弱强都是由体制决定的。如果不从根本上下手，对于国事毫无补益。但是严复并不主张马上改变政治体制，因为眼前有个“大患”要优先解决：“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
严复认为清末的一切弊病，如民智未开、民力不奋、污秽不蠲、作伪售欺、瘟疫流行、盗贼泛滥、官吏贪婪、兵卒怯弱、人民没有爱国心等等，都是由贫穷引起的。因此，“居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
平心而论，严复把一切弊病归因于贫穷，显然夸大其辞。例如上述弊病的最后四项，虽与贫穷有一定关系，却无论如何不能把贫穷说成根本原因，因而也决不是“疗贫”所能解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考虑到庚子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和破坏，考虑到《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的赔款负担，那么严复把“疗贫”作为当务之急，应当说不无道理。问题在于，“救贫之方”在哪里呢？严复认为，农、工、商三业见效甚缓，不如从路矿下手：“今日救贫之大经……其要在路矿。吾之为路矿，将以富用路矿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矿者也。”
实际上，早在1902年的《路矿议》中，严复已经提出了开路矿的主张。他举出外国为例，说明铁路能够带动一国经济全面发展。至于中国，正因为铁路少得可怜，影响到商业不发达，冶铁业不兴旺：“盖铁路如人身之脉络。……无铁路，则邦国之利源不广，而贫弱之患兴。……必求富强，其要著发端，在开铁路。铁路开，则诸矿业至于一切制造树艺之事，将相随以自生。”
就在这篇文章中，严复提出了兴办路矿的许多注意事项，还为路矿总局筹拟了机构设置和庶务章程。要点如下：（1）提倡商办。“此事必以商办为正宗”，“而股份则杂华洋而兼收之”。
（2）外资先行。中国殷实商民对于投资铁路建设心存疑虑，“必不肯出莫大之母财（资本）”。“故其集股也，法必以洋商之成本倡其先，而后国中商民信之，其股份乃可以踵至”。
（3）官方政策“宜以宽大而无诈虞为宗，于中外开瀹利源、张皇商业之人，必不可以歧视”。
（4）“路矿之机器材料，不可不力求其自供”。
（5）路矿总局应当早定规章。但是各路各矿情况不同，制定规章时不可一刀切。
（6）路矿总局人员设置要精简。建议设洋参议一员，由外国著名工程师担任，利用他的专业知识为路矿大臣当好参谋。这样，中国僚属就无须很多。
（7）中外商民探路探矿时，“听其自请于其地之州县官”。州县官负责保护，但“不准索费”，并应将踩勘处所报明总局。
（8）当商民公司请办路矿时，各省藩司应秉公审批。“惟于一种商民，声称公司而力量声名均无足道”，企图“冒得利权，以之转售他主，从中要利”，则应小心提防。
（9）干路国有，公司承包。严复指出，铁路可分两种，一种叫干路，一种叫支路。干路“为全国交通之经首”，“乃国家公产，其营造不宜稽延”。经费难筹，可以发行公债；工程浩大，可以承包给公司。具体办法是：造路成本由公司招集，国家担保，并由总局派人监理，因而相当于公债。公债长年计息，但是利息不得超过五分。干路通车10年后开始还本，分40年还清。所还本利从该路当年收入中开支。每年的纯利润原则上归国家所有，但抽出一定比例作为公司的酬劳。50年期满时，干路无条件收归国有。
（10）支路“当任商民之自为，畀以自由，而予之以保护之实益”。公司自筹资本，国家不为它担保。通车一年后，从每年的赢利中先扣除养路费，余利的十分之一上交给路矿总局。还本之法模仿干路。50年期满时，国家具价收购支路的铁轨、车辆等。
（11）“总局设天下铁轨会议处于京师”，每年集会两次，制订章程法令。
（12）矿政从宽。当商民还在筹本探矿阶段时，国家不必过问；当商民申请开矿时，路矿总局酌情准驳。关于征税，腴矿征收每年出产的十分之一，同时免去各关卡的税厘。次一等的矿免交厘捐，但要完纳海关正税。承包矿山以50年为期，期满则其矿为国家之公产。
（13）国家应当保护公司，尊重外国工程师。
（14）中国土地辽阔，各省路矿不宜同时并举，可在一省先行试验。
（15）直隶省有利条件比较多，“路矿总局之所经营，自应即近畿为基础。已成之路，急宜推广”。
停铸铜元，整顿币制
1900年李鸿章总督两广，看到香港盛行仙士钱，从中受到启发，奏请自铸铜元。次年冬，朝廷命令沿江沿海各省仿造，数年后充斥市场。严复预见到清政府滥发铜元的种种危害，就在1906年3月发表专题论文《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呼吁整顿，设法补救。
该文首先回顾中国古代圜法（货币制度）的特点，是以铜钱为本位。其次揭示晚清市场上出现的两个新现象：一是银价下跌；二是银元流通。前者由世界上白银总量增加而引起，后者则是因为使用方便。接着指出中国币制发展的两大必然趋势：（1）银元将取代铜钱和纹银，成为最主要的流通货币。“虽国不自造，民犹将假他人之所造而流通之，即有禁令，终无益耳。”（2）银本位制将改成金本位制：“自通商以来，吾国交易中已成银为本位之局……更使吾国他日商务盛于今者数倍，则用银又为不便，而其势必趋于用金。”
怎样挽救铜元充斥必将引发的社会危机？严复主张双管齐下：一方面停铸铜元；一方面制订“法偿之限”。“总之，吾国今日之铜元……必宜停铸，更不宜昼夜兼工赶铸。而所流转民间者，宜照各国所为，急立法偿之限，半元而外，法必用银。”
此处所谓“法偿之限”，实即模仿英国便士（铜币）的使用规定。当任何人需要支付半银元以上的货币时，支付方必须使用银元或银两，由收银方找零。所找零钱当然是铜元或铜钱，且其币值不会超过半银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钻空子，即如上文所述用1万个铜元去偿还100银元的债务的那种情况，同时还可限制铜元的流通数量，从而间接限制铜元的铸造量和发行量。不过这样一来，督抚们所能捞到的油水也就不多了。“此虽于民稍苏，而于选发铜元者，其利隘矣。”这说明严复已经预见到，督抚们将成为这种挽救之术的反对者。
严复还探讨了自铸铜元政策失误的原因。他指出：“为政者本无爱国救时之实心，所营营者，不过己之名位与利禄耳。再则就令用意出于公忠，而不学无术、虑事褊浅之材，必不足以膺今日之艰钜，遂令吾国如陷淖之驷，每动愈深。”
由此可见，在严复心目中，官员们素质太差，正是清末一系列新政策连连失误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