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代以前的思想，我们现在固然得不到完全可靠的参考书，然而我们信认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而他们又确是一些合理主义的思想家，他们所说的不能认为全无根据。他们同以三代以前为思想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老子与庄子尤极端反对三代之宗教的思想，憧憬于三代以前之自由思想与自然哲学，而奉为自己的学说之根底。所以我们纵疑伏羲神农等之存在，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时代的思想为一些断片散见于诸子百家，我们怎么也不能否定。我们研究希腊哲学而认Thales，Pythagoras，Heraclitos等之存在，然而这些学者的完全的著述早已经莫由寻觅了。关于他们，我们所能知道的，亦不过一些后人的传说与断片的学说而已。像不能因为没有完全的著述，便把这些希腊的学者抹杀了一般，我们怎么也不能由中国思想史上把三代以前的这一时代的存在轻轻看过了。
三代以前的思想，就我们所知，确与希腊哲学之起源相似。在我们的原始的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把宇宙的实体这个问题深深考察过了。“易”这个观念，好像便是这最先的一个。据列子的天瑞篇与易传，则“易”为无际限的，超越感觉的，变化无极的，浑沦的宇宙之实体。万物由“易”来，仍往“易”归去。这种思想到了后来的有炎氏（神农）更加进化，至以音乐喻他，赞美他为天乐，“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宇宙，包裹六极。”于是以智的作用由自然抽象出来的观念，渐为憧憬的情热之色彩所美化，以至于渐渐神化而生出种种宗教的仪式出来。我们只要一读尚书之帝典与皋陶谟，便可以知道那时候原始的宗教之肖影与“上帝”的观念之为何物。那时候，一切的山川草木都被认为神的化身，人亦被认为与神同体。
然而这种素朴的本体观与原始的自然神教，一至三代，便全然改变，好像有异国文明侵入来了的样子。在三代，神是人形而超在的。灵魂不灭之说，与祖宗崇拜之习显现出来，吉凶龟卜等之迷信观念，如黑潮汹涌，卒至横占了千年以上的时日。这时代的思想，现于洪范之中，最是系统的。那时候，国家是神权之表现，行政者是神之代表者。一切的伦理思想也是他律的，新定了无数的礼法之形式，个人的自由完全被束缚了。我们想仿着西洋的历史家，称这时期为“黑暗时代”。
千有余年的黑暗之后，到了周之中叶，便于政治上与思想上都起了剧烈的动摇。一时以真的民众之力打倒王政，而热烈的诗人更疑到神的存在起来了。雄浑的鸡鸣之后，革命思想家老子便如太阳一般升出。他把三代的迷信思想全盘破坏，极端咒咀他律的伦理说，把人格神的观念连根都拔出来，而代之以“道”之观念。他说：“道”先天地而混然存在，目不能见，耳不能闻，超越一切的感觉而绝去名言，如“无”，而实非真无。这“道”便是宇宙之实在。宇宙万有的生灭，皆是“道”的作用之表现，道是无目的地在作用着。试看天空！那里日月巡环，云雨升降，丝毫没有目的。试观大地！他在司掌一切生物之发育与生长，没有什么目的。我们做人的也应当是这样！我们要不怀什么目的去做一切的事！人类的精神为种种的目的所搅乱了。人世苦由这种种的“为”（读去声）而发生。我们要无所为（去声）而为一切！我们要如赤子，为活动本身而活动！要这样我们的精神才自然恬淡而清静。……
老子的“无为说”对于我们是这样的声音。
我们在老子的时代发见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Renaissance，一个反抗宗教的，迷信的，他律的三代思想，解放个性，唤醒沉潜着的民族精神而复归于三代以前的自由思想，更使发展起来的再生运动。
中国古代的思想大抵被秦以后的学者误解了。他们把老子的“无为说”完全解做出世间的，如佛教思想一般；孔子所教却被他们太看做入世间的了。从来的学者有把论语来谈孔子的全部之倾向。专靠论语，我们不会知道孔子。孔子的教育法，是动的自发主义，应各弟子的性情而施。聪明的子贡，经济家的子贡，尝叹孔子的文章可得而闻，惟性与天道则不得而闻。然这是因为子贡这人不是可使闻知之器，并不是孔子自己全然没有形而上的知识。固然，他自己没有像老子一样建设了新的宇宙观。他只解明古代的诸说，使他们调和，为自己伦理思想的根底就满足了。他晚年好易，又曾受教于老子。他把三代思想的人格神之观念改造一下，使泛神的宇宙观复活了。他与老子一样，认形而上的实在为“道”，而使之与“易”之观念相等了。“易”与“道”在他是本体之不同的两个假名。他的本体观与老子大不同之点是：
1.在老子眼中是无目的与机械的底本体，在他是以“善”为进化之目的。
2.老子否定了神的观念，他认本体即神。
本体含有一切，在不断地进化着，依两种相对的性质进化着。本体天天在向“善”自新着。然而本体这种向“善”的进化，在孔子的意思，不是神的意识之发露而是神之本性，即本性之必然性。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
他以为神的存在与作用，不是我们的感觉的知识所能测量的。神是一切的立法者，而只能统律感官界的范畴与规律是由彼所生，所以不能范围彼。
易与天地准（此句与字应解作动词，准字应解作名词），神无方而易无体。
由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于孔子得到一个泛神论者。而他认本体在无意识地进化，这一点又与斯宾诺莎Spinoza的泛神论异趣。我们觉得孔子这种思想是很美的。可惜仅仅在名义上奉行他的教义的秦以后之学者，好像没有把他了解。宋儒比较的有近似的解释，然而种种字语的概念屡被混同，总不免有盲人说象之感。现在的人大抵以孔子为忠孝之宣传者，一部分人敬他，一部分人咒他。更极端的每骂孔子为盗名欺世之徒，把中华民族的堕落全归咎于孔子。唱这种暴论的新人，在我们中国实在不少。诬枉古人的人们哟！你们的冥蒙终久是非启发不可的！
我在这里告白，我们崇拜孔子。说我们时代错误的人们，那也由他们罢，我们还是崇拜孔子——可是决不可与盲目地赏玩骨董的那种心理状态同论。我们所见的孔子，是兼有康德与歌德那样的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他把自己的个性发展到了极度——在深度如在广度。他精通数学，富于博物的知识，游艺亦称多能。尤其他对于音乐的俊敏的感受性与理解力，决不是冷如石头而顽固的道学先生所可想象得到。他闻音乐至于三月不知肉味的那种忘我ecstasy的状态；坐于杏林之中，使门人各自修业，他自己悠然鼓琴的那种宁静的美景；他自己的实生活更是一篇优美的诗。而且他的体魄决不是神经衰弱的近代诗人所可比拟。他的体魄与精神的圆满两两相应而发达。他有Somson的大力，他的力劲能拓国门之关。……
我们将再进一步而窥他的人生哲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孔子的人生哲学是由他那动的泛神的宇宙观出发，而高唱精神之独立自主与人格之自律。他以人类的个性为神之必然的表现。如像神对于他不像是完全无缺，人性的粗形他也决不以为是善。他认人类有许多的缺陷。如想使人性完成向上，第一步当学神之“日新”。大学一书中奉古代的铭文为自我完成的标语之一：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这样不断地自励，不断地向上，不断地更新。他决不许人类一切的本能，毫无节制，任情放纵。他取正当的方法音乐地调节本能的冲动与官能的享乐，他自己这样自励，他也这样教人。他对弟子中之第一人颜回说“仁”之道，他说“克己复礼”，这便是他的仁道之根本义。真的个人主义者才能是真的人道主义者。不以精神的努力生活为根底之一切的人道的行为，若非愚动，便是带着假面的野兽之舞蹈。这里我们所要注意的，是“礼”之一语。他所谓“礼”，决不是形式的既成道德，他所指的，是在吾人本性内存的道德律，如借康德的话来说明，便是指“良心之最高命令”。康德说我们的良心命令我们“常使你的行动之原理为普遍法而行动！”孔子的“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之积极的说法，便是“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康德与孔子之一致。在这里我们才像了解得孔子“礼乎礼乎，玉帛云乎哉”的叹声了。
与“克己”同意之语，我们还可以在《大学》中发见，那便是“格物”之一语。我们关于此语，不能同意于宋儒“穷理”之解释。这明是“取正当的方法，调节官能的欲望”之意。人类执着于官能的假象世界，为种种欲望所乱时，真理之光是决不能看见的。殉欲的行为有忧患随至。岌岌于忧患之中，便不论如何放纵，也决不能是真的自由。哥德亦云：
能克己者，能由拘束万物之力脱出。
所以“仁者不忧”，能凝视着永恒的真理之光，精进不断，把自己净化着去。
然而孔子决不闭居一己。他能旷观世界。对于吸收一切的知识为自己生命之粮食，他的精神每不知疲。他努力要做到“人十能之己百之，人百能之己千之”。这不是无益的虚荣心，是真的“自强不息”之道。人生在他是不断努力的道程，是如哥德所思“业与业之连锁”。休息的观念在他是死，是坟墓。他认神为“富有的大业”，他要使人生也为全能全智。“好学近乎智”，他好学问而重智德。智是使人生充实之道。智者有如流水。“智者不惑”，他投身于永恒的真理之光，精进不断，把自己充实着去。
净化自己，充实自己，表现自己，这些都是天行，不过天能自然而然，吾人便要多大的努力。这种努力，这种坚固的意志，便是他所谓勇。不自欺与知耻，是勇，然是勇之初步。进而以天下为己任，为救四海的同胞而杀身成仁的那样的诚心，把自己的智能发挥到无限大，使与天地伟大的作用相比而无愧，终至于于神无多让的那种崇高的精神，便是真的“勇”之极致。这样的人，不论遇何种灾殃，皆能泰然自适。“勇者不惧”，他自己成了永恒的真理之光，自己之净化与自己之充实，他可不努力而自然能为，他放射永恒的光，往无穷永劫辉耀着去。
我们不论在老子，或在孔子，或在他们以前的原始的思想，都能听到两种心音：
——把一切的存在看做动的实在之表现！
——把一切的事业由自我的完成出发！
我们的这种传统精神——在万有皆神的想念之下，完成自己之净化与自己之充实以至于无限，伟大而慈爱如神，努力四海同胞与世界国家之实现的我们这种二而一的中国固有的传统精神，是要为我们将来的第二的时代之两片子叶的嫩苗而伸长起来的。
这篇东西是沫若为今年日本大阪朝日新闻的新年特号抽点时间写出来的，原文尚多，我只把他的要点节译了。不论是在一般的人或在专门的学者，不论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没有像我们文化的精神与思想被他们误解得这样厉害的。外国人可不必说，即我们的新旧的学者，大抵都把他误解得已不成话。旧的先入之见太深，新的亦鲜能捉到真义，而一般假新学家方且强不知以为知，高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这样混沌的学界，能摆脱一切无谓的信条，本科学的精神，据批评的态度而独创一线的光明，照彻一个常新的境地的，以我所知，只有沫若数年以来的研究。我们现在一般的所谓哲学家，差不多有大多数是欠少素养，没有经过严密知识的训练，所以他们只是一味武断，一味乱讲，几乎使大多数的人以为哲学是可胡言乱讲的了。前几天沫若接到了宗白华由德国寄来的一信，中间有关于东西哲学的几句话，我们又不觉谈到了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而太息他被一般的人误解。沫若要覆宗君一封长书，我劝他多多写出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并约为他把这篇东西译出。我觉得今后思想界的活动，当从吞吐西方学说进而应用于我们古来的思想，求为更确的观察与更新的解释。我们对于这种事业，将渐次尽我们的微力，我们希望博学的朋友们，也齐来作热心的探讨。
民国十二年五月十四日仿吾译后附识
注释
[1]原载1923年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新年特号，系日文。同年5月14日由成仿吾节译，载5月20日上海《创造周报》第2号，文后有“仿吾译后附识”。1925年编入光华书局《文艺论集》。《沫若文集》未收。现据《文艺论集》编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