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即同日，总理衙门在第二份奏折中又奏称，虽然在雄视西洋的三国中，美国最为安静，性亦平和，但是如果中国要获得英国与法国的支持，对于它们就不能置之不论。总理衙门选中了一个合适的英国人，即英国使馆的中文翻译柏安卓参加使团，并征得了本人的同意。在挑选另一名法国人时，总理衙门接受了赫德的推荐，相信上年曾随赫德前往欧洲的海关税务司法国人德善妥实可靠。它还建议在使团中增加一、二名本衙门的章京。11月26日总理衙门推荐了一位满人即单眼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还有孙家容。在政治上二人并不重要，但却被说成器识闳通，朴实恳挚，老成勤谨，稳练安详。
“蒲安臣使团”的公布成了外交界的一大新闻。一开始它受到了广泛的赞扬，但是随着“亲华”原则的消息传来，——蒲安臣已征得了英、美政府对此一原则的首肯——赞扬又很快变成了愤懑。[77]阿礼国在使团任命之初曾对之抱有很大的希望，现在他甚至称1868年的“华盛顿条约”——“蒲安臣条约”——为反动，并一度认为它有损于修约谈判，因为如此夸大其词的声明使中国人受到了鼓舞。[78]但是蒲安臣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华盛顿条约”会使总理衙门在修订英国条约的谈判中变得更加开放。[79]
总理衙门对蒲安臣使团的活动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并批准了“华盛顿条约”。但它并没有像处理“威妥玛—赫德”条陈与“阿礼国照会”那样使之在中国引起轰动。当蒲安臣在俄国病逝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他得到了慷慨的抚恤。不过回顾起来，其使团的重要性首先还是在于它在事实上开创了中国向海外派遣使节的先例。试图在现有的条件下促成谨慎的改良的是“阿礼国协定”，而不是“华盛顿条约”。
修约谈判
导致《阿礼国协定》的正式谈判，正好是在各地议复总理衙门关于对外政策条说的奏本陆续送抵北京，和蒲安臣使团即将出发之际举行的。1868年1月2日，柏安卓，新任命的蒲安臣使团的首席秘书和因此而成的一位新的中国官员，带着英国的议案拜访了总理衙门。阿礼国在一份劝导式的长长的公文中，催促中国人效法康熙和以俄国为榜样，通过“西化”实现自强。他称赞任命“蒲安臣使团”是迈出了第一步，并详细介绍了俄国的经济。虽然可以肯定，阿礼国并没有把商人们要求开放中国的意见作为自己的意见提出来，但是他强调了西方人的不耐烦情绪，并警告说如果商人们的合理的抱怨不能很快引起关注，将会出现严重的困难。
上述还仅是阿礼国公文的导言。其核心内容是提出六条颇有节制的建议。他认为这六条建议既有利于英国贸易和消除商人们的不满，同时又不至于给中国带来严重的问题。他没有涉及“威妥玛—赫德“条陈和总理衙门的条说中的重大问题。阿礼国的建议包括：（1）对外国货物实行通行法；（2）降低某些关税；（3）将一部分海关税银分配给地方当局，以补偿由于内地子口税减少所造成的财政损失；（4）允许外国人在内河使用小轮船运送自己的货物；（5）增开扬子江口岸以装卸货物；（6）在各通商口岸设立存放待税货物的关栈。
总理衙门注意到上述公文根本没有谈铁路和电报，认为所有建议都是无关宏旨的，所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奏闻修约之事；后来在奏闻时，它又以不宜用贸易章程麻烦皇上为由作辩解。总理衙门根据自身的职权，参加了预备谈判。1月底成立了由5人组成的混合委员会，其中包括两名低级英国代表，即傅磊斯与雅妥玛，和两名低级的中国代表即何赛阿与特赛奕，此外还有赫德，他显然处于枢要的地位。
谈判初开，阿礼国持以下见解：大的问题——引进铁路和电报、内地定居、进口盐、由外国人发展采矿业，如此等等——超出了条约规定的权利之外。这些于英国贸易并非必不可少，但却会给中国的国内经济造成严重的问题，同时又势必要求对整个的治外法权制度实行重新调整。[80]此外有关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常常身负令人咋舌的债务的消息，显然已经传到了北京[81]，提出这些问题就更不合时宜了。总理衙门看到埃及因无力偿还贷款而陷入受外国监督的境地，是不会再相信这种说法的：用于经济发展的外国贷款可以确保从赢利中偿还。1868年1月1日，阿礼国向外交部报告说：
那种以为埃及帕夏的经济和修筑苏伊士运河的特权所引起的种种问题，不会对中国政府产生影响的估计是错误的。他们和帕夏一样对引进外国资本和以政府承担风险给自己造成了危险和烦扰，是十分敏感的。[82]
阿礼国相信他的谨慎的建议既可以消除中国人的疑虑，同时又能适当维护英国贸易。他断言：
最后，虽然我们并没有把再造世界的“乌托邦”理论吹嘘成政府和民族政策的原则，也没有想到要通过改建其他国家来推进文明和基督教，但是，对此，仍然需要加以说明。在各种问题上我们不应忽略这样一种政策，即服从于更为明确的商业利益并与各国法律保持和谐的政策……〔这种政策也最有可能促成中国的复兴〕。[83]
混合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3月2日阿礼国在一份照会中提议，如果总理衙门赞同，委员会可以起草一部适合于各种混合案例的商业法典。[84]在3月3日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中国人同意修建关栈和实施《天津条约》中的子口税条款。他们不同意立即取消厘金，因为这将导致地方税收入减少，而地方又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拨款。然而他们赞成制定某些措施以补偿外国商人因厘金而遭受到的损失，在国内完全恢复平静之后再取消厘金。[85]
阿礼国在议事表上增加了一些完全不同的项目，这既是为了讨价还价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形成为其他国家可以接受的修约条件。[86]他争辩说，传教士是一种比商人更加麻烦的因素，既然传教士根据《天津条约》获得了在内地居住的权利，那么商人们也应当有同等的权利。[87]他主张进口货物无论归谁所有，一律免征中国的内地税。[88]他催促委员会讨论铁路、电报、开矿、外国盐进口、废除樟脑垄断，以及以地方通行的银子而不是以“海关两”偿付关税等问题。
在4月至9月的一系列会议上，双方巧妙地进行了讨价还价。中国人答应考虑允许外国人的非蒸汽轮船在指定的内河航行，但决不答应就此作出普遍的让步。他们欣然同意调整关税；在扬子江沿岸设立码头；以地方银两偿付关税；废除樟脑专卖；联合制定一部商业法典；利用外国的机器与技术发展采矿，但规定矿产仍然属中国的财产。将部分海关岁入分配给地方一款，中国人开始拒绝，接着表示可以考虑，但最后又断然拒绝了。对于进口盐、引进铁路、电报和整个内地开放各款，他们也断然拒绝让步。
关键性的实际问题是能否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使外国商品得以免征超过了《天津条约》所规定的2.5%的内地子口税。[89]讨论了各种方案，最终达成了一项双方都感到满意的协定。外国货物在通商口岸一并交纳了正、子口税之后，可以免税通行各处。内地货物出口，在最初关卡应先将正、子口税两税一并交纳，仍另备一子口税，交关收存，并给3月出口存票，届时即将另备子口税给还。中国人认为这样简单的调整可以防止原有的通行制度所带来的绝大多数的欺诈行为与混乱状态；而从英国的观点看，外国货物可以不再被征收高于《天津条约》所规定的税款。
到1868年秋，那些突出的争论都是阿礼国所不曾打算坚持的问题，而且看起来是达成了某种原则的协定。阿礼国证明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双方都不曾使用恶毒尖刻的语言或者发出激怒的喊叫”。“谈判充满了友好的气氛”[90]。如果协定能够很快签字并得到批准，它对中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日常的公事固然可以顺利办成，即是重大的问题有待他日解决，相信也会变得容易的多。达成协定的本身较之协定的实际内容更为重要。双方都没有放弃自己的重大利益，彼此也没有强求对方这样做。在比较无拘无束的讨论中，谈判者会随时发现哪些地方是起草协定时双方可能接受的，就明白地记下了这未来协定的片断。这是第一个也是此后数十年间最后一个历届中国政府都认为是有益的和值得签订的国际协定。
但是困难随即出现了。阿礼国必须说服英国政府战胜国内的对华贸易利益集团的反对浪潮。[91]同时在华商人们的敌对言论也正影响着谈判的进行。要想使谈判得以继续下去，阿礼国就必须公开地将政府的见解与商人们的见解区分开来。在得到了斯坦利（Stanly）的批准之后，他以明确的语言作了这样的声明。而在另一方面，总理衙门也必须让保守的中国领导人们相信这一新的进展提供了真正的希望。
在这个关头即1868年秋天，中国各地发生的一系列排外事件[92]，几乎使阿礼国相信商人们的意见毕竟是对的；相信在国际关系上中国真的除了武力之外不能理解任何东西。他感到蒲安臣在海外的夸大其词的声明，已被中国人解释成：现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了，而洋鬼子将入地狱。在这绝望的时刻，他一反常态在“扬州教案”中批准了“炮舰外交”。
阿礼国观点的改变只是暂时的，甚至在克拉伦敦提醒他任何局部使用武力的做法都是与英国对华的基本政策相矛盾之前，他就已经恢复了自己谈判者的角色。他使中国人同意允许外国轮船在鄱阳湖航行，并希望中国能在有限制的内地居住权和开办采矿企业方面作出某些让步，尽管他并不认为这些条款是必不可少的。1868年底，他准备取消有关铁路、电报和食盐进口等问题，并将协定草案送呈外交部批准。同时，他解释说，虽然他本人一再建议引进铁路、电报、轮船通行内河，以及内地居住权，但是这些改革与解决子口税问题相较是次要的，并且在目前情况下也完全是不可能的。[93]
当协定草案的内容公开之后，商人们的反对愈加激烈。他们尤其对阿礼国不能为自己争得与法国人、俄国人同等的内地居住权大加攻击。阿礼国机智地回答说，俄国人和法国人的权利并不像英国商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明确，有些俄国人的确是住在内地：
但这只是一种恩准而不是索得的权利，我相信他们全然陷入了孤立；因为他们不能惹是生非，要像中国人那样谈话、居住和装扮，他们没有广东仔或者买办帮助与民人交涉。发生争执后也不能像在外国保护下那样无视当局，因而不能不服从他们的管辖。……（内地居留权）的种种不便与治外法权相关联，是很难克服的。总理衙门已经表示，……如果外国商人想获得内地居留权，为了对他们的人民公平起见，他就必须放弃治外法权。[94]
然而面对普遍的反对意见，阿礼国自己也时常怀疑英国接受他为期10年的正式修约草案是否明智。他在写给克拉伦敦的信中说，英国现在不能从中国撤退，以往的错误不能再犯，但是使用武力是愚蠢的。可行的选择是接受现有的条约或者延期修约，随其自然。[95]
外交部和商业部都对阿礼国已经取得的成果表示坚决支持，并授权将之并入一项协定之中。如果能够劝说中国人接受这些他们迄今一直拒绝接受的条款，那就太好了。这样对华贸易的叫嚷声就会减少。如果中国人执意拒绝，阿礼国将受命签订一项为期10年的协定，作为《天津条约》的正式修订本。[96]
当1869年初外交部正在考虑《阿礼国协定》草案之时，总理衙门也正在努力争取帝国的批准。在1868年11月阿礼国开始在他的备忘录上加盖官印之前，总理衙门并不认为正式的谈判业已开始，所以直到阿礼国向外交部呈报草约之后，它才奏闻此事。1869年2月2日，总理衙门将有关公文和备忘录奏报朝廷，并附有一份详尽的奏折，回顾了谈判逐步展开的具体过程。
总理衙门的奏折一开头就报告说，在谈判期间外国人贪得无厌一如往常，为了开导对方明了何以坚拒修建铁路和开放内地，舌敝唇焦。不过它又奏称自己的态度是灵活的：或据理力争，或稍与通融，或置之不理。利用这些策略已使阿礼国同意作出某些肯定有益于中国的让步，不过自己在中国利益无损的某些方面也作了通融。总之，总理衙门大臣们认为他们是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但是他们也很怀疑英国最终是否能够签订这项显然未能满足英国商人要求的协定。总理衙门不想用贸易协定的细节去麻烦王公大臣们，它只是想争取批准自己新的谈判政策。
条约文件的副本于2月间被送交亲、郡王会同大学士、九卿妥议。这些人复奏的意见与总理衙门略有出入。他们同意总理衙门的政策，但认为在战守方面应有所准备。羁縻（外交）要善以“礼”制夷；自强当求以兵制夷。切记现今必应羁縻，将来必应决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