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中兴”在对外关系近代化方面的成功，值得注意。大学士宝鋆为这一时期的中文外交史料汇编写了一篇正式的序言。他写道：“十三年帝治辉煌，书〔《筹办夷务始末》〕呈金鉴。”[91]当然《筹办夷务始末》在实际上已不再记录那些反复强调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传统要求的陈词滥调，而是记录了某种更重要的事情：一种近代化的外交政策历经挫折的形成过程。既出于客观需要又出于人为选择，这一政策的重心是在非军事方面，但是军事力量的长远重要性并没有被忽略。
到19世纪60年代末，中国的国际地位不仅比1840年以来，而且比以后大约一百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力。直接的外国军事入侵事实上已经停止，西方狂热的商业冒险运动也已结束，有人在谈论放弃治外法权，而初期阶段的国家主义不仅没有替代，相反却增强了传统的以民族为中心的文化主义。
“中兴”时期的对外政策，成功地维护了中国自身的权益，但并没有损害合法的外国利益。希望中国能与19世纪的商业世界实现及早的和完全的结合的集团，与那些担心被征服、被吞并的人们一样是痛苦的。尽管帝国主义者的梦想被打破了，那些典型的外国侨民的实际地位却得到了大大的改善。15个通商口岸，外加北京，都业已开放。侨民可以安全地四处旅行，并且受到礼貌的款待。随着一批船埠的建设、轮船的广泛使用、有效率的海关机构的稳固确立，以及各种传统惯例的改革，都使得从事贸易活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逐年大为改观。那些需要与之打交道的官员们也变得更加通情达理。如果侨民确有冤情并能恰当地提出申诉，就有可能得到公正的裁决。对亚洲各国政府的做法向来不满意的法国人，也承认当时的趋势是令人鼓舞的。[92]巴夏礼把中外关系中的这种新的局面非常贴切地比喻为“一对稍欠和睦的夫妻，又言归于好了”。[93]
在“中兴”期间，中外官员都相信，中国内政问题乃是当务之急。一旦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建立外交关系就不会有太大的障碍。阿礼国和他的同僚们对此的理解是，外国的利益有赖于中国的和平、秩序、有效的中央控制和经济的繁荣。恭亲王、曾国藩、左宗棠和其他一些人则认为，鉴于国家的衰弱和内乱招致了外侮，惟有实现自强才能慑服外人。
1870年夏发生的两个事件，标志着“中兴”外交政策的完结：英国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与“天津教案”。虽然这些灾难表面上是中国新的外交政策的失败，但在实际上，二者都是在中国外交政策范围之外的事态发展的结果。英国政府勉强决定拒绝批准“阿礼国协定”，是英国商人向本国政府直接施加压力的结果。“天津教案”是一部分因西方的闯入而感到地位受到威胁的儒生和地方官员煽动的局部仇外情绪进发的结果。除了这种事件之外，总理衙门已经找到了圆满解决国际关系常见性问题的途径。但是在下一章将会看到，当外交政策的直接需要违背了儒教秩序的根本要求之时，这一点却是无济于事的。
注释
[1]詹姆斯·莱吉译：《孟子》（香港和伦敦，1861年），第129—130页。
[2]奕訢：《乐道堂文钞》第1册第1卷，第1、2、17、18、25页。
[3]见1866年9月15日《北华捷报》。
[4]见1861年6月22日《北华捷报》译文。
[5]《卜鲁斯致马麦斯布尼》（1859年7月13日），见《卜鲁斯先生通信集》第10集，第21—22页；另见《卜鲁斯致罗素》（1860年4月7日），《在中国事务通讯集》（1859—1860年）第22集，第37—39页。
[6]参看第三章。
[7]参看第二章。
[8]1861年11月30日上谕，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第43—44页。
[9]******：《清代置总理衙门及其经费》，见《中国经济史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第51—53页。
[10]《皇朝续文献通考》，第10781页。
[11]1862年6月13日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第23—26页。
[12]参看第三章。
[13]1869年2月9日阿礼国致斯坦利，见《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3卷（1869年），第33—36页。有关福尔摩萨事件，参看第三章。
[14]1868年11月5日恭亲王致阿礼国的备忘录，见《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5卷（1871年），第232页。
[15]外国公使与总理衙门大臣间举行无休止互访的记载，在外国人有关60年代外交生活的报告中，比比皆是。他们的许多长时间的认真的谈话，不过是亲切的社交性活动而已（例如，1861年5月9日、6月8日，1864年1月30日和1867年10月19日《北华捷报》的报告）。总理衙门却向朝廷解释说，这些回访是“羁縻”夷人的一种方式〔例如，1863年4月23日的奏报，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5卷，第2—3页〕。然而，很显然，此种方式是惬意与有效的。与外国人有交往的地方官员，也仿效北京。上海道台经常为自动来复枪射击表演举行酒宴；一位宁波道台则将自家房子的低层提供给皇家学会北华分会作为集会的场所（1865年6月17日、1866年9月29日《北华捷报》）。
[16]例如，“北京邸报刚刚公布了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的一项任命。就其对外交关系的影响而言，这项任命可以说是自额尔金勋爵的条约签订以来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一位名叫徐继畲的官员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数年前他曾任福建巡抚。在任期间，他在几位美国传教士的帮助下，写了一部有关世界史地的著作。他在书中怀着中国人所未曾有过的兴趣，考察了外国的制度与人物。他所崇拜的两位西方英雄是拿破仑和华盛顿。书本以传统的体裁写的很通俗，销量很大。履任之年后，他进京向皇上述职。在这期间，他被降级，借口是未能处理好与其他同僚的关系；但真正的原因却是他在书中所提出的新的见解，和他对外国事务的熟知与倾慕。现在曾一度使他蒙受耻辱的非凡才能，又使他上升到了拥有三品红色顶戴的尊贵地位，受命为外交部大臣。徐的就职被看成是我们与中国人交往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密福特：《使馆馆员在北京——书信集》，第181—182页）。
[17]1866年3月6日西沃德致卫三畏，见《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训令》第1卷，第392、394—395页。
[18]1866年6月4日西沃德致卫三畏，见《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训令》第1卷，第402页；另，西沃德致蒲安臣，1867年6月21日，见《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训令》第1卷。
[19]参看第五章。
[20]卫三畏：《中央王国》第2卷，第699页。
[21]即便是在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之后，他所奏陈的问题，主要的也是关于山西的暴民活动的详情，而不是国际关系问题。西华德认为，任命徐继畲是“中国对西方文明热情增长”的证据，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但他认为这标志着中国政策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却又是正确的。参看徐继畲《松龛先生奏疏》，载《松龛先生全集》，1915年序；《西华德致卫三畏》，1866年3月6日。《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训令》第1卷，第392页。
[22]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香港，1949年）第1册，第219—220页。
[23]1866年7月18日总理衙门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2，第50—51页。
[24]文祥：《自订年谱》卷3，第51页。
[25]1861年12月8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2—3页。
[26]1861年8月23日总理衙门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第6页。另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第14页；卷3，第26—27页；卷30，第31页。薛福成评论条约原则的文章，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4，第10—14页。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3章。
[27]1867年5月18日总理衙门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1页。
[28]1845年10月29日上谕，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4，第25—26页；《大清历朝实录》（道光朝）卷42，第22—23页。
[29]御史陈鸿翊的奏折，反映了郭嵩焘的观点。引自刘方亭：《消史探源》（上海，1914年），第115页。
[30]1862年6月4日上谕，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14页；1862年6月16日总理衙门奏折，同前卷3，第21—23页；《美国议会档案》，《中国卷》第3卷（1864年），随处可见；《皇朝续文献通考》，第10781—10782页。
[31]海夷（笔名）：《清同治朝英番盐城交涉案》，见《探源通报》第16期（1914年），第5页。海夷引证了这一事例，以反驳民族主义者的以下指责：清政府是卖国的政府，蓄谋向外国人出让主权。有关盐政，参看第八章。
[32]见1864年2月13日、1865年5月13日、1866年1月6日、1868年11月24日《北华捷报》。
[33]1862年12月24日总理衙门奏折及附件，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1，第1—9页；卷3，第8页；《大清历朝实录》（同治朝）卷11，第31—33页。
[3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9，第1—11页。
[35]1863年8月8日总理衙门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7，第28—30页。
[3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8，第55—62页。
[3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8，第50—52页。
[38]1863年9月1日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8，第43—45页。
[39]1863年2月18日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3，第1—5页。
[4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3，第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