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人分赴各省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反复认证，起草了一份文件，共有14个问题，涉及农村改革各个方面，并提出一个惊人论点，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把土地公有与家庭经营相结合，是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胡耀帮、万里曾经担心这些提法在书记处讨论不容易通过，不料开会时，几位曾经不赞成包产到户的老同志，却说原来自己担心这担心那，看来还是思想解放不够，不了解农村的新变化。也有个别人不吭气，可能心里不以为然，但是效果如此明显，大家都赞成，也就不好说什么了。还有位资深的老同志兴奋地指出，家庭联产承包实际是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如今80多岁的吴象同志在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198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随着农业的逐年增产，人心所向日益明显。据统计，到1983年，全国农村已经98%的生产队实行“双包”生产责任制，12702个人民公社解体。1984年第三个“一号文件”指出：“今年农村工作的重点：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
1985年第四个“一号文件”，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不少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1986年第五个“一号文件”指出，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五个“一号文件”，每年前进一步。
在评价1982年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时，吴象这样说：“那个时期中国农村改革的特点是由‘不准’变为‘不要’，再变为‘有条件的允许’，进而终于‘完全开放’，这样一步步松绑。五个‘一号文件’没有公开否定人民公社，但实际上，每次开会制定文件，都在消除‘左’的影响，解除公社体制束缚农民的枷锁。”
“从人民公社体制到恢复农民家庭经营，历史绕了一个大圈，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吴象说，“其实这是螺旋开地上升了一个层次，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对原来僵化的农业经济体制实行了自我完善，使之变新型的农业体制，使亿万农民通过承包掌握了自主权，得到了实事，得到了自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的劳动的生产率大大提高，中国经济也由此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局面”。
由此，中国开始迈入一个新的天地。
1978那是一个春天
伟大的变革，需要伟大的思想作为先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那些新旧观念的交锋，无疑成为天幕上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照亮了一个时代……回望那一年，那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相信每个国人都有着同样的感受——是感慨，更是感激！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改革开放的基调，如同春风一般吹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
几乎所有记载中国改革的书籍，都会用浓墨重彩记述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对于三中全会之前的准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却着墨不多，鲜为人知。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召开，12月15日结束，历时36天。实际上，一些关键敏感的问题都是在这次会议上解决的，三中全会则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了。
中央工作会议原来的计划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一个问题：明年1月起，党的工作重点是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还是继续坚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上来？
大家是同意工作重点转移的。但是，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不解决，怎能实现转移？大家提出了各种突破当时禁区的问题，让华国锋和汪东兴失去了会议控制力，会议很自然地转变了方向。
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陈云，在讨论经济工作的会上却不谈经济工作。11月12日，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问题要求中央考虑和决定：
1.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也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2.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大批被打成叛徒的人，要根据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的决定重新复查，恢复其组织生活。
3.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以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现在被定为叛徒或者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一个“尾巴”……应当由中央组织部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4.彭德怀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5.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少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6.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对他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赞同，从而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向高潮。
谭震林指名道姓地批评“凡是派”。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六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肖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大家不仅把“文革”中颠倒了的大是大非问题颠倒过来，还对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十一大”以来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清算，并对很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新的建议。
这些在党内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一门门重炮，把“凡是派”轰得昏头转向，节节败退。
这次会议的特点是一边讨论，一边行动。
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由北京市委出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使广大群众感受到了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事件”（1976年4月，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被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被宣布平反。
与会同志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严肃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邓小平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还是关于经济问题部分。他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叶剑英在闭幕式上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即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只用了五天时间，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紧接着便是12月18日-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短短的5天会期，但也正是这5天时间，使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会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致同意及时地、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观点。
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个伟大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经济上的成就与突破，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科学评判毛泽东思想。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全会指出，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第二，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全会在讨论华国锋提出的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时，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正式发布，接着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冲破了“左”倾的观念，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冶上、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使我们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上出现一片大好形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记忆中的重大事件
1971年10月25日中国重返联合国。
1974年，“批林批孔”。“三个世界”思想。周恩来因病住院。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秦始皇兵马俑出土。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全面整顿。
1976年，周朱毛分别逝世。天安门事件爆发。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唐山地震。
1977年，恢复邓小平一切职务。十一大召开。华国锋当选中央主席。邓小平当选五届全国政协主席。恢复高考。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分田和包产到户契约。
下篇 1979-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