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地标、事件、风向标：
南京长江大桥、农业学大寨（标本农村）、攀枝花、刘庄村（农村带头人史来贺）、上山下乡、农村医疗、修渠建水利
1964大寨好风光
大寨作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典型，作为党中央号召全国农村建设的一面旗帜，最初是从1946年组织的互助组开始的。从这里起步，大寨走到今天，已经整整60年，大寨人回忆当年奋斗的情景，犹如昨天刚刚经历。
全国抗战结束后，昔阳县就解放了。1946年，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贾进财等人组织了村里的第一个互助组，这个互助组人强、地好、农具好、牲畜壮，被称为“好汉组”。而身强力壮的陈永贵随即将村里无人看好的老人们和娃娃们组成了“老少组”。
陈永贵凭着对农村、对农民、对土地的质朴情感，特别是对庄稼活的超常把式和聪慧悟性，开始显山露水。陈永贵最早的一句名言是：“老的有经验，小的能长大，只要听党话，路子走不差。”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农民气质，真正体现了互助合作精神。“老少组”与“好汉组”齐头并进，陈永贵和贾进财这两位在中国农村发展历史上非常耀眼的地道庄稼汉，一步一步地将大寨引向了辉煌，在充满艰辛曲折的路上，洒满了大寨人辛勤劳动的汗水。
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贾进财的互助组发展到30户，陈永贵的互助组发展到29户，全村90％的农户聚集在互助组的旗帜之下。1953年，大寨开始试办初级社。同年，贾进财将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交给了陈永贵。合作化过程也是集体化发展壮大的过程。初级社开始后，大寨村土地入社，牲畜、农具不入社，而且采取了陈永贵、贾进财分领两个部分人群的做法，陈永贵挂帅的30户组成了初级社，贾进财仍然留在社外，将暂时不愿入社的人继续以互助组的形式进行组织，一直到这些人真正看到集体化的力量和好处，1956年大寨成立了高级社，全村人才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人民公社化时期，大寨顶住了当时的浮夸风，坚持将大寨亩产数字500斤实际上报，这在昔阳县只此一家。而同一时期将玉米亩产报为2000斤、土豆亩产报为1万斤的村子不在少数。
当时的山西，李顺达领导的平顺县西沟村也没有虚报产量。陈永贵和李顺达这两位全国最著名的劳动模范，在对待土地、对待粮食产量问题上的态度，的确难能可贵。三战狼窝掌，是大寨人向贫瘠土地开战的关键一仗。大寨地处黄土高原的土石山区，大自然的七沟八梁将一面坡的土地分割得支离破碎。十年造地规划中，大寨人发挥了集体优越性和那个时期“人定胜天”的创造力，初步显示了这个偏僻山村人们蕴藏的惊人力量。陈永贵率领着大寨人发挥集体的力量，改造穷山恶水，治理了白驼沟、赵背峪沟、小背峪沟、后底沟，最后在1957年第三次治理了狼窝掌。大寨人在狼窝掌上筑起了弓形坝，开始平整土地，大寨田多次经受住了洪水的考验。大寨村的事迹引起了当时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关注。
1960年6月25日，《山西日报》发表社论《陈永贵——支部书记的好榜样》，在全省引起了重视。1963年8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在农村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公社大寨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大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时，又一次更严峻的考验降临大寨。1963年8月2日到8日，华北地区的许多地方遭受雨灾，大雨连续七天七夜，山洪从太行山直泻河北平原，太行山西侧的许多县乡村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洪水侵袭。大寨村也遭遇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房屋、窑洞全部倒塌，梯田、庄稼全被冲毁，庄稼户的存粮也被大水悉数卷跑。大灾之年，大寨村党支部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卖给国家粮食不少，社员口粮不少，粮食产量不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村民们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大寨的救灾物品调往其他的地方。同时，大寨开始实施新农村建设规划，抢修梯田，重建家园。大灾之年，大寨的粮食总产量达到42万斤，亩产745斤，卖给国家粮食24万斤，社员口粮400斤，各项指标均与上年持平。这中间，大寨村民经历了多少艰难和困苦，洒下了多少汗水和泪水，或许只有亲身经历过的大寨人自己知道。
60年代起，大寨村实行了比较合理的工分管理制度。事实上，因为有着超常的吃苦精神和一个好的当家人，在那个对每个家庭来说吃饭是天大事情的年代里，大寨人的生活比邻村要强得多。70年代，大寨标准男劳力的一个工值一块多钱，最多时达到一块五，一个五口之家，一年除了口粮之外，还能分到300多块钱，而邻村一个工才值几毛钱。大寨人除了分粮、分钱，地里摘回的豆角也要分，像那些日子过得细致的人家，一年也花不完这些钱。大寨人在战天斗地过程中总结出一套科学的种田方法，比如合理密植、深种深刨、“海绵田”、“一茬变两茬”、“粗粮变细粮”、“四不专种三不空”等等，使亩产量超过了平原地区良田上的亩产量。像“一茬变两茬”的小麦与玉米套种，产量就可达到1600多斤，其中小麦500多斤，玉米产量1100多斤。大寨农业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大队同穷山恶水进行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发展生产的事迹。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向大寨学习。
中央决定要树大寨这面红旗。为了稳妥起见，在正式作出决定之前，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委派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一行专程赴大寨调查研究，考察实际情况。
廖鲁言从大寨回到北京后，将考察情况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于5月下旬呈送中共中央、毛泽东阅示。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陈永贵作为山西省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他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了主席台上，有一次还以大会执行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会议。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多处讲到了大寨。在这一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作出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决策，一场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村运动轰轰烈烈展开。由此，大寨执中国农村之牛耳，15年红旗不倒。“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铁人”精神成为时代主旋律之一。大寨，一时风光无二。大寨之路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之路，是不怕苦、不怕累、苦干实干加巧干的大寨人踏踏实实走出来的。大寨之所以能在数亿中国农民中受到关注，除了当时关注大寨、关注中国农业发展的各级领导的支持之外，除了有当时的历史条件成全之外，还在于陈永贵带领大寨干部率先垂范，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有差别、不特殊”的工分评价办法，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困难的环境中没有低头，大灾之后不要国家的救济，先治坡，后治窝，不断推广农业新技术，使粮食作物连年增产，处处体现了大寨人的过硬作风。
1965扎根农村的医疗队伍
“赤脚医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个熟悉而又遥远的名词。从1968年首次见诸报端到1985年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这个称谓，近20年的岁月里，数百万乡村里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具体实践着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为六亿农民提供着最基础的医疗服务。
中国这种低投入、广覆盖的基础防疫和医疗救助体系，也广受国际肯定，成为世界医疗卫生史上辉煌的一页。
“六·二六”催生赤脚医生
1969年10月1日，共和国20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纪录片中，有这样一组镜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着浅灰色中山装，微风拂起他的头发，初秋的阳光刺得他微微眯起了眼睛。一个个训练有素的方队高呼着口号整齐地从城楼下的长安街走过，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当一个特殊的方队进入他的视线时，76岁的毛泽东向前微微倾斜着身躯，频频向这个方队挥手致意。这个队列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队列的前边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巨大的汉字，用特制的轮车推着。
这个方队代表的是当时分布在全国的数百万农村医护人员。
196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是欣慰的，因为他看到了4年前他倡导的赤脚医生运动已成磅礴之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农村医疗和医药匮乏的状况一直是党和国家焦虑的问题。1965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批复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农村送医。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人下农村巡诊。”现任卫生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家指导组组长的李长明说。李长明曾经是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司长。“然而，医疗队密度再大的穿梭巡医，与居住过度分散的农民的求医渴望相比，仍无异于杯水车薪。治疗周期所造成的暂时性还只是个表面理由，使医生无法居留乡下的深层原因却是致命的”，对中国赤脚医生做过深入研究的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说，“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知道这种流动性医疗措施只有雨过地皮湿的效果，农民怎样才能拥有固定的医生？这是他的一块心病”。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当这样一组数字被毛泽东知悉后，他发怒了。李长明曾问过钱信忠，据他转述，毛泽东当时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随后，经短暂培训的农村稍有文化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构成那个年代一幅幅既温馨又生动的画面。
1965年，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开始实施速成培训，王桂珍成为江镇公社第一批28名卫生员之一。在经过短短4个月的培训后，王桂珍背起药箱，走村串户为村民们看起了病。上海浦东新区卫校退休教师黄钰祥，1953年从苏州医专毕业被分配到江镇公社卫生院，经过两年的乡村医疗实践后，1965年底开始参与培养当地赤脚医生。他成了王桂珍从医的第一位老师。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在全国各县成立人民医院，在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村里设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医学培训以充实村卫生室，一个“半农半医”的群体由此迅速崛起。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文章实际是一篇关于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介绍了黄钰祥、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同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都全文转载，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王桂珍则被看做“赤脚医生”第一人，她的形象还被印在了1977年上海发行的粮票上。黄钰祥说，这是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因为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种水稻，只能赤脚下田，所以赤脚就是劳动的意思，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
赤脚医生的兴起是与当时在全国普遍开展的农村合作医疗密不可分的，赤脚医生是合作医疗的忠实实践者。新中国合作医疗的典型是一个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长阳土家山寨创造的，1966年8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了。覃祥官主动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大队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赤脚医生”。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看病吃药就不要钱了。覃祥官首创的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毛泽东亲笔批示和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该制度在全国90％以上的农村推广，惠及亿万农民。
发行量仅次于“毛选”的《赤脚医生手册》
1969年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图文并茂，简直就是一个“全科医疗医药”宝典，从常见的咳嗽、呕吐到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从灭蚊、灭蝇的防治知识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护；从针灸、草药到常用西药，无所不有。
68岁的退休教授金滔告诉记者：“《赤脚医生手册》不仅是农村医生的读物，那时候，城市居民几乎家家都有这样一本书，很方便。当时孩子小，经常犯些小毛病，习惯从手册里找对策，像积食了怎样捏脊；出水痘了怎么办；得了口疮用什么药，都是从手册里学的。看，这本书都被我翻烂了。”金滔手里这本厚厚的《赤脚医生手册》书页泛黄，有些撕裂的书页被仔细地粘合起来。
1969年，黄钰祥所在的江镇公社卫生院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编写一本适合南方地区使用的赤脚医生实用教材。除了对赤脚医生定期进行轮训外，大量简单通俗的医学读物成为提高他们医术的有效手段，黄钰祥当初的讲义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教材的蓝本。半年后的1970年6月，《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50万册，被一抢而空，后来数次加印，最后印了118万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