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地是农民心上的一块私田，乡村里的家家户户爱之如命。农家在这狭小的土地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播种任何作物，并且可以拥有全部产品而无须上交集体。农家以全然不同的心情在两种制度的土地上耕作，结果就暴露出令人惊讶地集体土地与“自留地”上农作物的巨大差异。
1963四清
1963年，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它持续了四年之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运动从一开始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发展到带浓厚政治色彩的“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到运动后期又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的“党内走资派”，致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1961至1962年包产到户在农村广泛出现并引发党内意见分歧后，毛泽东首先对党内高层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在认为高层问题基本解决后，继而开展了针对基层的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称“四清”运动。运动持续时间达四年之久。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指导；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运动。“四不清”干部纷纷检讨“洗手洗澡”，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幕。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荒唐做法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工作，很多人都开始认识到，经济工作不能急于求成。对此，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都强调了国民经济要进行调整。尽管八届十中全会后，整个国家出现了“两层皮”现象：一方面对经济进行调整，另一方面阶级斗争不断被扩大化。但是，1962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基本建设投资减至67亿元；钢产量667万吨；煤为2.19亿吨。在工业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农业方面也得到了加强。农村劳动力从1.7019亿人增加到2.1278亿人，粮食、棉花、生猪收购价格提高了10％-20％以上，几年内共向农民退还平调款20多亿元，从而农业市场迅速恢复和发展，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1961年增加250亿斤。财政状况也有所好转：以前多发行的60多亿元货币很快回笼，1962年财政结余8.3亿元，这是自1958年以来，国家财政第一次由赤字转为盈余。
国家经济状况虽然出现好转，但是，党内的分争并没有消除。鉴于包产到户在全国各地广泛出现，而且中央和地方都有干部支持，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还不巩固，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且强调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使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由于毛泽东把包产到户上升到修正主义高度进行批判，党内高层意见很快达成一致，八届十中全会顺利通过了全会公报和《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在集中精力完成了对党内高层的“社会主义教育”之后，毛泽东把视线移向了基层。
八届十中全会后，国内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北京处在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上。此时，大多数地方并未开展社教运动，一些地方虽然开展了社教运动，还没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视察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不断地向毛泽东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没有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是不满，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许多同志的高度重视。
为此，1963年2月1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的问题。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的经验。河北保定地区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内容进行整风整社运动，查出一些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问题，解决了一部分干部在作风和经营管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肯定了这些做法。此次会议决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毛泽东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经过讨论，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这个指示。指示要求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这个运动。此后，运动“五反”在全国城市逐步展开。
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视察，发现有些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之所以许多人印象不深，就是还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于是，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五月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5月20日《前十条》向全国颁发。
《前十条》是整个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对四清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前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在农村开展的“四清”运动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决定还规定了如何组织队伍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前十条》颁布后，各地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做准备。而“五反”试点主要集中在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区级机关、工业交通财贸单位和文教单位的企业以及军队各单位。
从试点的总体情况看，大部分地区搞得比较好，但是有些地方人为地制造了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事实，产生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薄一波写道：在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11个区中共斗争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
鉴于试点中出现的问题，中央认为有必要对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作出明确的规定。1963年5月15日到6月15日，彭真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8省视察工作。7月4日，彭真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有关当前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在这一报告中，彭真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田家英具体组织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
《后十条》是在对社教试点的经验进行总结，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多次讨论后出台，是带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义的文件。但是，《后十条》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挖修正主义根子”，虽然，强调了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重要性，规定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等比较正确的具体政策。但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不可避免地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此后，在运动逐渐展开的过程中，把阶级斗争看得越来越严重、尖锐，因为有“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理论根据，从而把试点时存在的“左”倾进一步向前推进。
◆记忆中的重大事件
1959年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彭德怀批判大跃进被打倒。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候车室——北京火车站。
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党和政府开始全面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生产。苏联召回在华全部专家。
1961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1962年关于民主集中制。
1959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二届全国人大会议，刘少奇任国家主席。庐山会议罢免彭德怀。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第一届全运会。1963年，农村进行“四清”运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中共发表《九评》，与苏共展开意识形态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