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是语言学家，对文字改革、汉语语法、词典编纂、音韵方言等都有建树，他也是一位图书馆目录学家。
添把知识的“钥匙”
黎锦熙很早就注意现代中国目录学的建设。
要认识和研究目录学，至少应具备：一是熟悉图书，通常为博览群书，无书不晓；二是懂得中国目录学史。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黎锦熙就已读书万卷，熟知自汉刘向《七略》以来的目录学源流。他曾对当时通用所沿袭《隋书·经籍志》倡导的“四部分类法”提出质疑。认为，“四部分类法”即使在古中国书籍不多的时代，其应用也是缺乏科学性的。
早年，黎锦熙在家乡湖南湘潭时，就耳濡目染清末西学东渐。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学汉译本盛行，这对“四部分类法”更是一个冲击。当时张之洞及缪荃孙编《书目答问》以期解决。黎锦熙回顾了这段历史，他说：“张之洞《书目答问》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西学的译本尽纳于子部，这也是不科学的。这是因为《书目答问》本身也只是一种读书指导。”
黎锦熙对20年代的很多大学图书馆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以及如文华图书馆等以杜威十进法为基础设计自己特有的“新分类法”，也持不同意见。
中华文化典籍丰富，这是中外任何一家分类法难以解决了的。就此黎锦熙提倡：一要有“新目录学”，而目录学中“校雠”之学，当为整理图书之一种工具，可扩大为“图书学”；二“读书指导”，乃介绍应读之书目；三学术系统可为分类的标准，分类又为目录学之总要；四其它概以索引论，其专为图书登记、编列、检查，可归于图书馆管理；五古今中外书目，是否注有小序、解题评论，均可谓之目录，而不必为目录学。由此建立的新目录学必须注意“四化一元制”，即（1）世界化。中国目录学要和世界接轨，虽美国国会图书馆用的字母法分类与我国通用的十进法有异，但世界化是统一趋势。（2）现代化。一切部类，概准现代，不拘泥过去习惯，作客观分析。（3）科学化。有科学分析之精神，有如中国古书进入图书分类法，要作分析。（4）工业化。乃指效率，因求效率之增高和扩大，其手段决不能以分类之言，现代为满足，而必须用类码表示之，故不日“部类”，而名“类码”，强调类码法。所谓“一元”，就是要以学术领导一切。若干年后，黎锦熙以此为据，推出了《新目录学纲要》、《新目录学论丛》，等著作。
黎锦熙相当注意目录学的推广和应用。30年代，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书目答问》时，就不循旧《书目答问》说，而是借其道提倡自己的“新目录学”。他编过一册《增码补注（书目答问）》，油印数十册，分发给学生。这是一册按当时运用的“图书分类法”，此书将《书目答问》中的每一部分都编了书号，学生凭借这些书号，就可上师范大学图书馆容易地找到所要找的书，在实践中掌握图书分类法的功能。
他的宿愿是编纂一部《中国大辞典》
黎锦熙讲解新目录学，还注重编制、利用索引，提倡有文化价值的专著，都要有索引。他说：“编索引这种工作是‘能者不为，不能者不能为，然必为之而后，能者可以使人能，使人各取所需以尽所能’。”现在读来，此话仍是很有道理的。
1936年，他在北平图书馆协会上，就索引问题作了讲解，说关于索引的方法，大而言之便是做学问的方法，小而言之也不失为一种工具。图书馆对于书籍的整理和排列，除分类部分以外，还要用索引，以供不知道书籍内容和性质的人检索。
黎锦熙将索引用于编辞书和搜集材料。他每天看报刊，看到需用的文字，就随手用红铅笔在标题旁空白处按图书分类法标出号码，日积月累，聚沙成塔，然后分门别类汇集、装订，即成为分类资料汇编集。他还摘录新词汇，用卡片一个一个地写出，并标好拼音，按年月日排列，久之，便成了一部新词汇书。
要编纂一部《中国大辞典》
黎锦熙曾对当时中国几种通行的、颇有影响的辞书提出批评，说《辞源》无“源”，《辞海》非“海”，《辞通》不“通”。他计划要编纂一部“一网打尽”的大百科全书式的大辞典，要找出最早的出处（源），要广收，一网打尽（海），要打通古今的界限（通）。
1928年，黎锦熙主持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委员会拟就宋元以来的小说平话、戏曲杂剧作全面调查，提出首先编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黎锦熙对此相当注视，称之为“近代语文库”或“第五库全书”，即是《四库全书》中没有的。当他得知孙楷第和孔德图书馆马廉等正在从事编制有关小说平话、戏曲杂剧书目，非常高兴。一年后，孙楷第等即按四库简明目录兼采集各大藏书家目录，编成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初稿本）。为了使《书目》锦上添花，黎锦熙提议并经袁同礼同意，将孙楷第调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后孙到日本和大连满铁图书馆调查，终于完成了《中国通俗小说目录》。黎锦熙审阅后，认为此目录历经四年，为编制专题图书目录提供了可行性的模式。由此，他欣然作序。
黎锦熙利用目录学，30年代他写过一册《学术业务类码表》，用为编排自己藏书、资料以至书信。他按图书分类法，据业务分类标码，分别编了号码，使之有条不紊。书架上的图书无分大小厚薄，也是按此排列。他还自备小册子，按拼音字母次序编好友朋的行事和书信，不用一分钟，即可查出。
六次捐赠毕生藏书
历史上的藏书家以收藏某类典籍或珍稀版本为主，且以此竞相争妍，名垂于世。20世纪的藏书家，他们或以独特的收藏，而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或因出于职业需求，与社会、人生和其他作专题收藏。为使自己事业传承，继续造福于人类，当今很多学者作家在逝世前妥善安排了藏书，其中多有把它献于国家的。环视上下左右，黎锦熙堪称佼佼者。解放后，他先后五次把它捐赠给国家。
第一次，把珍藏五十年的1915～1920年毛泽东给他的六封亲笔信、1918～1921年毛泽东主编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长沙文化书社排印本）及1919～1920年毛泽东主持的平民通讯社通讯稿（油印本）共十五期，捐赠给中央档案馆。
第二次，把五四时期大量的全套期刊和专著文献，捐赠给中央编译局。
第三次，把几十年来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大量稿件书刊，捐赠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第四次，把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部分书刊资料和搜集整理的300多万张卡片，捐赠给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
第五次，把初编、续编、三编全套《四部丛刊》共3000余册，捐赠给北京师范大学。
为便于集中整理书刊，1972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安排黎锦熙迁居到朝内北小街四合独院，晚年黎锦熙继续为自己的著作和藏书编目。1974年，他把70余年所积聚的图书和文稿分为十七大类，上架入柜，分放在六间房内。翌年，他又分清了第九类“语言文字”图书资料的子目。
1977年，黎锦熙修订了《黎锦熙近著目录举要》。八十五岁时，他在“生前预立遗嘱”中明确声明：“图书文物实是精神方面的生产资料，必归公家保管，不能居家藏为遗产。”他希望把七八十年来的书稿“集中整理保管”，供“同人使用”。
今天，黎锦熙生前留下的全部图书刊物以及日记书信等已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保藏，并辟专室陈列。
（上海社会科学院朱守芬）
链接黎锦熙记日记数十年如一日。1901年十二岁开始用文言文，写行楷汉字。1920年起改语体文字加用注音符号，1926年起又改用国语罗马字，1958年后改用汉语拼音，1971年后用自创的汉语双拼法书写。
余思1．图书馆员为什么要懂得目录学史？
2．试举出连续记日记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五位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