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初升的太阳》公演并得到广泛好评后不久，江青让人通知孙维世，说是有重要的工作与她商量。
孙维世听说江青找她有工作的事商量，觉得有些奇怪。过了不几天，江青亲自登门到孙维世北京的家里拜访。
江青满面笑容地对她说：“看了《初升的太阳》，这是一部很成功的话剧，受到了首都许多观众的欢迎。我有个想法，想将这部话剧改编成现代京剧，这需要两个人很好的合作。”
此时，江青正在准备搞她的现代京剧，忙着在全国各地寻找可以改编的好剧本。大庆当时是全国闻名的油田，名气很大，孙维世所参加编导的话剧体现了中国石油工人为甩掉中国贫油的帽子而忘我奋斗的精神，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如果能将这个已经成型的话剧改成现代京剧，在全国的影响一定不会小。更何况将要与自己合作的人是周恩来的养女，这样既可以让自己的现代京剧获得一个好剧本，又可以拉拢孙维世使其成为“自己人”，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林利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江青到苏联治病期间的翻译。据她回忆，在她与江青的交往中，“只是在谈到文学、戏剧时我才觉得和她有一定的共同语言。她很熟悉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情况，谈了当时的一些轶事。关于孙维世，她也很熟悉，以前辈的口吻说，她（指孙维世）很年轻，有孩子气，可爱，但不成熟。”
令江青没有想到的是，孙维世这个“不成熟”，同时充满“孩子气”的人听了之后却没有答应参与改编“现代京剧”。
江青非常生气，以自己的身份，还有人会不同意与她“合作”！江青让孙维世考虑考虑，过几天再来找她。
其实，孙维世与江青之间在对待“艺术”上的“不愉快”，早在1964年夏天就已经发生了。
那年夏天，孙维世原来的工作单位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了一部话剧《杜泉山》（后改编为现代京剧，改名《杜鹃山》）。在公演的那天晚上，孙维世应邀观看演出，可是到了演出的时间大幕却迟迟没有拉开。座位上人们传说，今晚有中央首长要来看演出，还没有到场。
大约过了一刻多钟，剧场的灯光开始暗了下来，一群人从后面慢慢地走到了贵宾席就座。
孙维世见到的中央首长太多了，对此也没有在意，只顾自己埋头看戏。在剧场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人来找孙维世，说是让她到贵宾休息室去一趟，有位中央首长要找她。
孙维世来到贵宾休息室，只见江青坐在那里向她招手，并在自己的旁边让出一个位子来叫她坐下。
江青此时穿一身黑色服装，还披着大黑斗篷，真把孙维世吓了一跳，第一眼没有认出这个人就是江青，以为是一个修女或者神父。
江青对孙维世说：“你来和我合作，抓一下这个戏（《杜泉山》），搞它个样板出来，怎么样？”
孙维世对此根本就没有思想准备，听了江青的话就连连摇头。
江青说，这个剧的基础很好，但在一些地方还得加工锤炼才能成为一部精品，希望孙维世能参与自己对话剧的“改革”，同她一起将这个话剧“改”出来。
孙维世听后睁大眼睛看着江青，很不理解地说：“我早已调出这个剧院了，现在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工作，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合适的。”
这话实际上就是回绝了江青的“邀请”。
江青见对方不买自己的账，接着吹捧说：“我看你对话剧很有研究，过去你导演的《保尔·柯察金》，我看就很好，现在我们也可以合作出一部这样的话剧。”江青接着说，“我看《杜泉山》这个戏现在明摆着就有很多问题，只要我们合作好，一定可以改成一部经典现代京剧的。”
孙维世更是不同意江青的看法，心直口快地说：“一《保尔·柯察金》1950年9月首演个剧好不好要到群众中去才能获得真实地反映，刚开始演怎么就能说别人的不好呢？如果有的地方不好，我们可以提一些意见让别人去改，为什么我们非要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当成自己的来做呢？”
江青见孙维世荤素都不吃，感到面子全无，非常生气。江青的意思很清楚，最近她参与了京剧“改革”，也想参与话剧“改革”。她也知道话剧界人才济济，很多都是她的老相识、老同事或者她的老师辈，而自己对戏剧的演出已荒废多年，出来指挥，这些人可能不会听自己的，要参与话剧“改革”谈何容易？
江青经过精心思考后，认为自己不可能出头露面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这方面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孙维世，只要她出面，新老话剧界的人士都会认可。
为了拉拢孙维世，江青又说：“你来给我当参谋，抓话剧。”
孙维世摇头说：“现在我没有时间。”
江青说：“看来只有我孤军奋战了！”
1962年开始，柯庆施在上海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这位“好学生”的提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不久，毛泽东发表了关于不能让洋人、死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文艺舞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最早得到这些信息的江青借助柯庆施的力量，决定从文艺界入手，打破政治上既定的格局。此时江青正是“拉队伍”的时候，后来红极全国文艺界的于会泳、浩亮等人都还只是一些无名之辈，江青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更不可能想到他们。她最先想到的恐怕就是这位比自己年纪小而又为毛泽东所熟悉的孙维世了。孙维世是革命烈士之后，既是留学回来的话剧界的著名专家，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高层领导人很熟，政治上是绝无问题的。如果自己在这方面能得此人相助，那自然能力举千斤。
这里反映了一个历史的事实，那就是江青在开始搞现代京剧样板戏之前，并不是将自己的领域局限在现代京剧，而是包括了话剧的“改革”在内，至于后来为什么要放弃话剧而专攻现代京剧，这恐怕也与孙维世的不配合，不加入，不肯当“参谋”有关。
江青非常生气，她对话剧界的印象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
据说在对文艺界演出“鬼戏”进行批判之前，毛泽东曾和孙维世单独进行过一次谈话。笔者在采访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时，他回忆，在审理孙维世一案时，没发现毛泽东与孙维世谈话的内容。这也就永远地成了一个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谈话一定会涉及当时文艺界的事情，因为此时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状况很不满意，而孙维世就是直接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当然得通过她了解一些情况和向她传递一些信息。也许还可能告诉她一些当前文艺上应注意的事情，作为一名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如何站稳自己的立场，把握好自己的方向。除了文艺界，会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话题呢？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江青曾拉拢孙维世参加她的话剧“改革”，而孙维世就是在毛泽东与她谈话前后，都始终不愿与江青合作，作为周恩来的养女，她选择了自己认定的方向与道路。
此时，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全国各地的著名编剧和演员被调集起来，开始排练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舞蹈演出后，周恩来让有关部门召开一次座谈会，听取一下各方面的意见。
孙维世接到通知后赶往开会地点，她刚坐下，江青就从外面进来了，并一屁股就坐在她的旁边。
江青主动与孙维世搭话，问她近来的情况。
孙维世简单地作了回答。
此时，毛泽东对文艺界的工作表示出不太满意，并提出了到底由谁来占领舞台的问题。报纸上也开始对一些“鬼戏”开始批判，风势已经开始从远方刮来。
江青当然是最早知道这个风源的知情者，孙维世到底知不知道，随着她的死去也就无从知晓。
江青接着对孙维世说：“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
从延安一直到北京，江青此前跟孙维世说话都是商量的语气，也带着某种示好的成分，但这次对孙维世说的话不再像以前，这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没有向孙维世发出邀请的性质，话语中有着一定的威胁和压力，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她想用这种政治上的高压态势使孙维世屈服于她，做她的“参谋”。
从现存的各种资料来看，这也许是江青最后一次与孙维世当面谈话，或者说是向她发出“邀请”，也可以说是向她进行最后通牒。
此时的孙维世如果对即将开始的政局的险恶有所认识，如果不再“执迷不悟”，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有足够的政治“悟性”，抓住这个机会见风转舵，调转船头，风帆另起，向江青示好，自身的命运就会是另外的一个样子——当然这也只能是暂时的，跟了江青最后也会是一场悲剧。如果真是那样，她的身上流着的就不是血洒龙华的孙炳文和“妈妈同志”任锐的血液，她就不是在周恩来夫妇的养育下长大成人的女儿了！
这次的回绝使江青对孙维世大失所望，不再奢望把孙维世收编在自己的小团体中，她等待着时机，决心加倍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