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为了冯玉祥
民国期间的军阀之间，无所谓真正的朋友，也无所谓真正的敌人。他们的分聚离合，完全是以个人的私利为前提。对自己有利时，可以和往日的敌人联合为友；对自己不利时，可以和自己过去的朋友反目成仇。
两次直奉战争，都是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的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打败了张作霖；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打败了吴佩孚。按说这两人是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是一对死敌。他们俩联合起来，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然而，现实就是这样，他们真的联合起来了。主要原因不是吴佩孚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更不是张作霖想通了要与人为善、化干戈为玉帛。他们走到一起，只为了一个人，而这个人现在已经成为他们的共同敌人，那就是冯玉祥。
说冯玉祥是吴佩孚的敌人，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二次直奉战争，如果不是冯玉祥的倒戈，吴佩孚也许不会遭到惨败，而且很可能还会取胜。虽然历史没有假设，但还是有很多因素显示这一点，吴佩孚知兵、善谋，还有英美实力支持。
而吴佩孚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一直认为，如果没有冯玉祥的倒戈，现在中国说不定早就是他吴佩孚的了。这对于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想想也是，咱们普通人都是这样，当你苦心积虑想达到某个目标，而且为了这一目标经过了漫长的、痛苦的努力，眼看最终登顶的时候，背后有人暗算了你，而且这个人还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会不会原谅他呢?不用做民意调查，这个结果显而易见，绝对不会。
吴佩孚就是这样的，他绝对不会原谅冯玉祥的背叛!甚至可以这样说，吴佩孚这辈子如果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那一定就是杀了冯玉祥。
有必要说说吴佩孚战败之后的遭遇，可以用一句话总结，惶惶如丧家之犬!
冯玉祥的倒戈相向，使得吴佩孚一败涂地。1924年11月3日，吴佩孚含泪率残部五千余人，在塘沽乘“华阳”舰，浮海南下。11月7日，吴佩孚到达烟台，段祺瑞的门生山东督理郑士琦监视其行动。吴佩孚企图在青岛登陆重返洛阳，被郑士琦拒绝。12月中旬，吴佩孚抵达南京。部将齐燮元迎接，但吴佩孚不敢登岸，怕有生命危险。12月17日，吴佩孚到达汉口。在武昌，他纠集十省区代表，宣布成立护宪军政府，代表中华民国，行使一切权力，遭到武汉各团体的通电反对。
眼看在武汉也呆不下去了，吴佩孚随后又离开武汉赴郑州，后又辗转来到湖南岳州。在岳州，他大肆活动，企图东山再起，他打出的招牌就是反奉。这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口号，因为彼时的奉系已经成为中国唯一的最强大的割据势力，有地盘有人马。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然也可以说树大招风，总之一个意思。
1925年lO月20日，受到张作霖威胁的长江流域的直系军阀终于联合起来，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带头，二十多位直系将领联名发出通电，请吴佩孚出山。他们共同推举吴佩孚为14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吴佩孚当然不会错过这天大的好机会，他立即抵达汉口，就任总司令职，担当起主持军国大事之重任。在直奉战争中兵败如山倒的吴佩孚，终于又重新站了起来。
吴佩孚声称讨贼，但这个贼，在吴佩孚的心中有两个：一个是张作霖，另一个是冯玉祥。但这一点，孙传芳是不知道的。他当时只把威胁他的张作霖当作贼，讨贼也就是指讨伐张作霖。而在吴佩孚的战略目的中，联合张作霖打倒冯玉祥，然后借机消灭张作霖。但为了让孙传芳和自己走到一条战线上，他将对冯玉祥的目标隐藏了起来。
吴佩孚出山之后的进军计划，是借道河南，向北进攻直隶和山东，与东南联为一气，会师于京津。而河南督办岳维峻是冯玉祥的国民第二军的军长，受冯玉祥的指挥。岳维峻虽然迫于形势，参与了14省联盟，但他对吴佩孚始终抱有高度的警惕，他知道吴佩孚会睚眦必报的。为此，岳维峻听从了冯玉祥的警告，不准吴佩孚借道河南。这样，吴佩孚和冯玉祥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对冯玉祥，吴佩孚发誓必欲除之而后快。
那么，张作霖又为什么反对冯玉祥?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举兵反奉，当时李景林也是参与者之一。但战端一开，冯玉祥所属的国民二三军不听冯玉祥的劝阻，违背签订密约的诺言，而乘机向奉军李景林部发动攻击。为什么对盟友也发动攻击，还不是因为地盘的问题。冯玉祥可以爱国可以共和，但他的手下并不一定各个都是民主人士，他们听命于冯玉祥，一部分是出于旧军队的个人义气，一部分是考虑派系之争，所以在他们心里是没有什么思想和主义的。所在的陕西地区很贫困，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对于他们发展势力很不利，另外可能也是报复张作霖曾经驱逐王承斌出天津的事情。
于是，在郭松龄反奉之时，冯玉祥的国民二三军便猛烈攻击李景林。冯玉祥闻听后急坏了，多次致电陕豫，说他与郭松龄已有密约，万万不可造次，可是孙岳他们大利当前，即不顾大局，一意孤行。他们一打起来，李景林气坏了，立即联系冯玉祥，但冯玉祥此时又无力制止，李景林便将三方密约之事泄露了出去。张作霖得知郭松龄叛乱之事，冯玉祥居然是主使者之一，不由勃然大怒，认为冯玉祥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样，在反对冯玉祥这一点上，吴佩孚和张作霖找到了共同点。
军阀与军阀之间，谈不上正义与非正义，不过就是地盘和权力，但是在张吴反对冯玉祥这件事上，我们却似乎可以定个性：反动的战争。
在中国的封建军阀中，实际上一直有所谓“中国反赤大同盟”的宣传。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形势红红火火，蓬勃发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革命特点的宣言——新三民主义。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两次东征的胜利。工农群众运动得到恢复和发展，南方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
在北方，冯玉祥信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开始与苏联有了进一步的接触，甚至还在部队中吸纳了一些苏联顾问。他们在一起谈论中国如何争取自由平等的问题，关系越来越亲密。冯玉祥就请他从苏联请来三四十位顾问，步骑炮等各项专门人才皆备，分在他的各种训练班中任教。由于冯玉祥的特立独行，被人们称为“赤化”将军，而他的国民军也被视为“赤化”军队。
张作霖和吴佩孚则坚决反对中国“赤化”，他们在反对共产主义这一点上又找到了共同语言，他们自称是所谓“中国反赤大同盟”的中坚力量。为此，他们也把矛头指向了冯玉祥。
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冯玉祥面临两大军阀的夹击之下，突然使出一招杀手锏，那就是下野。
冯玉祥并不是个唯利是图的军阀，他的思想较之于多数军阀都是开明的。他是年年看戏年年累，眼看着他人今天起高楼，明天宴宾客，后天楼塌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战争，循环无穷，要打到哪天才算了局?
中国连年混战的局面促使他不得不沉下心来，痛定思痛。最后得出结论，是自己学识不足、办法不够，才没有能力扭转中国乱局，必须跳出国内的漩涡，出国去好好考察学习一番。
于是冯玉祥把西北边防督办交给了察哈尔都统张之江署理，把甘肃督办 交给李呜钟署理，所有西北军全部由张之江指挥。1926年1月，他发表主和息 争的通电，下野出国赴苏联去了。(顺便说一句，冯玉祥在赴苏联途中加入 了中国国民党。)
这一下打了张作霖和吴佩孚一个措手不及，冯玉祥的太极功让他们有一 拳打到了棉花上的感觉。冯玉祥以退为进，让他们失去了出兵的借口，但吴 佩孚对冯玉祥的痛恨非常人难以想象，他认为： “冯玉祥狡称下野，伏处平 地泉(集宁)，密集饷械，特集师讨伐。”这就是说，他不相信冯玉祥是真正 的下野，而是假装下野，以逃过张吴联军的打击。
无奈之下，冯玉祥的国民军只能直面挑战。
国民第一军张之江部和国民第三军孙岳部等通电应战，讨伐吴佩孚。国 民第一军为避免同吴佩孚的军队正面接触，迅速退居长城脚下的南口，严阵 以待。南口大战即将爆发。
段祺瑞走了
吴佩孚和张作霖并没有因为冯玉祥的出国，而停止军事行动，照旧我行 我素。他们的大军向北京逼来，受到冯玉祥支持的段祺瑞执政府也就没几天 日子了。
3月8日，毕庶澄部海陆军在炮火掩护下由北塘登陆，准备袭击军粮城。 国民军奋力还击，击退毕庶澄的舰队。第二天，国民军便用10枚水雷封锁了 大沽口，以防海路进来的敌军。然而，这一举动却遭到以日、英、美、法、 意等国为首的天津领事团的干涉反对。
接着，驻京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代表“辛丑条约”关系国驻京外交代表，向北京临时执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威胁国民军如不开放大沽口，就要采取“必要行动”。国民军被迫妥协，答应撤去水雷，开放大沽口，但提出两项条件：一、外国轮船不再为敌军运兵运枪械；二、外国轮船进来不得让敌舰尾随混入。
帝国主义是不讲信用的，麻烦很快就来了。3月11日，日本两艘驱逐舰掩护4艘奉军军舰冲入大沽港口，大沽炮台国民军予以警告，日本驱逐舰竞以机关枪实弹射击，打死打伤国民军12人。国民军被迫奋起还击，再次击退日本人。这就是“大沽口事件”。
3月15日，日本借口国民军违反《辛丑条约》，纠集英、法、美、意、比、荷、西七国公使，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同日，日本公使又单独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谢罪”、“赔偿”、“处罚加害者”等，如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要采取武力手段。随后，各国军舰纷纷驶入大沽口，前后有二十多艘，列强还指示各国在天津的驻屯军必要时可与海军策应，准备实行武力解决。帝国主义的凶恶嘴脸暴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