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奉战争之后，直系首领曹锟的左右认为，现在是直系的天下，解决时局的办法就是拥护直系首领曹锟“黄袍加身”赶走现任总统徐世昌。直系将领吴佩孚认为这种粗暴强硬的做法不会取信于天下，只能使本已呈分裂状态的局势更趋恶化。接着，他提出应当首先“恢复法统”统一全国”然后再利用旧国会，选举曹锟为“名正言顺”的总统。这样做既可以以恢复国会之名驱除徐世昌，又可以抵制南方成立的护法政府。于是曹锟在直系的保驾下开始了迈向总统宝座的谋划运作。
吴佩孚紧急联合各方势力，就恢复国会、请黎元洪复职问题征求建议。一些旧国会议员也发表宣言，指责徐世昌的种种罪恶，宣布徐世昌是“伪总统”自即日始即由国会行使职权。徐世昌也是个老狐狸，总以沉默表示反抗，采取拖延之计，做一天总统算一天总统。吴佩孚派人一日数次打电话到总统府，催问总统何时离开北京。徐世昌看到北京再也没有自己可站的地方了，才不得不发布“本大总统现因怀病，宣告辞职”的通令，然后溜回天津英租界的私宅。曹锟要当总统的第一个障碍消除了。
赶走了徐世昌，吴佩孚、曹锟马上又加紧活动，请黎元洪复职。黎元洪自张勋复辟被赶下台后，便息影津沽，杜门谢客，不闻世事。但自直奉战争后，直系要人及国会议员不断登门劝驾，黎元洪终抵不住诱惑，决心再往“火坑”里跳。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０日，黎元洪正式通电表示接受复职。
当初袁世凯于民国五年六月死后，副总统黎元洪代理总统，但黎旋即又于第二年七月被逐下台。黎元洪代理总统是合法的，但所代任期已满。现在事隔多年之后，又把黎搬出来补所谓总统任期，是无中生有、毫无法律基础的。曹锟、吴佩孚不是不知道这点。但为了能借助黎元洪恢复法统、恢复国会，使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失去根据，即使有愧于法理他们也在所不惜。
黎元洪可就惨了。这一点为黎元洪日后被人耍弄和引“火” 烧身埋下了引子。先是几次组阁，都因曹锟、吴佩孚的作梗而迅速夭折；紧接而来的国会议员关于他的任期问题所形成的争吵，更是令他尴尬。附曹派议员提出尖锐的解释任期案，说“总统任期满而不退位，是总统违法也……”此议一出，附和的纷纷涌现，随之而来的同样的提案有二十多起。黎元洪自知不可久留，遂咨催两院，准备大选。
黎元洪本以为自己所做的完全是为曹锟着想，没想到曹锟及其保定派党徒，却反认为他此举是运动议员继续选他为总统的阴谋。因而掀起倒阁潮，以制宪经费不经阁议通过有违责任内阁制的精神为借口，使全体阁员于１９２４年６月６日提出总辞呈，且相率离京，政务遂无人负责。接下来的几天，京郊一带的军警到总统府索饷、流氓组成的“公民团”在天安门广场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北京全体警察罢岗等各种活动请愿陆续而来。最后，黎元洪私宅电话竟被切断，自来水管被堵塞。黎不得已向曹、吴通电乞援，但没有回电。
６月１２日，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联名呈请辞职，黎元洪下令加以挽留，并派参谋总长张怀芝退还辞呈，冯、王拒不接受。此外，黎元洪在张绍曾辞职后，曾商请顾维钧、颜惠庆组阁，顾、颜知难而退，坚辞不就。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亦请辞职。黎元洪环顾四周，一片楚歌。再加上几天来的不断骚扰，精神疲惫不堪，知道形势不可违，决定离京到天津去。
但黎元洪并没有表示要辞职，将大总统印信大小十五颗，交与夫人藏好，自己一行乘专车离京赴津。不料专车被扣，黎元洪被逼供出印信藏处，并在他人早就代拟好的宣布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令国务院代行总统职权等三个文件上签字，才被放回宅。至此时，黎元洪在直系的怂恿下再任总统，又在直系军阀的胁迫下狼狈出京，时间正好是一年。
大山搬走了，曹锟本可以一步登“天”了，但为了表示自己当总统的合法性，又玩弄一套“依法”选举大总统的把戏。直系担心曹锟不能当选，所以一方面用钱贿赂议员，另一方面把原来的“先宪后选”程序改为“先选后宪”临时又东拼西凑足够的议员人数，浑水摸鱼，最后得以超过规定的四分之三票数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谢天谢地，总算通过了”曹锟为此大松了一口气。10月10日，他就急不可待地从保定赶到北京，满怀自信地发表就职宣言，连一点愧色也没有。
大概总统之位有如皇位，上面罩着一层金色炫目的光辉，对人有无限的诱惑力。坐上的死赖着不走，没坐上的死命往里挤，不惜一切代价。
时代已经不同了，从战争中打下“天下”这块大饼，却不能像古时那样直接“黄袍加身”还得要装模作样地合法才行。走法定程序，大选通过的“总统”之位自然是心安理得了，当然不需要“一点愧色”
黎元洪离京之时，有一点还蒙在鼓里。就是所有那些所谓的请愿、索饷、辞呈都是曹锟背后搞的鬼，目的不过是使他早日提出辞呈。
曹锟为了搬走黎元洪这座自己请来的大山，甘费那么多的周折，劳那么多的神，而黎元洪为了当总统平白地受了这么多的折磨与难堪。他们可真算得上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只是若早知如此，还会不会何必当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