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坚持理念治校 促进学校内涵发展(1)

理念治校是管理学校的最高选择。

创办国家级示范性高中，我们选择了理念治校，目的是想通过理念治校，提升学校领导者的素质，提升教职员工的层次，提高学校教育的品位，提高教学质量的品质。通过创建促学校建设，通过创建促学校改革，通过创建促学校发展，通过创建促学校提高，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举起红旗，发展自己，办成‘国重’，创建名校”， 提出了“中华名校”的办学目标，起到了动员力量，凝聚人心的作用。办成“国重”的目标已经达到，创建“中华名校”的目标也一定能够达到。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校长是学校的灵魂。我同意先生这个观点，但一位有灵魂的校长，应该是一位有思想、有智慧、有个性的学者，应该是一位有理性、有理智、有理道的智者，既有感性，又有理性，更有灵性的学者和智者。理念治校，要求校长要施行“概念领导”，同志们听过“概念工程”、“概念赛车”等，可能很少听说“概念领导”，但这应该是我们做校长的一个奋斗目标吧！理念治校，要求校长是一位求真务实者。真，就是客观存在，就是规律；实，就是实实在在，就是不摆花架子，不喊空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做人，实实在在做事。要求校长“立志、读书、净口、修身”，做校长就是做“教师之教师”，不是做官，不是做“师爷”，更不是做“老爷”，搞“家天下”；要求校长要胸有大志，办学校要立一个“标杆”，要有“标志”， 立志高远，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只有跟着跑的本事。教师，自古以来称“先生”，从学问上可以这样说，教师就是比学生先学习，学历有时间段，学问就没有止境了。校长要带头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他人学，向一切有长处的人和事学，“三人行必有我师”。

中华民族的教育讲究“修身、齐家、平天下”，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的还是要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持。射洪中学的前身广寒书院提出的教育思想是“无学无才者可入，惟无德者拒之”，我们在此基础上，通过总结概括提炼，提出了“德才厚重，博贯兼容”的办学思想，这是继承和发展射洪中学原创办学思想的结果。在此思想指导下，确立了“使学生成为有责任心、有学习能力的现代人”的培养目标，责任心是做人的基础、人格的核心，教育者需要磨炼心性，提高道德修养，才能培养出“先忧后乐”的莘莘学子，我们才会做到对国家、对人民、对学生、对学校“无愧无悔”。

人不论平凡与伟大，都是“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地去”，如果做到无愧无悔于人、无愧无悔于事、无愧无悔于学生、无愧无悔于学校、无愧无悔于人生，那就进入了忘我的崇高境界了。我在教育一线冲锋陷阵的时日不多了，但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教育事业后继有人，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已步入耳顺之年，人只要存有希望就有未来，借此，提出以下几点和大家商榷。

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把发展作为行政兴校的第一要务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了已经有些年头了。我们的思想观念怎么样,那还是只有自己最明白。思想有没有解放，观念有没有更新，是在某些方面的思想解放不够，还是在某些方面的观念更新过了些？我认为，凡世间万物都有一个“度”，把握世间万物这个度是人世间最难的事。无论是对还是错，是全面还是片面，是全局还是局部等。思想不够解放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过”了就难免有极端的表现，这都不好。我在《基础教育参考》上读到一篇林温容老师的《中美教育比较：理念带来差异》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些话：我“一辈子教中学，一直认为中国的中学教育是全世界最好的基础教育。中学教师工作辛苦，中国学生学习勤奋，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非常扎实。自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加上美国的高等教育，可以构成全世界最好的教育组合，可以培养出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在学校里，我把自己的理想灌输给学生。在家庭中，我按自己的思路教育女儿。女儿的成绩一直不错，初中时全年级六百多学生，女儿经常是第一名。初中三年，女儿每学期的期中期末考试成绩，没有出过年级前十名。女儿在国内读完高一后，正好有朋友介绍到美国的中学生交流项目，于是女儿幸运地到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的查尔斯顿高级中学继续读高中。女儿在美国读高中期间，我经常和女儿通电话，也经常和女儿的美国老师沟通。发现美国的中学教育，同样是世界上很好的基础教育。美国优秀学生的基础知识，并不会逊色于中国学生。我比较庆幸，通过女儿接触到两种完全不同的基础教育。我曾经一直努力，试图分析出这两种基础教育的优点和缺点。最后我终于明白，这种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教育理念所带来的差异，是无法进入横向比较的。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想让更多人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异，增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民族之间的沟通，消除民族之间的误解和隔阂。并帮助年轻人在相互依赖的未来世界里承担起责任，为获得最大的发展机会作好准备。”她从“中美不同的教育理念、中美不同的教学模式、中美不同的教学评价”三个方面作了比较，最后写道：“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教育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爱岗敬业、勤奋守纪的劳动者。多元化的美国基础教育，同样造就了强大的美国经济。美国经济长久不衰的秘诀，在于科学发明和科技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推动力。中美基础教育比较，没有孰强孰弱之分。保持传统的优势，借鉴他人的长处，脚踏实地地把我们的基础教育办好，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最大心愿。”细细想来，我们为获得最大发展机会应做好什么准备呢？我认为，坚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小平同志“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树立“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信念，保持传统的优势，借鉴他人的长处，做人、做事、做管理、办学校、搞教育教学都要脚踏实地，把学校办好。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人生大事就是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国家培养学生，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在文明社会的发展中，校长是一个重要而崇高的岗位。管理好一所中小学，特别是一所规模很大的中小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事皆由小事来，教育无小事，这是我从教几十年来最大的感悟，看着成了人、成了才的莘莘学子，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乐趣和幸福。人生大事的辉煌正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无数小事的认真中成就的。我们在从事教育中成就的不只是自己的大事，也是成就教育的大事，也是成就了国家和人民的大事。

二、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把改革作为学校发展的根本动力

我们的事业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扩大开放，开拓创新地工作。但我们不要只是整天口头喊解放思想，我们要在改革发展中统一认识，要在改革发展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不能沉溺于过去，而是要展望未来。学校发展壮大了，我们越是要有危机感，小成思进，居安思危。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一切不可能均可以变为可能，这就叫事业心、责任感、使命感。近年来，如经济快速发展对教育提出的高要求和政府无法对教育增加投入使校长变成了“企业家”，校与校之间对教育资源的恶性竞争使校长变成了“外交家”，先进教育理念的要求和学校现实的矛盾使校长变成了“表演家”，校长角色异化，使校长处在难成“教育家”的尴尬境地等等问题，都要用改革来逐步得到解决。

《中国教育报》2006年8月17日登了一篇孙孔懿先生的题为“教育家，你在哪里？——写在《论教育家》出版之际”的文章，一开篇就是振聋发聩的呼喊：“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呼唤阵阵——教育家，你在哪里？山谷回应：——教育家在辞书上，是的；教育家在史书上，诚然；——教育家在领袖的建国方略中。‘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今皆然。”

对教育家的尊重，在“文革”期间，不知不觉地拐了弯。在政治运动中，更多的教育家纷纷被作为“封、资、修”的代表人物惨遭批判，从中国的孔夫子到外国的凯洛夫，统统在“横扫”之列。“教育家”一词简直成了一顶人见人怕的“黑帽子”，在各种书报杂志中销声匿迹。十年动乱中，教育领域成为重灾区。各级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特别是一些学术上有成就的专家、教授，大多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教育事业遭受到严重破坏。

幸而，历史拐了一个弯之后，仍回到了原处——教育家重新得到肯定。

20世纪70年代末，冬去春来，一切处在复苏之中。1980-1981年，陶行知生前活动最多的地区如安徽、江苏、上海、四川等省市陆续成立起陶行知研究会。1981年10月18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纪念陶行知诞辰90周年大会。1985年，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中国陶行知基金会同时成立，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致辞。他说：“我们评价一个人，要从他的全体、他的一生、他的各方面来看。从这个观点来评价，说陶先生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所有这些方面，陶先生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在仰望星空的时候常忘不了身边的现实世界，当我们以仰慕的心情仰望着前辈教育家时，并没有太多的人关注活跃在我们身边的教育家。1985年初，于光远在《我们迫切需要成千上万个“教育家”》一文中写道：不论在大学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幼儿教育乃至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领域中，都要有“教育家”在那里奋斗。我们迫切需要成千上万个“教育家”。在有了成千上万个“教育家”之后，我国教育事业的面貌就会改观，它也就不再成为限制我们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经济建设事业的一个主要因素，而成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强有力的保证。然而，从那时起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种种“协会”中，唯独“教育家协会”难见踪影，这是何故？这些问题引起了笔者的深思，成为笔者后来对教育家进行专门研究的最初缘由。

有人说，没有“教育家协会”，是因为当代没有教育家。有学者称：“欠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是诞生过孔子的国度的最大耻辱，也是1948-1998年这50年间最大的失败。真正的危机是，我们似乎从不承认这种失败。具有重大担当的北京大学回眸百年历程时，竟然还飘飘然地标榜：‘我们是有过蔡先生的。’”话虽逆耳，确是忠言。从理论上说，每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教育家；如果没有，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教育家来。我们生活的当代中国一定也会有大量的教育家。可是当人们具体地加以举例时，举不到几个便会产生疑问：他算教育家吗？不单是一般人，就连一些专门研究者一起讨论起健在的教育家时，也常陷入举棋不定、落子犹悔的尴尬，甚至比圈外人疑问更多，分歧更大，因为更难于“摆平”。于是，一些辞书的编者在确定教育家时干脆立一规则：凡在世的人物一律不列，因为“争议太大”。

特别令人焦虑的是，近些年来，“知识经济”、“国力竞争”、“人才大战”、“人文关怀”、“素质全面发展”等等，一连串承载着新观念的新口号接踵而来，无一不与教育息息相关，无一不要求尽快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然而，教育现实却在诸多方面不尽如人意：“应试教育”根深蒂固，素质教育难以实施，教育的廉洁形象受到损害，师德滑坡，斯文扫地，师生对立，恶性事故时有发生。

今天，整个社会都在急切地呼唤教育家，呼唤真正的教育家，呼唤教育家尽快从我们的队伍中生长出来。

我们必须把体制内的艰苦奋斗与体制外的自主创新结合起来，或许我们还能够做一些事情，我们支持用这种办法解决问题的人。自主创新没有他人做过，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文件支持，上级对你的支持也永远是滞后的，因这上级支持你可能要比你本身承受更大的风险，所以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胆识和智慧。在体制内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已属可贵，在体制外敢于大胆创新更是不易，而把两者结合起来则更难，我们要尽力争取到这一点，因为学校要改革发展需要这样的人，国家需要这样的人，不要怕别人给你戴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的帽子。我们创国重提出了“发扬‘团结向上，敢为人先’的精神，自加负重，艰苦创业”，干部做到“一不怕吃苦，二不怕吃亏，三不怕矛盾，四不怕非议”，组织和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在省教厅、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把一个地处县城的省级示范高中办成了国家级示范高中，把一个原校园面积不足80亩的射洪中学，扩大成了今天的近300亩的国家级示范高中射洪中学校和射洪县射洪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射中人不仅为发展射洪中学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射洪的教育事业乃至为全市、全省、全国的教育事业都做出了贡献。把一些人认为“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已经被时间、被现实、被历史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