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总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企业管理学中也有像绩效工资这样的内容。本篇着重于研究大转折中我国个人收入分配上的平等问题及其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而本章则先就其中的共性问题或一般性关系进行讨论。
（第一节）分配目标：效率与平等
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出发，合理的分配应能兼顾效率与平等的双重要求。所谓的效率指的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包括各类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地动员和利用；所谓的平等或不平等通常是就人们在收入上的差距大小而言的。差距较小即称之为较平等或不平等较小，差距较大则称之为较不平等或平等较差。至于究竟多大的差距才能称之为平等或不平等，至今并无明确的共识。但从理论上讲，既有激励性，又不至引起社会动荡的收入差距，都可称之为平等或不平等的合理范围。兼顾效率与平等的分配目标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有何关系呢？我们已经知道，追求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往往会导致对于收入最大化的追求，而追求比单干更大的收益又是人们加入企业，并令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个原因。好的分配应既有利于调动多数投入人的积极性，又能让多数人都能实现收入的增长。前者体现了效率的要求，后者则体现了平等的要求。在个人追求收入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问题，就更须有平等与效率的兼顾。否则，既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也会破坏效率所依赖的秩序。
按理说，效率与平等都是很好而值得争取的目标，有什么必要来强调兼顾呢？原因在于两者之间既有互相促进的一面，也有互相矛盾的一面，由此而产生兼顾的必要和不易。下面就从几个方面来探讨两者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
一、平等分配与市场信号
1.两者的矛盾
人们通常用“看不见的手”来形容市场调节的特征与效率，指的是市场价格对于供求双方行为的自发调整。市场价格的变化就是市场发出的调整信号，但是这种信号能否产生当事方的合理调整，则取决于它能否及时而准确地随供求情势而变。
在市场上，供大于求的产品价格必跌，而供不应求者必涨，由此而导致各自生产者的亏盈不同。亏者因此而减少供给，盈者则增加产量，由此而形成资源的合理调整。由此可见，随供求状况而及时变化的价格既是资源合理调整的条件，但同时又是导致当事人盈亏不等，即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市场分配机制中平等与效率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2.两者的依存
尽管在一定范围内平等分配与市场调节的效率是有矛盾的，但若认为凡市场信号都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那也是错误的。在收入严重不平等的条件下，市场也可以出现虚假的供求及相应的价格，这种市场信号往往会导致更不合理的资源配置。
在第三章关于近年房产市场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当收入过于集中于富人手中时，富人某些大而集中的需求很容易被放大，而穷人某些小而分散的需求则很容易被忽略。更严重的是，有些富人群体会利用巨额资金来人为地制造声势浩大的需求，以图从这种投机炒作中牟取暴利。面对这种信号结构，一方面供应商们往往会作出千军万马争宠这一市场的反应，另一方面其他收入阶层也会出于种种的原因而去追涨。其结果，不但是有人可能买下了与其购买能力或初衷相违背的产品，而且整个社会也可能会完成收入向富人手中的又一次集中。
当然，我们可以说，像近几年房产市场的这种问题与市场经济并无必然的关系，只要法制健全、不给某些人以“兴风作浪”的机会就可以了。然而第一，在市场经济中投资和投机、合理的投机与不合理的投机是很难分得清楚的。第二，富人的影响和游说能力总是更强的。
因此从客观上看，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之下出现上述问题的概率总是比较高的。不要说在房价突飞猛进、老百姓怨声载道的前几年听不到各地主流声音对于这种现象的怀疑和批评，就连今天中央政府已明令遏制房价过快增长的情况下，地方上“明压暗撑”的名堂依然不少。能说这是没有根基、没有必然性、用法制就很容易解决的问吗？
案例：房价是这样降下来的
2005年5月21日新浪金融网有一篇文章专就当前房价上的“猫腻”作了分析，内容大致如下：
七部委《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发布之后，大中城市的房价一下子上升为“政治问题”。一些调控压力较大的城市在打击楼市投机上，举措“更为激进”，摆出了贯彻中央调控举措毫不含糊的姿态。近日多有媒体报道，称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房价涨势得到遏制。而事实上，这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有些地方政府在“立竿见影”上的高招多多：
一招，各地的房价均为综合房价（即均价），这个综合房价的统计口径就很有讲究。当地方把本不该列入商品房价格统计口径的“解困房”和“经济适用房”房价纳入商品房价格统计口径时，所在城市的综合房价旋即“降”下一截。
另一招更绝，商品房价格也分三六九等。某调控压力较大的城市悄悄通知开发商“暂停销售”高档商品房。短时间内，等于控制住了高档商品房价格的出现。于是在统计盘面上，商品房价格只出现中档和低档两个价位，以此为基础统计综合房价，调控立马见效自不在话下。
这后一招还更有令人叫绝之处，你中央政府不是强调“大落”也不成么，那好办，当综合房价回落过快时，地方政府可立即允许开发商适度恢复高档商品楼盘的销售。由于统计口径中增加了高价位因素，房价又可依地方的行政意愿像牛皮糖一样被拉高。
如此这般的调控，玩的仍然是“上有决策、下有对策”的政治技巧。要想完全蒙住中央政府也许不大可能，但只要能影响舆论走势于一时也就足够了。
实际上，房价还是可以通过市场手段来调控的。就说广州的房价，1997年至今一直处于平稳状态，均价始终稳定于每平方米5500元左右。其原因无非就是充分保障土地供应，保证广州的楼市始终处于适度供大于求的状态。广州的政府没光想着从房地产市场中“榨油”，而是以“适宜居住、适宜创业”作为发展城市经济的核心理念。倘若各大中城市的政府皆有广州政府的心态，房价问题还须中央政府如此操心么？
二、平等分配与激励性
1.两者的矛盾
一方面，收入对于多数人来说仍是工作的主要动机，因此收入的高低会影响到工作的动力。另一方面，人们习惯于通过横向比较（即与同事或同类人群相比较）来确定收入的高低，因此收入的相对水平更会影响其工作的动力。
由于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及实际努力程度是不同的，若给予大致相当的报酬，收入的平等是有了，但人的工作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因为，能力及努力程度强的人，其实际收入会低于其实际贡献，而能力及努力程度低的人，收入则会高于其贡献。这等于是将前者的收入转移给了后者，前者的工作积极性自然会下降。
如果严格按照各人的实际贡献予以不等的分配，不但能鼓励强者继续努力，而且也可能激励落后者向他们学习，从而可提高整体的工作效率。这样做的结果是：效率有了保障，但分配的不平等就可能会扩大。
由此可见平等分配与效率之间的矛盾。
2.两者的依存
有效的激励需要分配的差异化，但其有效性并非与收入的差距成正比，而是与差异的合理性成正比的。当差距远离这种合理性时，反而可能成为效率的破坏因素。
合理的收入差距往往反映的是人们之间在工作能力及态度上的差距，因此既令人信服，又是通过努力可以缩小的。但过大的差距往往反映了能力及努力以外的因素，比如特权或与权力部门的特殊关系等等。这些因素既令人气馁与愤慨，又不是一般人通过努力可以得到的。因此，由此而生的收入差距不但起不到激励上进的作用，反而可能导致失望或绝望，严重者可诱发越轨行为。可见，有效的激励又需要收入差距的合理控制。
案例1：完不成就抢
据2001年2月14日的《人民日报》，2000年12月28日，安徽省合肥市琥珀山庄黑池坝抢劫案的两名主犯：岳兴军、赵占其被依法执行枪决，另一名主犯岳中山因为作案时差三天满18岁而被判处无期徒刑。还有两名罪犯分别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0年。
岳兴军是河南南阳一名20岁的普通农民。他东挪西借地带着1500元钱来到了合肥市某公司，交了1200元钱押金后，成了公司的一名推销员。很快他发现，他的任务并不是推销商品，而只是写信招来更多的人。每招来一个人，会有200元，如果招不来人，就分文没有。
怎么办？回家？他觉得没脸见人。直到有一天，吃住在一起、互相接济的同乡们吃完了所有的米，用完了所有的钱。
2000年4月13日晚上11点多，岳中山、岳兴军、赵占其等5人来到合肥市琥珀山庄黑池坝风景区，抢走了一对情侣300多元现金和一部手机。抢劫中，双方发生了冲突。为了脱身，岳等人竟把这对情侣推入水中，导致两人溺水身亡。
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美秀认为，在这些犯罪行为中，固然有农民综合素质低、法制意识淡薄的原因，但是对于业主的侵权行为缺乏有效管理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业主侵权在先，民工犯罪在后，对犯罪者当然要处理，但是侵权者却往往被忽略。
案例2：仇富情绪
2003年1月22日，在山西省闻喜县的东镇，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西海鑫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仓被人枪杀。李海仓死后不久，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就此做了一期节目，受到邀请的都是民营企业家。当主持人提到互联网上的一则评论“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时，在场的一些人显得很是尴尬。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组织的一次调查显示，仅有5.3%的人认为中国富人的财富是通过正当手段获取的。
在富人们一个接一个倒台的时候，“为富不仁”、“无商不奸”这样的词语高频率地出现在各种评论中。对待富人被杀事件，典型的说法是：“杀得好，富人没什么好东西。”富人一些鲜为人知的发迹细节被抖搂出来后，客观上验证了这样的说法。人们开始相信，真正没有污点的富人在中国少而又少。一种被冠之为“富人威胁论”的观点也开始流传，意思是：巨富阶层做基金、炒股甚至洗黑钱，直接侵犯了民众的群体利益；巨富阶层与政府官员过从甚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巨富阶层奢华甚至糜烂的畸形消费方式，使社会风气和价值取向复杂化。
不过，最近这种声音也开始强大起来：中国富人的多数还是优秀的，他们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往往要替个别为富不仁者去背“黑锅”。这对他们可能是不公平的。
三、平等分配与经济增长
1.两者的矛盾
经济增长往往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动态表现，但经济增长也需要有投资来源的支持。以最简单的增长模式为例：
经济增长率＝投资增长率×资本产出率其中，资本产出率为每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反映的是投资的效率问题，一般在短期内很少变化，故可视为常数。这样从短期的角度看，经济增长率主要取决于投资增长率。
那么投资增长率又取决于什么因素呢？因素很多，但其中一个基本的因素就是储蓄率。储蓄是投资的来源，其他条件不变的话，储蓄率越高，投资的规模就越有保障。
接下来的问题是，储蓄率又是如何决定的呢？经济学认为，储蓄倾向（储蓄占收入的比重）与收入的高低成正比。一个人的收入越高，除去生活开支后的余额，也就是可用作储蓄的部分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最后一个问题：在一国发展之初、人均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提高储蓄率、以增加投资呢？答案就是实行收入的不平等分配。
这虽然会导致多数人的贫困，但却可使富人产生较高的储蓄率。
由此可见，从增长所需的投资出发，不平等是有利的。
2.两者的依存
若从全面的角度看问题，则经济增长不但需要投资的支持，也需要市场有效需求的支持。投资只是保证了生产供应的增长，如果没有市场购买力的相应增加，增长的供应就可能转化为库存积压，并反过来破坏经济的增长。由此可见有效需求对于增长的重要性。
那么需求的量又是如何决定的呢？经济学认为是由个人的消费倾向（即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决定的，其大小又与个人的收入水平成反比。也就是说，个人的收入越高，尽管其消费的绝对值会越大，但占整个收入的比重却会越低。收入越低者情况则相反。当收入过于集中于少数富人手中时，市场就有可能出现需求不足的情况。
这是因为一方面富人的需求有限，常规消费已应有尽有，新增消费则跟不上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穷人的消费也很有限，由于收入太少的缘故，很多需求难以实现。如此，富人有钱但消费倾向低，穷人消费倾向高但缺钱，两者相结合就造成了市场有效需求的不足，并由此而阻碍经济的增长。
由上可见，经济增长与收入平等之间存在着既矛盾又依赖的两重性。
案例：农村消费问题
据2005年6月10日的《农村百事通》，尽管去年东北农民普遍增产增收，但目前消费热情并不见高。
（1）农村市场消费行情变化不大。27岁的黑龙江省双城市农民吴立民，入冬以来在当地幸福满族乡的大集上卖鱼。每斤5元的鲫鱼，一个上午只卖了30多斤。每斤3元的刀鱼，每天卖不了20斤。记者采访了解到，吴立民的感受并非个别现象。尽管东北农民增收了，但其总体购买力仍然停留在较低层次，大多数只能保证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在辽宁省康平县闹市区的商业街上，进城购置各类商品的农民们熙熙攘攘。卖裤子的业主李连凤告诉记者，在她所销售的10多种成衣外裤中，很少有人购买价格30元以上的。往年春节前每天销售额能有300多元，如今的行情看不出多大的变化。在辽宁省建昌县王宝营子乡的一家农村小商店里记者看到，这里最贵的酒是6元一瓶的“尖庄”，上面落满了灰，最贵的烟是2元一盒的“吉庆”。店主王全宝告诉记者，“尖庄”3年来只卖了2瓶，还是卖给过路人的。村里人平时都喝每斤1.2元的散酒，抽1元左右的烟。
东北财经大学的专家认为，农民的消费愿望实际上是最强的，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消费空白。当前农民不是“有钱没处花”，而依然是“缺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