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其中有一条规定：引进产品中不能有45％以上来自一个国家。韩国人对美国感情非常复杂，对好莱坞文化警惕性很强，所以这一条款主要是针对美国的。但同时，它对保护韩国的文化多样性有好处，很多欧洲国家包括日本都支持这一规定。另外，配额制度也可以保证院线不是“大片”的天下，一些小制作的文艺片也有播放机会。电影振兴委员会委员长安贞淑女士介绍说：“韩国在1963年就有了电影配额制度，那时候对于国产电影保护做到了极致，可是并没有起到多少积极作用。”她举例说，那时韩国只有几家电影公司，都有政府背景，当时规定只有拍四部韩国电影，才能进口一部外国电影，但这并没有帮助韩国电影成长起来，相反电影公司变成了为完成任务好进口国外影片而拍国产电影，大批电影花国家的钱拍出来，拷贝直接就送进仓库里，每年利润全靠进口国外大片。《大长今》的导演李丙勋介绍，那时各影院和电视台都放韩国国产片但没人爱看，“当时我们开玩笑都说，‘昨天你是不是又看韩国片了’，意思是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但不能否认，配额制度在韩国影视产业起步初期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对于中国是否应该设立自己的配额制度保护中国的影视产业，国内不乏议论，譬如韩国影视作品在中国长驱直入，但中国作品却很难进入韩国，是因为韩国市场太封闭了。而实际情况也非如此。在韩国影视公司眼里，中国虽然没有名义上的配额制度，但中国对于国产影视作品的保护远远超过韩国，中国政府可以用行政指令要求全国院线统一放映“国产大片”和主旋律影片，这样的力度比韩国当年要大得多。韩国最有实力的影视制作集团之一的CJ媒体株式会社常务副总裁RichardShim说，由于说不清的政策限制，这几年韩国有影响力的影片很难进入中国国内影院，韩国电影在中国有大量的观众，但他们主要看盗版，韩国公司很少获益。负责中国业务的经理更是很无奈地说，CJ是一个大产业集团，在物流，乃至饲料加工等方面都对中国有很多投资，唯独在媒介领域很难有什么作为。韩国公共电视台KBS的国际事务局长殷文基介绍说，他们在KBS的黄金时间播放了中国电视连续剧《成吉思汗》，可是中国国内所有的电视台到目前为止仍遵循着广电总局2000年的指示：“各电视台黄金时段禁播境外剧。”KBS也曾协助中央电视台的四套节目在韩国落地，韩国普通家庭观众都可以看到中央电视台，可是至今为止，KBS始终不能在中国落地。这些例子说明，和中国人的印象相反，韩国的文化市场对中国一直很开放，只是中国的作品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吸引韩国观众，反倒是中国的文化市场太过于地方保护了。
（二）关于韩国政府大力支持文化产业问题
不少人总结韩国文化产业崛起的原因时，总会提到韩国政府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1997年的经济危机之后，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战略。在其中，政府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明成皇后》是在大陆收视率甚高的一部韩剧。该剧借被日本人刺杀的闵妃的遭遇讲述了朝鲜半岛在群雄环伺的格局下最悲惨的那段历史，是韩国近年来最著名的舞台剧，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很多韩国人感动落泪。按中国的常识，此剧非常符合主旋律，是对青少年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得到政府的帮助。但该剧制片人尹浩镇说：“我们完全是民间公司的自发行为，政府没有给我们任何支持。”国内有媒体报道韩国对于优秀文化作品创作者给予重奖政策，言下之意韩国优秀作品迭出是因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报道说韩国政府新设“出口奖”，对每年的出口产品和单位评选出10个奖项，像电视剧、电影、音乐等产品一旦获“出口优秀奖”，就有奖金500万韩元；还有“国务总理奖”为最高奖项，奖金1000万韩元，“文化观光部长官奖”奖金500万韩元，“特别奖”奖金300万韩元。这些数字粗看挺吓人，但到韩国的人大多知道在小店吃一碗拉面要1万韩元，1斤牛肉要6万韩元。
实际上，韩国文艺工作者一提到政府支持就直皱眉头，好像是多么不光彩的事情，金性洙导演说：“我们最怕政府支持我们，我们总对政府说，求求你们别支持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韩国导演已经有了条件反射，一听说政府要支持就头大。”他解释说，韩国政府确实曾在大力支持电影创作，但那是军政府时代。1970年，韩国军政府就开始大力倡导要发展韩国本土电影事业，有符合政府意识形态宣传要求的重点影片，国家就大量资助；影片拍完之后，还会强制性在所有影院放映，再组织机关人员和中小学学生集体观看。
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秘书长金惠俊先生自称“韩战后的一代”，他回忆道：“那时的片子，都是歌颂军人的，我们的军队代表正第1章 拓展与重构甘肃地域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义，敌人都是坏人，我们的军人个个本领超群，枪也打不死，杀死大量的敌人，非常血腥。我们小学生都张着嘴鼓掌，后来长大了才逐步认识到，那时政府想通过电影灌输给我们的价值观是非常片面的，那个年代整个国家人民的思考方式也非常简单。”在这样的政策重压下，不少电影工作者习惯了审查制度，甚至主动去迎合军政府的口味。然而到了1998年，民主斗士金大中成为韩国总统后，全面推行民主化，同年从军政府年代就设立的电影剪阅制度取消。由此政府实施了新的电影审查制：导演可以不受任何题材的限制。这就使社会创造力得到了充分发挥。韩国的影视也基本采取小制作的方式，有意避开美国的大片模式。这种小制作作为一种智慧型投资，保证了资本的良性流动。同时，也有效避免了商业片的雷同，迅速跟上消费者的审美需求。
（三）韩国式的政府支持是什么
既然文化产业界的人都口口声声不需要政府的支持，韩国政府也不再对影视作品进行审查，那么，是否意味着政府在“无为而治”？非也。在韩国，具体负责文化发展与服务的部门是文化观光部，他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有：第一，支持培养产业人才。政府拨款设立基金会，通过奖助学金的形式，资助优秀青年在文化产业成长起来。第二，保护知识产权。他们认为只要能够保障知识产权，就会自然使优秀的创作者受到鼓励，所以政府在国民中大力宣传知识产权意识，同时积极和民间组织合作打击盗版。第三，搭建交流平台，鼓励中小制作公司和国际市场接轨。韩国政府官员强调政府不能直接给具体企业以支持，这样会违背公平，也滋长腐败。但政府可以通过在国外积极组织会展活动，交流活动，邀请没有实力自己主办活动的中小企业参加，给中小企业提供舞台。第四，推进相关立法。这一点常常引起中国人的误解，韩国政府部门自己无权制定管理条例，而是及时反映产业情况和要求和国会沟通，争取国会通过法规体系的完善。
韩国产业发展院院长万种植先生就介绍，和中国国内的理解不同，多年以来韩国政界对于游戏产业的主流意见是限制其发展，主要是出于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考虑。但因为韩国政府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所以不可能管得太死，韩国游戏产业还是发展起来了。这样政府就不得不客观地看待这个产业，而不能一棒子打死，设立开发院可以把游戏产业的声音反映出来，在政策制定上尽量能够达到社会效益和产业效益的双赢。
总的来说，韩国文化产业界的政府官员，没有一个人将韩国文化产业某方面的崛起归纳为政府“大力扶持，全局规划”的结果，相反都介绍这些产业的发展和政府部门关系不大，首先有了这些产业自己的发展，才产生了相配合的政府部门。文化观光部文化产业政策司司长柳炳赫先生的话也许可以作为总结：“我可以负责任地代表韩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看法，首先政府不应该也没有权力插手文化产业，所以我们不认为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政府的这些工作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我们相信，推翻军政府实现民主化之后，韩国人民思想更加开放，对社会参与意识增加，荣誉感和创造力也被调动起来，这是韩国文化崛起的根本动力。”
四、实施文艺精品战略，发展具有甘肃特色的地域文化
创建具有甘肃地域特色的文化优势，关键在于要树立精品意识，实施文艺精品化战略。大凡精品之作，都是思想性艺术性统一，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将敦煌文化、丝路文化和多民族文化视为激活创作灵感的“富矿”和“金矿”，创作出一批批既有甘肃地方特色又具中国气派的艺术精品。总结这些精品的成功之道，推出更多在全国叫得响的文化品牌，应是甘肃所有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一）新时期以来甘肃推出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文艺精品
注重精品创作一直是甘肃文化建设的一条经验，也是甘肃文化建设的突破口。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文化精品生产，无论推进特色文化大省发展还是政府相关工作报告，实施文艺精品战略的指导思想从未改变过。甘肃的文艺工作者也不负陇原人民的重托与期望，老一代文艺家精神焕发，中青年文艺工作者人才辈出，他们潜心发掘甘肃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戏剧、文学、歌曲、影视、绘画、摄影、书法、曲艺、杂技和民间艺术等各个领域创作了一大批精品，这在戏剧领域表现得最为典型。从20世纪70年代末风靡海内外的《丝路花雨》，到近年来美誉不绝的《敦煌乐舞》、《大梦敦煌》、《天马萧萧》等，可谓精品剧目，迭出不穷，戏剧舞台，百花争妍。1979年，敦煌艺术剧院创作的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首次复活了闻名世界的敦煌壁画，以其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舞蹈动作、富于艺术感染力的表演，被公认为中国民族舞剧新的里程碑，并被列入20世纪中国舞蹈的经典之作。而原敦煌艺术剧院院长席臻贯破译的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世界上最古老的乐谱，则使沉睡了千年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敦煌乐舞》，在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上精彩亮相，当时国家领导人看完后说：“千年绝响，功不可没。”1995年该剧荣获文化部颁发的第五届“文华新剧目奖”。2000年4月，兰州歌舞剧院创作的《大梦敦煌》，再次以敦煌艺术为背景，演绎出一部如泣如诉又大气磅礴的爱情故事，该剧被专家誉为“大手笔、大制作、大气魄”的舞台艺术精品。2004年，《大梦敦煌》二度冲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膺2003—2004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榜首，并九进北京，在2005年7月实现了海外第一站澳大利亚的演出，演出总场次超过240场。如今，《大梦敦煌》已经敲定于2006年10月在法国的演出计划，将在巴黎巴士底狱演出8场。借着《大梦敦煌》演出的东风，兰州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排演的《经典·敦煌》交响音乐会还实现了兰州一北京一悉尼的“三级跳”，尤其是在悉尼歌剧院的演出，展现了中国西部艺术家们的风采。敦煌艺术剧院新近创作的民族舞剧《天马萧萧》，赴京演出一炮走红，文化部部长孙家正观看演出后说：“甘肃是经常出大戏的省份，甘肃文艺工作者很有原创力，也很有独创性。你们创作的剧目，基本上都是根据当地的文化特点、地域特点，而不是模仿、照搬别人，这种创新精神是值得其他省学习的。”在充分挖掘甘肃文化资源优势，创作具有浓郁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的大型舞剧的同时，其他剧种也好戏连台，其中京剧《夏王悲歌》、话剧《极光》、秦腔《白花曲》、陇剧《天下第一鼓》、豫剧《日月图》以及舞蹈诗《西出阳关》等，都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在文学创作上，近年来也涌现出了不少在中国文坛有一定影响的力作。其中王家达的长篇报告文学《敦煌之恋》，以强劲有力的笔触，热情讴歌了敦煌艺术的永恒魅力，深情谱写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以青春和生命为代价，为保护、挽救、研究、光大敦煌艺术所作的贡献。作品被授予鲁迅文学奖，这是甘肃作家至今获得的最高文学奖。由武威作家雪漠创作的《大漠祭》，真实地反映了河西农民在极为艰苦的自然环境中自强不息、向往美好生活的奋斗精神，展现出一幅现代西部农民的生活画卷。作品荣获“冯牧文学奖”中的“文学新人奖”第一名，从而填补了甘肃长篇小说在全国大奖中的空白，同时入围2000年国家图书提名奖。2006年2月，由甘肃省委宣传部、武威市委市政府等单位联合摄制的电影《月圆凉州》，是我国在联合国总部举办首映活动的第一部影片。影片根据公元1629年西藏高僧萨迦寺寺主昂旺·贡噶索南所著《萨迦世系谱》一书创作而成，反映了公元1247年发生在中国古凉州（今武威市）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不愿重蹈祖父、父王在马背上用铁骑征服天下的覆辙，实现以和平统一天下的宏愿，邀请西藏高僧萨迦寺寺主萨班，远涉千里，带着两侄子巴斯八和恰那多吉来到凉州，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谈”，由此结束了西藏长达400多年的战乱，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蒙、藏、汉多民族之间世代友好、团结和睦的崭新篇章。影片在联合国总部哈马舍尔德图书馆礼堂放映结束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说：“这部影片非常有意义，拍的非常真实感人。很好。”中国驻美大使王光亚说：“影片一开始就拍的非常大气，气势恢弘，此片在联合国放映对维护世界和平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位联合国官员看完影片后说：“影片在放映中，我几次都被影片的剧情、人物所感动，影片中的音乐和画面都很美。”几位侨领在看完影片后高兴地说：“这部影片给我们展示了中国历史上爱好和平的一段感人故事。”影片还在华盛顿、洛杉矶及夏威夷等城市举行了首映活动，得到了广泛的赞誉。上述这些文化精品的产生，推动甘肃文化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层次，为甘肃文化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