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再次跟秦雄开了个大大的玩笑,来自北京的不幸消息堵住了秦雄的另一条出路。投资超千万元拍摄的三十六集电视连续剧《苦力》竟没能通过终审,贾金苟亏了血本,彻底破产,外逃躲债去了,临逃前给秦雄发来一个信息:“秦兄,《苦力》剧被指与原剧本悖离,有误导观众之嫌,我被逼出国另谋出路。欠你的钱我一定还,待时机好转再联系,对不起老友,金苟泣别,感愧难言。”
秦雄如遭五雷轰顶,六神无主,宋佳却偏偏在这时煽风点火道:“我早说过嘛,你一辈子只配给人打工,哪里是做影视制片人的料子嘛,别总以为自己了不起。”
秦雄火冒三丈,第一次指着她骂道:“你住嘴,当初你是怎么替我去考察实情的?肯定是跟那个色鬼黄导勾搭上了,没把我的事放在心上!哼,还想当什么歌星,是那块料吗?”
宋佳毫不示弱道:“我就和阿黄好上了,怎么的?你自己不中用,还拿人家出气!”
秦雄怒不可遏,一巴掌打将过去,在小美人的脸上留下一记红印。
宋佳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你敢打我,你这流氓,我当初错看了你!我不干了,我就去北京找阿黄!”蒙着脸跑开了。
秦雄愣在那里,右手火辣辣的止不住发抖,这是他第一次对女人下手,气急得失去理智了。
冷静下来后,他直飞北京,找到了贾金苟的影视制作公司,却早已人去楼空,房东大娘告诉他,贾金苟早在十天前就逃走了,还欠了剧组人员的工资和几个私人老板的债,房租也有半年未给,末了还感叹说:“瞧这些搞电视的文人,哎哟喂,马屎外面光,到处骗财骗色,全没德行,做事全不靠谱,真丢我们北京人的脸啊!”房东大娘还从一些讨债人的口中了解到,贾金苟这些年的影视生意一直做得不成功,公司入不敷出,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曾两次被债主雇人绑走,被打得只剩半条命,他的一口假牙也并非如他所说是喝错了农药,而是欠钱不还被揍的结果。据说那个黄导也是贾金苟公司的股东,同样是个欠债的主。
秦雄闻言,马上拨打黄导演的电话,刚接通,对方就掐掉了,再打还是这样。他像一只疯狗似的坐着出租车在北京城乱窜半天,什么线索也没捞着,后来就拨打了陈彪的电话,陈彪热情地宴请了他。
二人来到一间穆斯林餐厅,吃涮羊肉,喝二锅头。陈彪仍是那么牛皮哄哄的,先是问了声“伶南的人民还好吗?”,接着摆出一幅新闻界大腕的样子,向他透露最近中央高层领导的一些秘闻,后来又说起中央台和一些北京大媒体的种种内部消息,而这些很内部的机密又无一不是重量级的领导亲口向他透露的,似乎与这些高层领导关系也不一般。最后又关切地问起那个江下村的事,秦雄以实相告:“你的报道出来之后,轰动性的效果自不用说,但是据我了解,问题至今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江下村村民被侵占的征地款还未完全兑现,组织上访的农民还有三个被关在大牢里面。还有那个老革命虽被放回家,但见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活活被气死了。”
陈彪闻言,拍案而起道:“岂有此理!太他妈不靠谱了!伶南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这些官员真是无法无天了!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不把事情老实地告诉我?有没有把我当哥们?”
秦雄说:“你能够把事情捅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些村官也进去了,我和江下村的农民已经很感谢你了。但伶南的事情不是我们媒体记者能够解决的,一个江下村也牵扯到市里方方面面的关系,地方保护主义很严重,天高皇帝远,我也不好意思为你再增加麻烦……”
陈彪说:“这就是你秦老弟不够意思了,我们是哥们是不是?伶南还属于中国是不是?伶南的事也是我陈某的事,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不就是几个土霸王吗?不服管教了是不是?你好好打听打听,省级以下干部有几个是我陈某治不了的?下个月我就再走一次伶南,非把问题弄大了不可!实在不行,上面还有温大哥(温家宝)嘛!我亲自找他说说行不?”
秦雄很感激他的仗义,说:“算了,像江下村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农村多的是,我们管得过来么?我相信你老哥的能耐,但即便是解决了一个江下村的问题又有多大意义?还是治标不治本嘛。老哥的心我领了,这事我看就算了,当初我也有私心,还想在伶南混,不愿意把事情闹僵,如今也没有这个心情理那么多事了。”
陈彪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郁闷地干下一杯酒,好久才说:“是啊,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就治好了一个伶南,同样是治标不治本,郁闷啊。”又说:“我们国家还是有不少问题的,我们的监督体制的问题尤其不少。我最近就一直在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重点放在舆论监督的研究上,准备写一本书呐喊一下,必要时我真的要向温总理甚至胡锦涛主席汇报一个成熟的想法。李昌平写书代表老百姓向总理说实话,我就不能写本书代表咱们新闻人向总理实话实说?”
秦雄举杯敬了陈彪,附和说:“老兄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一个有正义和良知的知识分子!我一直觉得,真正的文人和知识分子就应该是一个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人。我甚至很怀念民国时期,因为那个时代涌现了多少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自由知识分子啊,不管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和民间人士。只可惜,现在的中国,从‘五四’以来,这样的文人和知识分子是日渐凋零了,大部分都变成了软骨头的奴才,御用文人,或者政客和党棍,或者文化流氓和政治流氓,真正是犬儒化了,这是为什么?“
从不抽烟的陈彪这时向秦雄要了一支烟,点上,神色变得很沉重,话语随着烟雾缓缓吐出:“我一直在想,自孙中山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以来,我们国家的政治到底进步了多少?以现在我们的国情来说,要一下子像西方那样自由,一下子放开党禁,时机还不够成熟。但是,要放开言论之禁,中国也乱不了!台湾的文化根基也强不到哪里去,蒋经国先生在去世之前终于放开了这两大禁忌,乱是乱了一下子,可也没有乱到哪里去嘛……”
秦雄对这个印象中的吹牛大腕顿生敬意,觉得这个处在皇城根儿的媒体人思考问题的眼界就是不同,听着终于有些靠谱,也神情专注地说:“说的太好了!舆论开放,新闻自由,中国肯定乱不了!记得一位省纪委书记说过,如果中国有正常的舆论监督,那么官员的腐败问题就可以解决一大半。至少在这方面可以预见,放开言论之禁利大于弊。”
陈彪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中,兀自说:“前些时台湾的作家李敖来大陆搞了个神州文化之旅,在北京大学作了一堂演讲,我去参加采访了。李敖先生有句话说的意思是,言论自由对共产党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要把它看成是洪水猛兽。他举例说成人A片这个东西对社会来说本来也是不好的,是有伤风化的,可北欧的丹麦最先放开了禁忌,结果有个数据表明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在短短一个月的开放之后,丹麦的强奸案减少16%,偷窥的个案减少了80%。说明人们的社会道德并没有因此而堕落嘛,社会秩序发反而变好了。看A片本是人性的需求嘛,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嘛,如果当权者想压制这一人性的需求,社会效果就适得其反。说到底,民主和自由也就这么一回事,也是人性中的一大需求嘛,没什么可怕的……”
秦雄再次击掌表示佩服,不得不从心底里再一次认真地审视眼前这个新闻人,他说:“如果没有民主和自由,如果没有言论开放,那人们就像对待A片一样,你不让我看我偏偏想看,私下里要偷看,你不让我自由地说真话,我只有把真话在私下里去说,在公开场合就只有讲假话。现在我们单位就是这样,伶南的官场也是这样,伶南的文场也是这样,相信不少地方也是这样。如果有一天,大家在官面场合上都不讲真话了,极可能又会出现第二个文化大革命,那时的中国就真正危险了,想开放言论也晚了……”
陈彪说:“的确是这么回事,现在中国的政令不畅,中央的指示和精神在下面得不到全面执行,有的到了下面就完全变了样。你在下面工作,应该最了解这些怪现象的。就好像你们的伶南日报,连一个村里的几个小官都不敢去监督了,要这张报纸干什么啊?……”
这话又说到了秦雄的痛处,其时他已经干下了半斤酒,几多痛苦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禁不住鼻头发酸,叹息道:“是啊,还要这张报纸干什么?还要我这个挂名总编干什么?……”接着一五一十地把自己一年来的遭遇全都从心里倒出来,末了说:“在伶南,我可是难以混下去了哟,还记得两年前我对老哥说的话么?”
秦雄记得两年前自己曾对陈彪说过在伶南混不下去了就来北京投靠他,陈彪也大包大揽地答应过。秦雄这下深感走到了绝路,真的产生了来北京谋生的想法。陈彪显然也记起了当初对老友的承诺,他微微一愣,神色有些变化,随即说:“老兄说笑话的,你这样的人才如果在伶南混不下去,那谁还能够混得下去?如果真是有危难之处,那我让中宣部的哥们给你们的省里和市里打声招呼,要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善待你这个新闻人才,好吗?……”
秦雄对此早有心理准备,知道他这个好吹牛的毛病还没有改,也不好为难他,便说:“跟你老哥开玩笑的。如果我在伶南都混不下去,那在北京还能混下去吗?打招呼的事就免了,我还没有沦落到这一地步,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谢谢。”
陈彪说:“就是嘛,相信你还会东山再起的,你秦雄的能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么?好好干,今后还要麻烦你老弟多多提供一些基层的材料,那我的书也写得充实和全面一些嘛,我向总理说实话也才显得有理有据嘛。”
一席酒宴吃到了晚上十点,二人都有了很大的醉意。陈彪打的士送秦雄回酒店后,又为难地说:“本来想请老弟你也洗个桑拿的,但又碰上北京最近严打,就只好委屈老兄过一晚廉洁的夜生活了。要知道,这里可是北京啊,在温大哥的眼皮底下可得守规矩啊,哪有你们伶南的同志活得潇洒。”离去时还说:“回去后代我向那个江下村的农民们问声好,向伶南的人民问声好。”
秦雄本想着再找找快报以前的小丁和孔老头聊聊的,但眼下时辰已晚,且心中烦恼,再无心与他们聚会叙事,只好作罢。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又飞回伶南。
在报社,宋佳已不知去向,打电话也关机,莫非她真的去北京找黄导演投怀送抱了?秦雄愤愤地想着,感觉自己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直到一个星期之后,宋佳发来一条信息:“烦你向报社为我请辞,我不再回伶南,现跟阿力在一起,我俩的缘份已尽,请别伤心,也别来北京找我,你找不着的。”
阿力是黄导的小名,可以想象他们的关系又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头脑简单的宋佳,哪里经得起流氓导演的引诱啊,这下还在做者她的明星梦呢。为这事,秦雄赔了夫人又赔钱,更是雪上加霜,他当即砸坏了自己的手机,在外面连续干掉两瓶白酒,回到家就大病不起。
两星期之后,秦雄才回到报社上班,一个人呆坐在办公室,没有人进来向他报告这些日报社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人过问他的身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好像成了局外人了,模样憔悴,胡子拉茬的,眼光对谁都充满了敌意。人们都有意躲着他,私下里议论说,报社出了第二个疯牛张。难怪老张说过,人生挫折不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还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相貌,他把自己往洗手间的镜子里一照,映出一双血红的眼球,苦大仇深的面孔,差不多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了。他哀哀地想,这个世界上还有可以相信的男人和女人吗?记得有人说过:爱情是个骗子,友情是个幌子。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