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一直谈到翌日清晨４时结束。夜餐是每人一碗面，是由孙铭九和当地驻军团长赵绍宗送来的，王以哲在旁边递碗筷。临分手时，张学良把他带来的《申报》
６０年纪念印制的我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彩色地图册送给周恩来，说了句：“共同保卫中国！”张学良先拿出２万银元，不久再送２０万法币，以支持红军抗日；周恩来准备派叶剑英常驻西安，协助张、杨训练部队。
刘鼎也与张学良道别，随周恩来一行奔赴延安。路上，周恩来显得很兴奋：“谈得真好，出乎意料！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
１０日这天，行抵十里铺，遇上大雨，只好住下。周恩来一天一夜又没睡，详细向刘鼎询问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情况。１１日，周恩来起草给中央的报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张学良）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前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对蒋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现有分化，蒋现在歧路上。他认为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他当离开他……
４月２２日，回到瓦窑堡的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让刘鼎带去。
三天后，张学良接到周恩来的亲笔信，拆开一看，开头写着：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张学良顿时热血沸腾。他读罢信，心情仍不能平静：“会谈后，我是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到他就好了！”张学良将信小心装好，又对刘鼎感叹道：“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就抗日。对中共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蒋介石认为和谈是因为共产党“山穷水尽”
张学良与红军的来往，蒋介石已经有所耳闻。日本人的得陇望蜀，也让蒋介石心中恼火。７月，国民党开五届二中全会时，他当众说出“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他目光炯炯地望着台下的人，听众自然受到鼓舞，也有些吃惊。蒋介石进一步解释：“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介石话音一落，台下响起一阵如潮的掌声。
散会后，他又找来陈立夫和戴笠，指示戴笠：“要密切注意东北军动向。与中共的接洽，只能由中央出面，张学良出什么风头！”
陈立夫接话：“委员长，曾养甫已经同中共的潘汉年会晤，局面正在打开。”
蒋介石仍为不满：“要他直接与中共最高领导联系，要抢在东北军、西北军前头，不然一切都没有意义！”
陈立夫已经布置曾养甫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三人写了信，７月１９日又专门给周恩来去信：
翔兄：
黄君（即张子华，上海党派出的联络员）来，得悉种切，欲谋迅速解决，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屏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顺颂时祺。
弟养上
７月１９日
８月８日，潘汉年在南京同曾养甫会晤后，来到保安，带回一个消息：曾希望潘回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再到南京见陈果夫。
“小开，”毛泽东抽着烟，乐呵呵地喊着潘汉年的绰号，“蒋介石这龟儿子也知道日本鬼子弱肉强食了！”他敛起笑容，“他以后别再把枪口对准我们，我们也不会骂他‘该死不该死’了。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
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同南京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
周恩来在专心一致地在思索，对周围的一切完全无动于衷。他在斟酌思考他丰富想象力揭示的种种办法，力图从中找到一个最佳线路：“我认为同南京谈判时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二、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应该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那提什么？”毛泽东躲开呛人的烟雾，眯眼望着周恩来。
“张学良提的是联蒋，我们是否可以提逼蒋抗日？”
“要做到张学良所说的，让蒋介石明白抗日须联共，恐怕不可能。”
“人民愤恨他，这种处境使他多少有些进退两难。要使他醒悟到，如果不抗日，他的朋友和他的支持者迟早会离他而去，也就是被历史抛弃。从他自身的利益考虑，也许他会回心转意……他不是一个蠢人。”
烟蒂燎到毛泽东的手，他疼得抖了一下，扔到脚下，碾灭：“我同意恩来的说法，现在再提抗日必须反蒋，不合适。我们可以根据会议的精神，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国民党中央发信，承认蒋介石对领土完整的解释，较之过去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但要指出其退让政策之不足，全国人民对其抗战态度之不满足。”他又告诉潘汉年：“鉴于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的重心在联蒋抗日，转告张学良，他们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又问：“你电报中说张子华已经出发，怎么至今未到？”
三天后，张子华带着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以及同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回到保安。
周恩来看完信后，于８月３１日给曾养甫回信，说明很愿意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具体谈判，只因外出不易，故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并负全责保证安全。第二天，他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
果夫、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张子华）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颖神驰，伫待回教。专此，并颂时祉！
周恩来
９月１号
国共两方的最高级谈判，眼看就要促成，却因苏联驻华大使的几句戏言而急转直下。
９月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文字已逐渐成形。在一次讨论会上，困乏的苏联驻华大使、苏方谈判代表鲍格莫洛夫伸了个懒腰，对着陈立夫说道：“一旦中日爆发战争，我们决不会帮助中共。”
陈立夫瞪大眼睛，以为听错了。可鲍大使还在喋喋不休：“陈先生，中共只有两三千兵力，如果他们不听话，你们就把他们消灭算了。”
鲍大使漫不经心地收拾着文件，准备退场。陈立夫张着嘴，半天没动窝。
陈立夫跑到蒋介石那里一说，蒋介石也愣住了，连连追问：“谈判中喝酒了没有？”
“没有。”
“鲍先生有无精神病史？”
“没听说过。”
“翻译有无错误？”
“我找两个翻译核对过，况且鲍大使也懂不少汉文。”
蒋介石在摇椅里来回晃着，似乎在筛选自己的想法：“你能确准他说的是真是假吗？”
“他说的是真的！”陈立夫类似喊叫地答道，他眯起眼回想着，“在谈判时我跟他说过，如果中国将来共产化，对你们苏联有什么好处？你们能制服一个比你们人口多三倍的中国吗？他并没表示反对，而且还同意让我将此话密告苏联政府呢。”
蒋介石听得出了神。他在３月２７日就曾接到阎锡山的告捷电报，电报谎称：
“我军于２４日攻下各要隘。据俘虏供称：毛泽东见各要隘不守，即率军五百余西窜，中途被我军截击，毙三百余人，毛泽东及其妻（贺子珍）及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仅以身免……”蒋介石对此半信半疑。他一直在想着自己脑子里转来转去的那个念头——消灭共军，毕其功于一役，此刻，他在这种念头驱使下说道：“与中共的谈判只可虚以委蛇，可趁中共孤立无援之时，将其彻底根绝。我要亲自出马督战，命令张学良、杨虎城出兵剿灭共匪！”
督战途中，蒋介石接到周恩来９月２２日的来信。信的最后一段说：
……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祈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坠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屡屡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党政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
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蒋介石把信纸丢在桌上，对身边的将领说：“他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急于同我妥协。我不会上当。”他又电告陈立夫，他将以军事压迫和政治解决双管齐下。一面继续调集部队“围剿”红军，一面仍由曾养甫出面，再次邀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谈判。
中共回电，周恩来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蒋介石得信更加振奋：“穷途末路还讲什么条件！命令部队加紧进攻，‘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阶段！”
周恩来自然无法成行。由在上海的潘汉年为代表，同国民党作初步谈判。周恩来将此电告正在西安的张子华，要他转告曾养甫和陈立夫。
陈立夫也是利令智昏。当潘汉年带着周恩来的书信，如约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面时，陈立夫一反平日和蔼态度，板着脸，屁股扭到一边，口大气粗：“我现在是代表蒋委员长答复你，既然你们共产党愿开诚合作，那我就好提任何条件了。”
潘汉年一愣。
陈立夫已在宣读条件了：“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
潘汉年额头罩上一重阴影，愠怒地说：“这是蒋先生站在反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例，哪里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
陈立夫：“如果军队如此解决，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
“蒋先生有目前这种怪想，大概以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了吧？”
潘汉年这句话一下击中了陈立夫的要害。陈立夫搓着他精心保养的白嫩的手，急忙转换了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事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意和他当面谈。”
潘汉年一口拒绝：“暂时停战问题都解决不了，四处炮火连天，他根本就无法出来！”潘汉年把每个字都加重了语气，眼睛则一眨不眨地盯着陈立夫的脸。陈立夫抬脸碰了一下潘汉年的目光，不自然地瞅着地。
延安欢呼：“蒋介石也有今日！”
中共政治局会议，有时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进行，有时在张闻天的窑洞里进行。议题多是研究关于蒋介石的对策。不管在哪里开，几个抽烟的委员都会把屋里弄得烟雾腾腾。越是理不清头绪时烟抽得越凶，不抽烟的周恩来便常常挨着门或靠着窗坐。
毛泽东使劲搔动长发，向委员们报告前一阶段联系情况：“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张学良向蒋说了与红军联合，杨虎城也说了，都碰了钉子。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现在与南京妥协的范围缩小到怎样处理红军的问题，焦点是这里。最近他要我们照广西的样，要服从中央，改红军叫国民革命军。这与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在表面上是不同的。但表面上得不到，我们应准备重实际，应该承认他，这在政治上是胜利的。我们的原则是在抗日目标下逼蒋抗日。”
毛泽东说完，周恩来接着说：“毛主席的报告，我完全同意。我们的战略基础是在促成统一战线的成功。不管所遇的困难怎样，每个行动都要在这个基础上出发。
逼蒋抗日是要有很大的力量，现在力量还不大。蒋企图控制各种矛盾而维持他的统治。他现在只能控制，我们应使他控制不住。”
委员们基本上赞同毛、周的说法，却苦于对蒋介石难以“控制”。
这样的会已经开过几次了，时常开到深更半夜，并无太大进展。正好在前一次政治局会议后一个月，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把毛泽东也一时弄糊涂了。正午时分，他拿着刘鼎发来的电报，说蒋已被张、杨捉住了，急等中共高见。毛泽东把电报递给周恩来，疑惑地问：“你跟张、杨接触过，有没有这个可能？”
周恩来也颇为兴奋，但肯定地说：“完全可能。张学良年少气盛，敢作敢为，他做得出这样的事。据王炳南的报告，杨虎城对蒋介石成见很深。张学良要做这件事，他会全力支持的。不过这件事不会太简单……”
毛泽东点头：“我看也是。再看一下事态的发展，最迟今晚或明早要开个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一下我们的大政方针。”
消息已在高级领导们中间传开。他们像年轻人一样跳跃着，呼喊着：
“蒋介石也有今日？”
“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
受了这种情绪的感染，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人也谈笑开来：“现在还有什么别的好说的，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
很多人在最初一瞬的想法，就是把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然后枪毙，为人民报仇雪恨。
然而中共首脑们还是很快从狂喜中平静下来——重要的是下一步。周恩来的意思是：“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
“是啊，”毛泽东附和，“主角是张、杨，我们要在后面支持他们。”
由于路线错误受到批判的张国焘似乎一夜间恢复了元气，激动之余，突发奇想：
“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么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
无人响应。
第二天，保安的窑洞里聚集着政治局的重要人物。
惊喜之后，由于事发突然，又没有更多的消息来源，委员们着急起来。毛泽东倒背着手，在土炕和桌椅间踱来踱去。他往土炕上一坐，喷了口烟，仰天长叹：
“反了！天翻地覆了！我看张、杨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的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恩来同志你情况熟一些，你重点谈谈。”
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担心的是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夹击：“我们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想办法力争蒋之大部，如林森，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对冯玉祥更应该争取，孤立何应钦……”
张闻天很同意：“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我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好，就这么定了。具体政策等恩来同志到西安后视情况而定。”
会议对如何处理蒋介石，没有定出明确方针。
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若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
１２月４日，蒋介石再次来西安时，并没想到能被扣留。他仍住临潼华清池。附近有秦始皇陵墓；自唐代以来就流传杨贵妃在此入浴，白居易《长恨歌》中“温泉水滑洗凝脂”所咏的温泉就在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