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毛泽东对那天的检阅和住处的安排还是很满意，周恩来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毛泽东红润的脸色，透出一种兴奋之后的倦怠，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从现在起，我们就可以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进驻北平了，这标志着中国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停了一下，他又说了一句：“但还不是完全胜利。”
毛泽东的“自由”变成了麻烦
毛泽东的住处叫双清别墅。这座别墅是1917年熊希龄在香山修建的私人别墅。因为这里有两股清冽的泉水流过、因乾隆皇帝的题词“双清”而得名。毛泽东觉得这里比西柏坡“阔气”。他心情舒畅，就想爬爬香山。
周恩来安排了汽车。
香山的公路是临时抢修的，小轿车在路上走，就跟船在浪里摇摆一样。进了香山大门，就是一个抬头掉帽子的大陡坡。汽车在坡下呜呜地加油，只见车轮原地打转，不见前进一步。毛泽东也看出门道：“上不去吧？我们下来走好了。”
司机说：“好，主席你先下车，我把汽车倒回去，再往前冲一下，这样出不了事。”
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踏着夜色，边走边聊，很快来到香山慈幼院的后门。一辆吉普车已经停在那里。司机拉开车门。
毛泽东问：“不是到了吗？怎么还要坐车？”
周恩来：“路坡太陡，小汽车爬不上去，必须换越野吉普，前面还有很长一段路呢。”
这是周恩来陪同毛泽东第一次披着星斗登香山。
除了办公、开会和看书，毛泽东是不喜欢久坐一地的。他夜里工作，下午睡醒了，总爱出去散散步。这天下午，他又按他的老习惯“出去走走”。可他忘了一条，这里不是延安的杨家岭，也不是西柏坡，那时四面都是八路军和老乡，既走不丢，也不怕出现什么意外。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敌情也多。可毛泽东兴致蛮高，早把周恩来和警卫们常常提醒他的话甩到脑后，一个人由着性子，大摇大摆地出门去了。
他这一走，可惹了麻烦。警卫值班的刚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就不见了主席的影子。天很凉爽，可他急了一脑门子汗。问外面站岗的，只说是看见主席一人背着手向西走了，别的什么也没敢问。
值班的火速报告警卫科长李树槐。
李树槐原来是朱德的警卫员，跟了很长时间，责任心很强。朱德将他推荐给了毛泽东。他一听毛主席独自一人出去了，浑身像弹簧一样绷紧了。二话不说，抄起电话，就把海淀分局的公安人员找来了，同时把整整一个骑兵连的人马派出去，分头寻找毛泽东。人马派出去良久，还是不见毛泽东的人影。正在李树槐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地上打圈圈，引颈张望时，毛泽东却从西面的土坡下露出脑袋，渐渐露出身体，依然优哉游哉，背着手，嘴里好像还哼着京戏。李树槐好像望见久别重逢的亲人，老远就喊：“主席！主席！”跑了过去，拉住毛泽东的手。
毛泽东已从李树槐焦急的眼神和一脑门汗上知道自己“惹祸”了，倒像是李树槐的下级一样低了头：“我没请假，犯了错误，对不起你们，叫你们担心了。”
李树槐是直摇头，他还有什么说的？反而笑了：“主席呀，真拿你没办法，你上哪去了？”
毛泽东指了指背后：“西边路旁有个果园子，我在里头站了一会儿。”
还有一次，毛泽东从中南海办完公返回香山休息。出发大约一小时后，周恩来有事请示，打电话给香山，香山回答：“毛主席还没到。”
周恩来一看表，皱起眉头：“都一小时了，怎么还没到？是不是路上车子出了问题？”他又打电话问负责路线安全的吴烈。吴烈也不敢肯定是什么原因，马上坐车沿路去找。到了动物园，说看见专车过去了；又追到海淀，海淀也说专车过去了。再回头问颐和园，颐和园说没看见专车。
那问题肯定是出在海淀与颐和园之间了。
吴烈不敢停留，驱车又去追。一直追到北京大学往西苑去的路上，远远地就看见了那辆防弹车，车门开着。再往路边看，一眼就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原来是毛泽东看见路边的稻谷黄了，坚持要车停下来。吴烈到时，毛泽东正兴趣盎然地站在稻田里，和一个手拿镰刀的老农聊得高兴。
“几时开镰？”毛泽东搓着几颗稻谷。
“再晒上一个晴天就能割了。”
“能收多少？”
“千八百斤吧。”
“收成不错嘛。家里有几口人？”
“六口。”
“够吃吗？”
“够了。除了这稻子，那边还种了些小麦，已经收了，掺和着差不多。”
吴烈过来了，没有惊动毛泽东。看来老农还不知眼前跟他说话的是什么人，只是他看见老农手中那把刃口雪亮的镰刀，不觉心口发毛。他趁毛泽东与老农谈话间隙，忙插上去说：“家里有事情。”
毛泽东这才意犹未尽地走出稻田，俯下身子上了车。
毛泽东燃上一支烟，还在回头看着稻田。他不知道后面车里，吴烈正在擦着满头的汗。
有了几次独自“出走”的虚惊，警卫们倒也摸出了规律，判断毛泽东去了哪里，八九不离十。常常是不知哪个警卫发出“警报”：毛主席不见了，分头去找，不一会儿就见警卫把笑呵呵的毛泽东给“找”回来了。
即使这样，周恩来还是不放心毛主席的这种“游戏”。他要求警卫必须注意毛主席的动向，随时跟着出发，到了目的地，要马上打电话通知家里，让沿途放上岗哨。那时电话线路稀疏，找个电话也不是易事。所以有时一个警卫跟着毛泽东出来了，一边打电话，一边眼睛还要盯着毛泽东周围，嘴里还要讲暗号。那时五大书记都编了代号，毛泽东自然是一号。
菊香书屋迎来新主人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刚刚从战争走进和平的领袖们，仍然按照战争年代形成的生活习惯和政治格局，梳理着旧时代留下的一堆乱麻。繁忙和胜利的喜悦，使得领袖们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只是一门心思地投入了新中国的奠基和建设。
这个时期，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极为融洽。通过战争，周恩来已完全信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心甘情愿以自己的才能来辅佐毛泽东；毛泽东生来不愿管“杂事”，他也确信最复杂的问题只有交给周恩来才放心。就像人们称呼的那样：主席：主政一切；总理：总管并日理万机……
所以，毛泽东需要周恩来，周恩来也离不开毛泽东。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天然的互补关系。在共和国前五六年的时间里，毛泽东觉得周恩来得心应手；周恩来对毛泽东是心领神会。毛泽东像是乐队的指挥，周恩来是首席小提琴。这两位巨人包括其他中央领导，是浑然一体，齐心协力地支撑起共和国大厦。可以说，建国最初的几年，迅速扩展的政治局面和对外交往，是和领导人之间的融洽关系分不开的。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香山，几个月后，搬进了中南海。
中南海在紫禁城的西侧，所以清朝时称为西苑。当时的中海和北海形成的葫芦腰很细，只有一座东西走向的小桥架在上面，供行人和车辆通行。后来才修起了宽阔的桥面。通过南海，直对着新华门后照壁的就是毛泽东的住地丰泽园。门匾上的“丰泽园”三个大字系乾隆皇帝的御笔。毛泽东住在园内东侧的院子里，双扇门的门框上也镶了一块匾，刻着“菊香书屋”4个字。这个北京式的四合院，基本上是中南海正中的位置。
其实，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京时，是周恩来先住进的菊香书屋。因为进城住在香山时，周恩来几乎每天都往市区跑，他要恢复和治理城市，必须同旧时京城的民主人士商谈，而这些人士大多住在城内或北京饭店。周恩来每每从香山动身，要绕道青龙桥，从西苑、紫竹院方向进城，有时一天要跑两趟，加上路不好，实在太累，常常坐在汽车里就睡着了。有时时间太晚，他就在中南海找个地方，睡上一晚。这个最初的下榻之地就是菊香书屋。这个四合院有5间正房，周恩来住东面两间，西面两间留给林伯渠住。北平城内秩序基本好转后，周恩来、叶剑英动员毛泽东住进中南海，但毛泽东不赞成。毛泽东并不想住在皇帝住过的地方。刚进北京的毛泽东是清醒的，懂得自律，他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记住李自成攻入北京后骄奢而失败的教训。
毛泽东不愿意住进中南海。叶剑英急了，就专门跑到香山上的双清别墅去动员毛泽东。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叶剑英走后，毛泽东挺不高兴地对周恩来说。
“你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周恩来婉言应道。其实他完全赞同叶剑英的主意。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说叶剑英固执，其实毛泽东更坚决。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是原则，这个地方连围墙也没有。”
“不谈不谈。”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头。
“主席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忧呵。”周恩来对坐在一边的朱德说。
朱德完全赞同。
于是由政治局讨论做出决议，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才搬进了中南海。
周恩来把菊香书屋的里院让给毛泽东住，自己搬到中院居住和办公。不久，江青也要搬来，周恩来又让出房子，迁到前院的东厢房。可是这里屋少人多，长此下去也不是事儿，得另找个地方才行。有一天，周恩来来到中南海的西北角，院前的匾上写着“西花厅”三个字，一进院内，正是海棠花盛开，周恩来为之精神一振。他喜欢海棠花，称之为“群花”。他住下了，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这里也是政务院的所在地。
主席台上不能没有宋庆龄
新政权经过紧锣密鼓的筹措，各项准备都已就绪，只是有一件事令毛泽东和周恩来颇感不安，那就是宋庆龄女士至今仍在上海，也没函告何时能够北上，参加新政府。
众所周知，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最富代表性的杰出女性，也是国内外最关注的特殊人物。她的地位和名望无人可以取代；如果在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主席台上，没有她的身影，无疑是一种深深的缺憾，并会导致国内外舆论的猜测……
毛泽东、周恩来与宋庆龄的关系一直不错。而且宋庆龄对毛泽东早就十分推崇，早年她曾同毛泽东等人一起联名发表过讨蒋通电；斯诺要去红区，就是受了宋庆龄的影响，是她告诉斯诺，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至于周恩来，早在黄埔时期，她就从孙中山那里知道周恩来的为人与才华，后来又毅然支持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抗战时期，她与周恩来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了，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为解放区提供了大量物资支援……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共和国的检阅台上不能没有宋庆龄。
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交换过意见，一定要请宋庆龄北上。
1949年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就联名发电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电文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这时候的上海尚未解放，蒋介石集团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迫害。电报无法直接到达宋庆龄本人，只好通过地下电台转交。所以在发出电文时，周恩来特给地下电台工作人员写了几句话：“要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送去，并当面致意。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冒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电报是到达了宋庆龄手中，可是这个电台却遭到破坏，人员被捕杀，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描绘的情景。廖梦醒将电文告知宋庆龄时，宋庆龄很警惕，她告诉廖梦醒：“你也上了黑名单了，赶快走吧。”廖梦醒密电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她立即转移，宋庆龄让一位外国朋友为廖买了船票，把她送到香港，自己仍然住在上海。
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毛泽东又委派陈毅和其他领导人前往公馆看望宋庆龄，并派出警卫部队为她站岗放哨，以保证安全。眼见建国的日子临近，却未见宋庆龄成行，周恩来与毛泽东不免有些着急。
“我很想亲自去上海将孙夫人接来，可是哪里离得开呀。”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完与首都文化界人士交谈情况，又谈起宋庆龄的北上。
“还是派一位女同志去接，可能更有共同语言。”毛泽东说着自己的意见。
“那就派邓颖超去吧。”
“她不是身体不好吗？”
“等做完这件事后再让她休养。”
“我看可以。如顺利成行，将来孙夫人离开时，可以让江青送行。”
“请主席写一封亲笔信，让邓颖超带给孙夫人，这样可能更好些。”
毛泽东果然写了信：
庆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