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上海72家较大的工商户定案处理的时候，遇上一个难题：如果都定为违法户，就谈不到继续与他们合作，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也有很大程度上落空的危险。薄一波和陈毅商量后认为，可视他们的政治表现，适当从宽处理。对待荣毅仁先生就是一例。
荣家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哪一类？薄一波和陈毅可费尽脑汁，不知研究了多少次。最后陈毅一拍桌子：“我看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薄一波同意他的意见，并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也同意，又将意见转报毛泽东。
毛泽东气魄更大：“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怎么样？”
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人竖起了大拇指，说共产党伟大。
“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全部企业都被定为守法户，顿时举家欢庆。他又把儿子叫过来，一边品酒，一边感叹：“我原以为上海这个大码头很难改变，除非连根挖掉。没有想到共产党本事如此之大，一夜之间社会风气大变，我佩服，佩服啊。”
儿子挖苦他：“我看是你自己的脑袋转得快。”
“不能这样讲。”父亲严肃起来，“共产党里的确能人多，拿上海来讲，陈老总，小开（潘汉年），北京更不要讲了，毛泽东是头一号，再加上周恩来，像是刘备得到诸葛亮……”
6月13日，周恩来批发了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要注意防止和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特别是对处理从宽的原则产生误解，以致对违法工商户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引起工人和店员的不满，导致一些不法工商户再施“五毒”；一种是不愿意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来计算较高的工商户违法所得的数目认真加以核实，以便正确定案。政务院要求各地在“五反”结束阶段，必须本着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做好定案处理工作，做到合情合理，使之既有利于清除“五毒”，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
“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的悲喜剧
“五反”运动以后，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原料，可以及时供应给工厂，物价稳定，国家基本建设同时展开，工商企业有了很大发展。刘鸿生的水泥厂就突破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因此，1953年被工商界人士称为“难忘的一九五三年”。他们对这个时期甚至十分留恋，情不自禁地说：“让我们多喊几声新民主主义万岁吧！”
然而，毛泽东的脚步是从来不肯停止的。
也就在这一年的9月，北京，金色的秋天，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一些代表围坐在毛泽东身边，气氛十分融洽。有些听到风声的资本家问道：“毛主席，听说要搞公私合营了，现在我们刚刚‘洗过澡’，一身轻松，正要大发展，不会再搞运动了吧？”
毛泽东肯定地点点头：“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公私合营是势在必行啊。”
不少人有些紧张：“‘五反’我们洗了脸，一公私合营，又要我们‘脱胎换骨’了吧？！”
毛泽东浅浅一笑：“诸位老兄不必紧张，这一过程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3年至5年的时间。具体办法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逐渐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周恩来一直持谨慎态度。建国后，周恩来曾多次将一些著名企业家和民主人士引见给毛泽东，也曾与毛泽东一道，多次登门拜访。老舍是周恩来40年代结识的朋友，一建国，周恩来即以总理的身份邀请他回国。老舍回到北京，喘息未定，便埋头创作。在老舍创作《春华秋实》这部话剧时，周恩来向老舍详尽地解释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就政治宣传。当这出戏写出后，周恩来看完演出，立即打电话给老舍，婉转地告诉他哪些地方还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相比之下，周恩来更喜欢老舍写的《龙须沟》，并向毛泽东推荐，此剧上演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一道观看。
在运动后期，周恩来还在统战部长会议上讲到，“在‘五反’中，有些同志曾经在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上发生过动摇，这是不对的。刚才我从历史根源上讲了它的两面性，现在它仍然有两面性。……关于‘五毒’，毛泽东同志在提出‘五反’的时候就确定了这样五项，这是具体化而又集中化了的。说得过多就不利。比如对于资产阶级的限制问题就是这样。”他举了一个例子，“我看了一个同志的发言，他好像认为跟资产阶级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这是不对的。难道毛泽东同志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做，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大家晓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毛泽东同黄炎培讲的话，就是“四马分肥”的政策，即把利润分成四份，其中国家一份，即税收；工人一份，就是福利费；还有一份是公积金，作为再生产之用；第四份就是私人应该得到的纯利。实际上，资本家得到的是一份多一些，因为公积金在将来发展生产中的所得又可分成四份，在四份中他又得到了一份。资本家得的利润如果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就是合法的利润。我们要鼓励他们这样去取得利润。
在谈到中国工业发展时，毛泽东说过，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
前三位都已作古。而卢作孚正好与毛泽东同龄，是四川人，只要小学文化程度，全靠自修取得较多的文化知识。以一条70吨小汽艇“民生”号起家，航行于嘉陵江上，逐渐发达起来。到了1935年，川江共有中外船舶80只，民生公司一家就占了38只，而外商轮船只剩下十几只，这在旧中国是少有的事情。抗战时，民生公司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官僚资本乘机加入股金，公司资产再度增长，拥有船只116艘。抗战胜利后，卢作孚向国外大量贷款买船、造船，又加上内部矛盾重重，使公司负债累累。解放大军渡江后，中共上海地下党通知民生公司负责人保护财产，不得破坏、转移，宣传了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卢作孚在香港撑持局面，绕室彷徨，焦心苦虑如何摆脱危机，选择自己的前途。他想到一个人：周恩来；在香港，有许多人向他说起周恩来处事的机敏与果断。于是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出将民生公司交归国有。
周恩来托人转达，作为民族资本企业，只能公私合营。
1950年春，周恩来派人邀请卢作孚来京商谈解决民生公司问题的具体方案，希望民生公司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卢作孚深受感染，毅然率领在港的全部船舶，以及在加拿大订造的7艘“门”字轮，于当年6月奔向北京。8月，双方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
看来，公私合营的路是走得通的。
毛泽东有关“改造”的一番话不胫而走。
听到风声的资本家，不少人大呼小叫：“1949年为什么不讲？要是那时讲，我早他妈跑了！……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
北京市地方工业局找了个大店同仁堂，首先进行公私合营。一家伙，同仁堂上上下下炸了窝。
说起同仁堂，真是一爿老字号。它始建于清康熙七年（1669年）。同仁堂药铺是乐姓创办的，并且世代相传，故又称乐家老铺。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乐姓的后代子孙都想发展自己的事业，开设分号。这样，乐家老铺的分号就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了。后来它虽然经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时代，但一直到解放以前，它还是保存了古老的封建性企业的特色，主要是家店不分；而乐家老铺的分号如达仁堂，则走上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道路。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同仁堂有职工190多人，资金约80万元，年产值约16万元，年零售额约30万元，设备陈旧，管理落后。北平解放时，同仁堂由乐氏十三世乐松生经营，他同时又是天津达仁堂管理处总负责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关心同仁堂的发展。解放前四大房（即乐氏十世乐平泉的四个儿子）共管时，每年在铺面上提取银子4万两，解放后四大房每年提取5.6万元。1953年按四马分肥原则，四大房共分红利171561元，超过原来所得两倍多。当然，同仁堂也比较爱惜自己的牌号，抗美援朝时，向国家捐献99000元；“五反”时，同仁堂被评为完全守法户。
公私合营的消息传来，乐氏家族的确坐立不安。他们对经营了几百年的老铺，将要失去所有权、经营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确实十分痛惜。而且各房兄弟昆季之间又在彼此勾心斗角，为“申不申请”和“谁先申请”争论不休。乐松生是比较开明的，他决定带头一同前去申请公私合营，乐氏各房也明白这是大势所趋，不可违背，也都表赞同。
公私合营后，同仁堂改善了经营管理，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增加设备，改进技术，销售额不断上升。门市部抓药从每天几十服，增加到每天200多服。仍任经理的乐松生乐不可支：“别家的流水逐日下降，咱们的流水逐日上升，原来担心合营工作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样快，这下可放心了。”
当然，乐松生的这份快乐，也是有“经济基础”的：同仁堂最后定股为1526702.38元，按定息五厘，每年可提取定息76335.12元，每房可得19000元，超过合营前领取的14000元。
1955年，乐松生和其他著名资本家被邀请到中南海。毛泽东和周恩来你一句我一句，和他聊了许久，询问他生活、工作情况，鼓励他为医药事业多做贡献。
虽然许多资本家参加了公私合营，但他们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有人说，当时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1955年1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上曾谈到荣毅仁先生，说：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自己甚至几代人苦心经营的企业一朝易主，在感情上是会产生痛苦的，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乐松生一帆风顺。同年，他当选了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出任北京市副市长。1956年1月13日，北京国药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乐松生手捧大红喜报，代表北京市工商界人士向毛泽东报喜。（见红旗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凯歌行进》）
毛泽东与周恩来为“三反”推波助澜
“五反”和公私合营进行得比较顺利。“五反”历时半年，到1952年6月基本结束。
然而令一党主席和一国总理真正担心的，并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商人。而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即所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共产党的力量在于团结、纯洁，就像热核聚变放出极大的能量；分裂、腐朽，则无异于原子核的裂变；按物理学的解释：裂变一般须由中子轰击，例如铀的原子核受中子轰击分裂成溴和镧……有的元素也可自行裂变……
人们不禁联想：轰击共产党人的是什么？受轰击裂变出来的莫不是“臭”
和“烂”？
正像毛泽东曾经预料的，有些人没有被钢铁炮弹打倒，却被“糖衣炮弹”
击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这种新的情况下，部分党员沾染上了官僚主义的流毒，他们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饱食终日，言不及义；有的虽然辛辛苦苦，但在进城以后丢掉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逐渐失去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同样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更有少数党员在人民群众的一片赞扬声中，在资产阶级施放“五毒”的袭击下，丧失了政治警惕性，甚而有的竟蜕化变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人民的罪人。
中南海是警惕的。
那段时间，毛泽东也是满脑子这方面的问题。就连散步的时候，他会突然冒出一句，问李银桥：“你有贪污没有？
李银桥一愣，主席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急忙回答：“没有。”
毛泽东还不满足：“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
为了让毛泽东放心，李银桥抬高了嗓门：“不贪污。”
毛泽东还是不满意：“我在的时候你不贪污，我不在了你贪污不贪污？”
李银桥大声说：“我永远不贪污！”
这下毛泽东高兴了：“这就好。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考验！”似乎毛泽东一定要问出个究竟，话头一转，又问开了：“你不贪污，你有浪费没有？”
李银桥真想笑，不知主席为何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但还是极认真地摇了摇头。
“不贪污，也不能浪费。勤俭节约是共产党人的美德。做不到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一定努力做到。”
“要节约。比如洗衣服，袖口领口多擦些肥皂，这些地方容易脏。其他地方揉揉搓搓，一捋就行。这样可以节省肥皂。”李银桥仔细听着，回想着自己有无过错。他忽然觉得毛主席又高又大，可心却极细，什么事都难逃开他的眼睛。
北京的11月，常起风沙，气温骤降。室内也是干冷干冷的。
周恩来来到陈云的办公室，一瞧，没人。哪儿去了？周恩来朝陈云的卧室走去。推开房门，只见陈云背上围着一床被子，腿上盖着一床被子，膝盖上搁着块木板，正坐在床上专心致志地看文件。周恩来很感动。他知道陈云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怕冷。可是生火取暖还差几天，天气不饶人，房里没火真够呛。他对陈云说：“陈云同志啊，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我批准了，你生火吧！”
陈云见总理进来，急忙掀了被子，下床来，笑笑，说道：“不行。”
周恩来又劝：“你身体不好，不要冻坏了，冻坏了更不合算。”
陈云还是不依：“我不能破了自己立的规矩。”当时，陈云负责经济计划的制定，为了节约用煤，规定每年11月15日前不能生火。陈云一直守着这个规矩。“陈云同志，你可真是好当家，铁算盘。我们党的同志要都像你这样遵纪守法，什么乱子也不会出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嘛。”周恩来很是感慨，“主席在会上多次提出要反对贪污浪费，很有道理。这是我们建设祖国的基础。”
北京开始生火取暖的第五天，毛泽东根据东北地区的经验，首次提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十天之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