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军们的眼里，这是少有的阔绰和讲究。别说冒着热气的酥鸡、鲜红耀目的大虾，就是那些盛刀叉的银器、水晶盆能值解放区多少担小米呀！
高级饭店里的“土八路”
将近年底，西山的枫叶渐渐变成暗紫色，又由暗紫色变成一片深红了。一阵风起，北京城里飞沙走石。总政一室主任黄镇从西山回来，一进家门，吐着嘴里的沙土，招呼妻子朱霖：“快收拾收拾吧，组织上叫我们到外交部去报到。”
朱霖有些惊奇：“你不是正在筹备总干部部吗？”
“形势需要嘛。”黄镇在一把椅子上坐下，静静气说，“已经有好几个国家和我们建交，没有外交官怎么行。”
“我们是当兵的呀！”
“战斗队要变成工作队嘛。我现在就听你指挥，你吩咐我整理什么吧？”
朱霖内心不安地盯着黄镇，指指桌上的书和笔记本：“你看哪些有用就带走，其他的我打包袱。”
黄镇翻动黑色硬皮本，无意中又翻到1940年记下的一页；那时更年轻，字迹端正而一丝不苟。笔记的内容是“每日三思三省”……“哎呀，你叫我快收拾，你怎么坐在这儿看起来了？”朱霖把书和笔记本收进箱子，嘴里嘟囔着。
黄镇笑笑：“往事值得回忆。”
朱霖话里有话：“等你到国外，没事就把着它回忆吧，反正我要在国内干工作。”
“那怎么行？”黄镇慢条斯理地翻动着厚厚的嘴唇，挑了个形象的字眼，“秤不离砣，公不离婆嘛。”
“我要去找领导谈。”朱霖沉闷忧郁，就像最近的秋雨一样。
但服从还是第一位的。他们带着两个警卫员，两个包袱，两箱子书，还有5个孩子到外交部去报到。先住在前门外的解放饭店，后搬进新华饭店，整个饭店都住着外交部从部队和各地调来的干部。饭店非常阔绰，在中国式的豪华气氛以外，还加上了当时最摩登的西洋陈设，所有的家具、用具都闪烁着十分耀眼的电镀的光泽。到了晚上，到处灯火辉煌。
黄镇和朱霖都不习惯。
黄镇从厕所出来，皱着眉头：“这个抽水马桶还真不如太行山的茅坑蹲着痛快！”
朱霖捂着嘴笑了：“你不会学学他们，踩在马桶上！”
往床上一躺，“席梦思”上下乱颤。睡惯了土炕和门板的老八路们怎么也睡不惯。他们坐起来，弹簧摇得他们哭笑不得。黄镇指指宽敞的铺着地毯的地面：
“咱们还是打地铺吧！”
“这叫人家看见像什么话？”
“起床再搬回床上嘛。”
第二天，走廊上传来说话声，黄镇朱霖急忙把被褥抱回床上，打开房门。一大帮调来搞外交工作的军队干部都来了。他们之中有三野的代参谋长袁仲贤，有黄镇宁都暴动时的老战友姬鹏飞、王幼平，有参加停战和平谈判的执行小组首席代表耿飙、韩念龙等。战友相聚，饭店里热闹非凡。
黄镇握着袁仲贤的手，兴奋地问道：“袁参谋长，你是老资格，向我们介绍介绍和英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吧。”
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经验
袁仲贤是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是1924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曾跟随周恩来在军校搞党的工作，1927年8月，又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任二十军第三师参谋处长。南昌起义失败后，被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袁仲贤担任八路军平原纵队司令员。1949年3月，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成立，陈士榘任兵团司令员，袁仲贤任兵团政委。4月，率部参加渡江战役，攻占国民党首府南京。南京解放后，任南京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并代理第三野战军参谋长。
前面已经说到，就在解放军即将渡江之时，一支英国舰队强行通过解放军的防区，去增援一天前同解放军发生炮战的“紫石英”号。我特纵炮团向英国舰队发出警告。英舰自恃甲坚炮巨，置我警告于不顾，反向我轰击，显示威力。沿江炮兵一齐开火，霎时间，英舰纷纷中弹，冒起滚滚浓烟。“伦敦”号目标最大，中弹最多。一发美制105榴弹击中其指挥塔，弹片撕裂梅登中将白净而笔挺的海军制服，舰长卡扎勒负伤。英国舰队被迫溃驶上海。
人民解放军炮击英国军舰的消息震动了世界。
在伦敦，舆论为之大震；法国报纸在头版予以报道；瑞士的所有报纸都用通栏标题登载这一新闻。
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引“紫石英”舰给英国海军当局的报告说：“仍在搁浅，死亡17人，重伤20人，60人泅水登岸……”后来英国海军部公布，另有水兵和军官共103人失踪。
事情没有完。7月30日晚9时，“紫石英”号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该舰下驶之际，起锚尾随潜逃。9时15分，我大港炮兵向“紫石英”舰发炮警告，英舰还击，双方发生激烈炮战。“紫石英”号强傍“江陵解放”号左侧行驶，使该轮不幸中弹沉没，船上数百名乘客伤亡惨重。“紫石英”号多处中弹后仍继续东逃，当时台风使江水猛涨，江阴沿江炮位被迫移往高地。“紫石英”舰停机熄灯顺流而过，我炮兵未能发觉。“紫石英”舰偷越江阴后仓皇东逃，在黎明撞沉我木船多艘。该舰利用水涨之机，避开吴淞口航道，径从崇明岛北口逃出长江。
镇江前线司令员袁仲贤受命与英方代表谈判。“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少校向袁仲贤转交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布朗特的一封信。袁仲贤拆信一看，信的内容也大致料到，就是目前不谈此事，一切需要解释之点都由克仁斯少校解释，请求安排该舰之安全航行，等等。
袁仲贤将信函往对方面前推了推，脸色平静而庄严：“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的行为，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在英舰未履行其应负的责任之前，我不准备讨论其安全驶离的问题。”他随身指了指左侧坐着的一位军人：“关于英舰应履行的责任问题，可与我的代表康矛召上校谈。”
记者出身的康上校立即向克仁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列举了“紫石英”号及其他肇事英舰入侵及造成解放区军民伤亡的情况，要求英国军舰承认错误，道歉，赔偿损失。
克仁斯上校嘴角一撇：“我无权讨论责任问题，我现在希望迫切解决的是‘紫石英’号的安全驶离问题。”
康矛召追问：“你既然无权，布朗特上将为何迄今还未指派他的代表，这从何表明他的诚意？”
袁仲贤用指头敲敲桌面，表明：“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年的艰苦作战，赢得了胜利，中国人民有力量而不为任何威胁所屈服。”袁将军的这番话是针对布朗特上将信中有言：出于任何其他理由的扣留会产生最严重的国际后果……克仁斯急忙摆手，否认有威胁之意，并转而解释英国当局并不逃避责任。他说：“布朗特上将认为，无论长江上经过情形的最终决定如何，他都对此事件所造成的中国军民及英国水手之伤亡，深感遗憾。”
谈判不欢而散。作为海军大国并长期在中国横行无忌的英国远东舰队，在这次“长江事件”中处境狼狈，但要它向我道歉、赔偿，却怕丢了脸面。而我方当时正值解放全国，也有很多事要料理，不想在这种主要表现为军事性的谈判中长期僵持。根据总前委的分析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袁仲贤奉命做出让步，但坚持英方必须认错。
布朗特致函袁仲贤备忘录称，欢迎袁将军之提议，并希望由此达成双方同意互表遗憾而迅速放行“紫石英”号之基础。袁仲贤一拍桌子：“我方没有什么要向英方表示遗憾之处！”
英方软了。克仁斯匆匆送来布朗特的亲笔函，正式承认英国皇家军舰“紫石英”号的非法驶入，对双方之伤亡深感遗憾云云。
有关“长江事件”除了四次武装冲突外，进行了十几次谈判。后来这件事被认为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它毕竟是新中国诞生前夕的一件重大外交事件。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们已经开始与外国人接触了。
“不打不相识，不谈也不相识。那是成天磨嘴皮子，你挑我的刺，我挑你的刺。”袁仲贤伸着指头环视一圈，“你们几个不都搞过停战谈判吗，也都是老手了！”
耿飙和韩念龙把目光转向黄镇，说：“你那个地方斗争最激烈，你算是经受了锻炼，做外交官没问题。”
黄镇急忙摆手：“我是摸着石头过河，多请示多汇报，自己没什么能耐。不过与美国人打过交道，知道点他们那一套。我倒没什么，就是我们这位———”黄镇指了指朱霖，“思想不通。”
袁仲贤就对朱霖说：“你不要生气，咱们将来都是演戏，党需要，我们就演。
我们男同志将来都穿得整整齐齐，是演戏；你们穿上旗袍，高跟鞋，手里拎个包包，也是演戏。我们为了党的利益而演戏嘛。”
朱霖被他说笑了。
姬鹏飞、王幼平也附和道：“就是嘛，咱们又不会外文，这都是过渡吧。等培养起新人，咱们再回部队。”
黄镇赞同地点点头。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过渡”，竟“过渡”了27年……
毛泽东接国书，将军大使们躲在屏风后面
汽车将未来大使们接到中南海勤政殿。
殿内宽敞明亮，四周摆着沙发茶几。将军们入座，小声交谈着。不知是殿外的腊梅，还是茶杯中的茉莉，使得空气中透着清香。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来了。
将军们站起来鼓掌。毛泽东、周恩来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时，好像想起什么事，问道：
“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
黄镇觉得毛泽东的手绵软发烫，按他过去的习惯，是要抬手行军礼的，可想到自己已不再是军人，只好点头答话：“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
“《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派你去是要完璧归赵，你也做个蔺相如吧。”毛泽东说着，笑了，又问：“你还绘画吗？”
“没有时间了。”
“到国外也可以画嘛。”
毛泽东坐下，兴致勃勃地和周恩来交谈：“这些同志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
几位将军嚷起来：“我们连外国话都不会说，怎么搞外交呀？”
毛泽东幽默的天性又出现了，他的湖南口音缓慢而爽亮：“你们不会外交，但是，还是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
有同志问：“不是有许多国民党时期的旧外交人员吗？能不能和工商业一样，改造利用呢？”
毛泽东坚决地挥了挥手：“新中国外交官将不任用国民党的旧外交官，完全靠我们自己，靠你们去培养新的一代外交干部，这也叫另起炉灶。”毛泽东调换了一下姿势，侧过脸，努了努健壮的下颌，对周恩来说，“你是外交部长，你多说说。”
周恩来上身笔直，臂膀压在腰际，略带些江苏口音：“请你们这些打过仗的同志来，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军队在平时要练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几位在部队是参谋长，参谋长擅长调查研究，你们到国外也要通过公开的途径进行调查研究，了解驻在国的各种情况，包括风土人情等，以便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他特别关照耿飙：“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好好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
接见结束时，大使们站起来，一位将军上前一步说：“我们已经看了一些外交文书，可是实际上是怎么回事，还是不清楚。”
周恩来沉思片刻后，带着安慰的口吻说：“不要着急。过些天有一个国家的大使要来递交国书，到时候我通知你们来看。”
1950年3月10日，黄镇他们接到通知，说毛泽东主席要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大使鲁登科呈递的国书。
他们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布置，赶到中南海勤政殿。殿内除了原有的陈设，特意在一边立起八扇红木屏风，屏风上饰有淡淡的图案花纹，装在天花板上的宫灯射出明亮柔和的光线，照耀着陈列在两壁的奇珍异宝。服务员将将军们引到屏风后面，说了几句，便消失在门外。
黄镇一面瞧着殿堂里的陈设，一面听着外面的动静。谁喊了一声：“来了，来了！”屏风后面顿时鸦雀无声。将军们贴近屏风，从两扇之间的夹缝朝外看：
毛泽东迈着大步走过来，站在地毯一端，翻译站在他后边。鲁登科大使庄重地走上前来，呈上那份被朱霖叫做“介绍信”的国书，并致颂词：“主席先生：
今天我奉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的命令，负责着崇高而愉快的任务，以特命全权大使的资格，代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阁下呈递国书，感到非常荣幸……”颂词很长，大约讲了5分钟。毛泽东主席接过国书，对鲁登科大使答词：“……我热烈欢迎贵大使出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在贵大使巩固两国友谊的工作中，予以各种协助。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贵国元首健康。”双方握手告别……
面对北京饭店的感慨
将军大使们要去北京饭店实习吃西餐。
汽车将他们接到东长安街王府井南口的西侧。这里矗立着一幢红白相间的大楼。这就是当时的北京饭店。饭店共有5层，内设花厅、舞厅和餐厅，还有一冷一热两个水箱和电梯。在当时的北京城里，除了故宫一线金碧辉煌的宫殿外，这里也算得上是华丽宽敞的建筑了。
当年佩戴过蓝色三环，参加了北平军调部及执行小组工作的耿飙、韩念龙、黄镇等旧地重游，一时感慨万分。
高个子耿飙曾任军调部共方的副参谋长，协助参谋长叶剑英工作，经常和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蔡文治指着鼻子骂。蔡骂一声“共匪”，耿飙就还一声“蒋匪”。三十多年后，当耿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身份访美时，侨居美国的蔡文治夫妇邀请耿飙到家中做客。后来蔡文治夫妇回国访问，耿飙夫妇也邀其到家做客，席间宾主举杯，庆贺重逢，虽俩人不曾言明，想必都已意会到三十多年前那段可笑的对骂。
韩念龙似乎想起什么，追着耿飙问：“听说当年老有特务跟踪你，跟到最后你俩反而成了朋友，果真有此事吗？”
耿飙笑得前仰后合，说：“确有此事，确有此事。”
原来，有一次耿飙从叶剑英那里出来，想上街去找个人。抗战期间，耿飙在晋察冀军区任副参谋长时，兼过联络部长和情报处长，曾向北平、天津、保定等地派遣过四五十人做地下工作，搜集日军的情报。抗战胜利后，一些人失去了联系，是被杀害了还是别的原因一时难以弄清，但耿飙一直记挂着这件事，想在北平打听一下下落，能找回更好。叶剑英对此事也很支持，深情地对耿飙说：“应该弄清下落，即使牺牲了，也要有个结论，有个证据，不然对不起这些同志，他们在狼窝虎穴里忍辱负重，不容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