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时40分，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周恩来陪同下，走进一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泽东的书房。在美国人眼里，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房间的角落里摆着一张宽大的木床。房间里的沙发摆成了半圆形，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再一个显眼的物品便是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的一个白色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微笑地望着尼克松。他虽然大病初愈，但目光仍然锐利，神态略带讥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但并不避讳地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他患了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总摆着大痰盂。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相互敌视的对手将手握在了一起。尼克松还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了上去，俩人都笑了。
毛泽东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他，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需一名女护士协助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见证。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当尼克松列举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就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细节时，毛泽东又摆了摆手，指着周恩来说道：“这些问题不是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尼克松：“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
周恩来：“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蒋介石把主席叫做‘共匪’。”
尼克松：“那么主席把他叫什么呢？”
周恩来：“我们一般叫蒋介石集团，新闻里有时也叫‘匪’。”
毛泽东：“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跟他做朋友比你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恩来：“从1924年开始。”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你和我们认识。那时候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坚决反对跟你往来，说是有个比较，还是民主党的那位前总统约翰逊，还是你尼克松，究竟哪个比较好。我们这方面也不那么高兴那位约翰逊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是都不那么高兴的。这个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的总统，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最后毛泽东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尼克松表示，他这次来访是冒很大的风险的，做出这次决定实属不易，他懂得“只争朝夕”。毛泽东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然后握手告别。
经过将近一周的紧张工作和激烈交锋，中美间终于达成了闻名于世的“上海公报”。
周恩来送走尼克松后，也于当天离开上海，飞回北京。随行的记者们也搭乘总理的飞机回京。操劳了一周的周恩来，没有像往常一样借飞行时间打一会儿盹，而是来到后舱看望记者们。
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的比数来比喻，中国对美国，21比2。可以报道么？”
周恩来摆了摆手：“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不能那么说。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
有记者问：“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外交杰作。”
周恩来脸色严肃起来：“不。不能那么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外交我就没看准，是主席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靠主席的英明决策。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当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穿着睡衣，躺在木板床上。床上里侧摆满了书。毛泽东的头靠在垫得很高的枕头上。
走到床边的周恩来问：“主席，你困么？”
“不困，你说吧。”
“尼克松很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周恩来汇报说。
“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喷得很远：“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周恩来又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
毛泽东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周恩来默然无语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有点喘，咳了两声。女秘书为他拍了几下背。他缓过气来，又深吸了一口烟，盯着手中的雪茄烟卷，自嘲地说：
“还说改变世界哪，我几次要改变吸烟的习惯，都改不了。”
蒋介石死了，他的时代结束了
3月6日下午，返国的尼克松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接见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通报大陆之行情况，基辛格作陪。沈剑虹说他次日就要返回台北，问尼克松有什么口信要带给蒋介石。
尼克松说：“请代我向贵国蒋总统及夫人致我个人最热诚的敬意，敬祝他们政躬康泰。贵我两国之间订有共同防御条约，请转告贵国政府，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
沈剑虹问尼克松：“除基辛格和罗杰斯在华盛顿告诉我的，以及格林在台北向我国政府报告的事情之外，你是否还有其他有关此次北平之行的状况，需要我向我国总统当面报告？”
“对于格林未获蒋公接见，我深感遗憾。你们可能认为格林既未参与尼、毛及尼、周会谈，因而不能转达这两项高阶层会谈的内容。事实上，格林很清楚一切会谈的细节。”
尼克松轻描淡写地说，他和中共并无任何秘密交易；他不是那种背着他国而去谈判他国命运的人。
在会谈中一直面对尼克松静坐一旁的基辛格，这时也讲话了。他说：“美国政府希望给中华民国时间。在三五年内，毛周两人很可能都已去世，整个大陆可能陷入动乱之中。同时，中华民国将在良好的建议下，采取稳健的路线，不要做出摇动船只的事。”
沈剑虹问尼克松：“周恩来是否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
“没有。我们在会晤中没有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在20分钟的谈话中，尼克松一直神态自若，音调平稳，一度还将右脚跷在桌子上。他露齿而笑，显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
沈剑虹返回台北述职。
本来已难以视事的蒋介石几乎被击垮了。他还是穿着深蓝色的长袍，嘱咐沈剑虹坐下。蒋介石神情严肃，历经磨炼，能熟练地在访客及僚属面前不露心事。他手里拿着一份英文版的《中国日报》，问沈剑虹看过没有。沈答看过，蒋又问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及其含意。
听完，蒋介石神色凝重：“今后，我们必须比从前更要依靠自己，更努力建设我们的国家。”
1972年5月20日，是台湾第五任“总统”就职典礼。那时，蒋介石的体力已经十分虚弱。可是，这样的场合，他就是剩下一口气也要挣扎着出来，向世人证明他还“健在”。为了不让他身体欠安的事实外泄，官邸就在职典礼前夕，想出一个掩饰蒋介石病情的方法。
这个方法看起来非常简单。就是在“总统府”大客厅的蒋介石及宋美龄站立位置后边摆上一张沙发椅，典礼当天，贵宾道贺时，就让蒋介石挨着那排沙发椅站着。
这样可以预防蒋介石体力不支时支撑一下，也可以防止跌倒。医疗小组还在会场后面安放了氧气桶，以便急用。
蒋介石就这样瞒天过海地就了职。
一个月之后，医官为蒋介石全面检查了一次身体，结果令医官们大为紧张。蒋介石的心脏已经比前一次检查时更为扩大，如果再不好好调养，很快可能出事。
可是在那段“共产党和美国佬打得火热”的日子里，蒋介石是静不下来的。而且宋美龄出于政治目的，对医生大为光火，对蒋介石说：“不要听他夸大其词，你的身体还好得很，为什么要休息半年？这简直是岂有此理！陈医官太不识大局了，我去找他去！”
从此，没有人敢说蒋介石身体“不行了”。而且任何有关蒋介石的病情，都需经过宋美龄的允许，才可以对蒋介石讲。
蒋介石的身体每况愈下，稍微活动一下，就感觉气喘，喘气时舌头外伸，缺氧厉害。晚上，经常会因为气喘不止，觉得胸闷，就得到阳台外吸几口新鲜空气再回来睡觉。到了7月前后，蒋介石连吃饭都要停顿好几次，要喘几分钟气，才能够继续进食。有几次，甚至吃到一半，竟然全部吐出来，这都是心脏病要发作的前兆。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好去外国请专家会诊。那年7月19日，官邸推派卢光舜去美国请台湾早年留美的优秀医学专家余南庚回来，他曾经担任过美国心脏医学学会的会长，是台湾留美人员中顶尖的人才。可是三天后，台北阳明山中兴宾馆却发生了惊天动地、上下大乱的事情。
7月22日中午，副官照顾蒋介石吃午饭，没有想到他不但胃口不佳，边吃还边大口喘气，吃到一半，因为反胃，吃进去的东西全都吐出来了。医官们怕他的心脏突然发病，就去荣民总医院联系安排蒋介石住院事宜。午睡以后，蒋介石感觉胸口发闷，医生立即将他移到房间的卧榻上休息。正在副官将他抱起，放到卧榻上时，蒋介石突然昏厥过去。官邸顿时一片混乱，副官也不会开氧气装置，紧急把医生找来。怕送医院路上出问题，医生们只好当机立断，在中兴宾馆成立一个急救站，动员“荣总”的医生、护士，来回奔波，将蒋介石从阴阳交界处抢救回来。
“老先生能不能过这一关，完全看能不能撑过最初的两个礼拜。”这是医疗小组成员对心脏冠状动脉病症的一种经验之谈。
正在危疑绝望之际，有位医官发现蒋介石似在念念有词。他让翁副官赶紧听听说什么。
翁副官立刻凑近蒋介石的嘴巴边，细细听着他犹如呓语的每一个字——“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
三四天后，余南庚赶回台北，蒋介石虽然没有马上就苏醒过来，但却有了相当程度的起色，这使得宋美龄和众医官对他信心倍增。
8月5日，蒋介石被送到“荣总”的专用六号病房。
蒋介石真有些“长眠不醒”的意味。他一直昏迷了半年，身上至少插了三根管子，一切药物和营养品都通过管子输入。但情况却也稳定。直到1973年元月间，蒋介石终于从沉睡般的昏迷中苏醒过来，也不能不算个奇迹。这使得士林官邸兴奋异常。
然而，蒋介石虽说醒来，但毕竟是个病夫，只能躺在床上或是搀扶到轮椅上坐着。为了消除外界的传说，蒋还要挣扎着在公开场合露面。但明眼人一看便知他的病情严重，因为他的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而且脸庞消瘦，这不是正常人的脸色。
蒋介石的最后一次纯政治性曝光，是在1975年初。美国大使马康卫即将离职回国，在一两年前就几次提出要见见蒋介石。为难之际，宋美龄和众心腹商量的结果，还是见一见，也可以免去外界的臆测。但怕蒋介石一时兴奋或冲动，引起致命的刺激，全部过程都做了精心布置。
那天下午，马康卫准时前来，蒋介石早在其到达之前，端坐在官邸的客厅等候，医疗小组隐藏在后侧严阵以待。蒋介石的表情有一点僵化，也不自然。说话有些结巴或含混不清。好在经过宋美龄的“翻译”，适时地掩饰了蒋介石的口齿不清和词不达意。
一场接见下来，后边人都忙得四脚朝天，医疗组的负责人胆都吓破了。
1975年4月5日那天，台北的天气特别闷热，空气中能嗅出一种山雨欲来的气息。晚上8点55分，已经服药睡下的蒋介石，心电图突然变成一条白色直线。医生紧急抢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打了几下，蒋介石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最新消息。
这也是最后的消息——等蒋经国从七海官邸火速赶来时，蒋介石早已归西，没有给蒋经国留下任何遗言。
蒋介石死了，他的时代结束了。台湾正式进入“蒋经国时代”。
一年多之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
他们隔海相望的大陆与台岛，依然属于两个世界。他们的后人正为相互的接近做着种种尝试。相信：无论多深的海域都隔不断中华民族的血脉相通，两岸握手终有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