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尼克松远隔重洋的一次世纪性握手，宣告了蒋介石“外交”的彻底失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是连毛泽东也没想到的伟大胜利。一代强人和他们的部下渐渐远去，愿他们的后继者相逢一笑泯恩仇，两岸握手总有时。
蒋介石痛惜没有与林彪建立内线
1971年9月13日，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就是林彪出逃，摔死在大沙漠中。
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在后来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在国际方面，善于揣摩毛泽东心思的林彪也没有号准脉。从1969年开始，苏联日益嚣张的核战争威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使毛泽东迫切地感受到必须改变这种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两害取其轻，他考虑采取战国时代秦国远交近攻的战略。就在这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做出了向中国表示缓和的一些姿态。他指派美国驻华沙的大使斯托塞尔与中国临时代办雷阳进行接触。中国政府立即做出积极反应，双方决定继续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年3月，由于美国入侵柬埔寨，中美大使级会谈又暂告停止。
但大门的门缝并未关死，双方都在试探、寻找更合适的方式。毛泽东、尼克松这两个东西半球的顶尖人物，思路的电波已经开始串通。
林彪反对中美缓和。当然，他没有直接这样做，而是通过支持另一种倾向予以表示。
中美关系能否缓和，关键在于越南问题能否解决。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后，采用各种战争手段都无法在越南取胜，开始试图从这个没膝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他需要一个契机。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通过谈判可以给美国一个台阶下，促使美军早日撤出越南。那么，剩下的南越政权便远不是越南北方的对手。胜利可以提前到来。因此，他为越南领导人提的建议是：多采取一些主力军作战，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在尼克松的背上击一猛掌，推动他痛下撤军的决心。
毛泽东在一次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武元甲时建议，要在越南最南方金瓯半岛地区发展一些主力军，“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的胜仗”。他说：
“单是打仗不搞政治活动，我看也不行。”
林彪则不同。写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他，在与越南领导人几次会谈中，设计了一个战略方针，简言之，就是一个字——“熬”。用游击战和美国人拖下去，既不进行正面主力作战，也不谈判，十年二十年地拖下去。
曾经集中多时研究过游击战的毛泽东，并不认为游击战是万能的，它不是解决战争的最后手段。“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对越南领导人批判林彪说：“我们过去党内意见也不统一。一派人（指林彪）就是劝你们把美国抓住不放，一个字，叫做‘熬’，就是只能打游击战，不要打大仗。而我是劝你们要集中兵力打大仗。你不打败敌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么舒服的呀！不是这样，你们谈判桌上得不了这样的结果。”
“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最后一次和林彪见面，是在1971年6月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在人民大会堂118室与他们举行了会谈。林彪未穿军装，神色呆滞，一言不发。
几个月来，他对庐山会议上被毛批判的错误一直顽固地拒绝检查。
毛泽东和齐奥塞斯库谈到中国的教育时，缓缓地说：“有些人口里说是听话的，但心里是埋怨的。这就要时间，慢慢来。”他的目光划过林彪的脸，林彪好像没有听见，仍不言语。
毛泽东提高嗓门说：“赫鲁晓夫叫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说，把赫鲁晓夫请到北京大学讲学，讲他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柯西金不干，他说不好啊！”
除了外宾，在座的谁都知道，“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明”，是他作为毛的接班人的资本。毛泽东把它与赫鲁晓夫联系起来，不仅林彪，就是在座的人都知道事情严重。
林彪当然知道毛泽东“放风”的习惯，其后如何，林彪越想越是可怕。
没等接见结束，林彪就离开了118房间，他独自一人坐到门外大厅西北角的一张椅子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警卫员都在远处略感奇怪地望着林彪。他本来就身材瘦小，再一收缩，更是不成人形。
118室里，毛泽东身边的座位空着。毛泽东不动声色，依然谈笑风生。直到会见结束，毛泽东和罗马尼亚贵宾离开了118房间，林彪仍然独自一人坐在门外大厅里。
他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
此后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毛泽东开始了他神秘的南巡。
秋风再起的时节，林彪在外邦大漠身首异处，毛泽东则生了一场大病，精神为之大衰。
1972年7月，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时又说到林彪：“谁也没有赶他，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跑，坐一架飞机就上天了。他反对我们跟美国接近，跟你们西方接近。”
蒋介石得知林彪折戟沉沙，禁不住老泪纵横。蒋介石之所以悲怆泪涌，并非留恋自己与林彪的师生之谊，而是另有隐衷——正当林彪在“文革”中出尽风头，大红大紫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一次中常会议上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相信林彪这个人会忠于毛泽东。”会后，蒋介石的秘书陶希圣（陶系黄冈人，与林彪是小同乡）问及此事，蒋说：“你查一查1945年的档案就知道了。”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林彪曾受命前往重庆，面见蒋介石，为毛泽东主席与蒋的谈判打前站。林彪见了蒋，显得毕恭毕敬，口口声声地称“校长”。蒋说：“你们共产党还让这样称呼吗？”林彪谨慎地答道：“我尽管在共产党内，将来校长一定晓得我能为国家做什么事。”当着蒋介石的面，林彪不敢长谈，他表示有一些“意见”想通过蒋的心腹详谈，然后转达给蒋。蒋即传唤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也是黄埔生），当着郑的面说：“林彪同学有些事情要与你充分交换意见。”郑介民即与林彪在嘉陵江畔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作了几个小时的长谈。随后，郑介民向蒋递交了一份很长的报告。60年代陶希圣查阅过这份郑介民所写的长报告，至今仍保存在台湾阳明书屋（该书屋专门保藏蒋生前的档案文献资料）。
60年代蒋介石断言林彪不会忠于毛泽东，是基于抗战时林彪在他面前的直言不讳，而且蒋手里头也确实掌握了一份有关林彪所述意见的长篇报告。林彪死后，蒋介石很难过，几次对秘书陶希圣提起：“可惜当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这条内线。”
此后，国际上发生了一连串事件，蒋介石身体也一天不似一天，他再次感到“反攻大陆”实在是遥不可及了。
远在美国的尼克松，也为中国突然发生的变化忧起心来。
尽管他不知道林彪摔死的事，但知道9月中旬以来，已经有五天时间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既没有在报纸上出现，也没在电视上露脸。
在最近这五天，机场关闭了，所有的军用飞机、民用飞机都没有起飞。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发生了大事，军队已进入“一级战备”。
最为明显的是，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被宣布取消了。
基辛格也十分担心。从报告的材料揣测，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
他随时将这些情况报告尼克松。
“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尼克松的心直往下沉。为了与中国打开关系，苦心策划了两年，难道又要出意外？总统深知一个国家的政策往往会随着领导人的更迭发生变化，对“铁幕”后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尼克松情绪受到影响，那几天常常无故动怒。
9月21日，美国驻巴黎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作了接触，安排总统访华及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联系工作还在进行。这件事才使尼克松、基辛格不安的情绪有所缓和。据沃尔特斯将军报告，黄镇的态度照样很爽快，这表明安排总统访华的事没有中断。
9月23日，尼克松对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说称，他并不认为，中国突然发生的政治动荡会影响他去大陆旅行的计划。
再经过巴黎秘密渠道的磋商，到10月初，中国方面答复同意美方在10月5日公布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日程。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
1971年10月20日中午，基辛格一行到达北京。下午，周恩来即同他会谈。当晚9时许，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和参与中美会谈的叶剑英、姬鹏飞及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
周恩来汇报说：“基辛格事前没有经过黄镇大使通知我们，今天突然告诉我，尼克松明年访华结束前，应该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不发表公报，人们会认为他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没有成果，是一次失败的访问。如果等他来了以后才起草公报，时间太仓促，肯定搞不好。他这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同我们谈公报。他准备了一个草案，尼克松已经看过，让他全权处理。在他回国以前，要把公报定下来。我觉得，搞一个双方都能同意的公报很困难。要不要搞，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仰靠在沙发上，头枕着沙发背，转动了一下眼珠，喷着烟说：“等他交出草案再研究。要搞，就搞个好公报，不搞屁公报。总而言之，尼克松来，发表公报也行，不发表公报也行。”
周恩来点点头：“这样好。我们就能处于主动地位。”
毛泽东问道：“联合国大会前天开始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什么尼克松让基辛格在这个时候来北京？”
叶剑英元帅猜想着：“大概他认为美国的两个提案稳操胜券。”
毛泽东又问：“大会提案过半数赞成就能成立，过半数要多少票？”
学者型的外交官章文晋说：“现在联合国会员国总数是131个，过半数就是66票。”
毛泽东：“三分之二要多少票？”
章文晋：“88票。”
毛泽东：“当年曹锟还能收买些‘猪仔议员’，如今美国挂帅，日本撑腰，还有十几个国家跑腿，搜罗66票，不在话下。”毛泽东转而问熊向晖，“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你们叫‘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
熊向晖答道：“今年‘两阿提案’内容和去年一样。去年得到的赞成票是51票。从去年联大表决到现在，同我们新建交的联合国会员国有9个，加上很快就要建交的比利时，一共10个。他们都会赞成‘两阿提案’。这样，今年‘两阿提案’可能得到61张赞成票，这是满打满算，离过半数还差5票，实在很困难。”
“就算过半数，那个‘重要问题’一通过，就要88票才能驱逐‘中华民国’。”
毛泽东问道，“联合国哪天表决？”
章文晋回答：“今年的辩论，发言的人要比往年多，大概要辩论十几天。估计10月底、11月初进行表决。”
毛泽东：“基辛格哪天走？”
周恩来：“10月25号上午。”
毛泽东：“联合国表决不会那样晚。美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两个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基辛格提出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中方不能同意，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方草拟了对案，按毛泽东的要求修改后，送给基辛格。但在“台湾问题”上一下子陷入僵局。周恩来再次申明立场：“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了。华沙会谈15年也一直僵持在台湾问题上。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也无法冷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
“什么样的复杂原因？什么样的义务？这真是天方夜谭。”周恩来多少有些激动。
基辛格申辩：“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不但别的朋友不信任我们，你们中国人也不会尊重我们。”
“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你们历届政府都承认的。
而现在，是哪国的军队占领着台湾？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人有句俗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如果说有什么复杂原因，那也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你们不但对这一现实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继续从各方面封锁、孤立我们。”
“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就是说明我们在改变么？”
双方都僵住了，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局。
周恩来试图从另一方面打破僵局：“博士先生，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那么，我们不得不对你们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这一着果然生效，基辛格有些紧张：“总理先生，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国的国情，因为这将牵扯到我们两院以及两党的问题。我们将失去盟友。我们的总统希望在他第二任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的语气缓和下来：“我理解尼克松总统为此作出的努力。但请问，你们怕失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是一些腐朽的、即将垮台的‘老朋友’。你们为了照顾这些老朋友，势必使自己陷入被动而脱不了身。这一点，你们总统不是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已经提到了吗？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总不能让中国人民再受损害吧？”
基辛格听着，不安地转动着手中的铅笔。
周恩来进一步说：“毛主席说，台湾问题可以拖一百年，是表明我们有耐心；毛主席的意思同时也包含了不能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不都表明了我们的诚意么？而你们的诚意又何在？”
基辛格意识到周恩来已经不会再作让步，也意识到明天离开北京的时候，这个关键问题没有一个大约的结果，将使他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不要说总统明年难以成行，连他这次访问也会成为失败的记录。他侧脸看了一眼洛德，使了一个眼色，将洛德扯离座位，两人到会议厅另一侧的角落去商议。
基辛格与洛德在角落里嘀咕了好一阵，才回到谈判桌上来。此时基辛格的脸上已经明显地放松下来。他喝过茶之后，对周恩来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基辛格智慧的眼睛闪着光，“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脸上也绽开笑容，称赞地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周恩来接着说，“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只是个别词句还需要推敲。比如，应该用‘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不用‘部分’。”
基辛格说：“‘部分’比‘省’通用，‘部分’是对整体而言。”
周恩来坚持说：“‘省’比‘部分’准确，省是行政上对政府的归属。”
“英语没有多大的差别。”基辛格说。
“汉语却有质的差异。”周恩来还是很高兴，“我看僵局有望打破，至于尚未解决的句子及措辞，等总统访华时，还可以继续讨论，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
基辛格后来回忆这段话产生经过时说，我认为我所做过的和说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使周恩来印象更深刻的了。按照这个提法，我们双方在将近十年内都可以对付过去。说句公道话，这个提法我是摘自国务院为谈判所准备的一个文件，那次谈判在50年代流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