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鼎文在西北还在打我们呢。何应钦在哪里？”
“他在广州，因为《何梅协定》等，很有些亲日的味道。”
周恩来捏了几颗花生米，放在嘴里嚼嚼，回想道：“在这之前，我曾与斯诺谈过，陈诚是个不错的战术家，稳重而实干；何应钦从前也不错，可是自大革命之后，他好像一蹶不振。”
张治中赞同地说：“他是仗越打胆子越小。另外他与桂系过从甚密，引起蒋的戒心，在许多地方也扼制了他的发展。”
在抗战中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谈判代表之一刘斐，也跟其他代表团成员一起留在北平。看到邵力子的夫人来了，张治中的家眷也来了，想到自己的眷属还留在香港，总觉得是件心事。周恩来得知后，同意他经天津乘船赴香港将眷属接回北平。
9月7日，周恩来又约请张治中到火车站去迎接已被任命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的程潜来京。中共主要领导人几乎都去了。张治中望望毛泽东的巨大身影，小声对周恩来说：“以前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当你们的领袖。自我专程送他回延安，从机场上欢迎人群的表情，我明白了一切。”
周恩来边走边说：“是的。毛主席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但不能把他当成一个孤立的神。我们要学习他的首先是他的永远不满足。文白先生，现在在西南边境还有不少残存的国民党武装，希望你利用你在他们中间的威望，多争取一些人过来，减少无辜的损失。”
列车喷着气雾，在月台旁缓缓停下。周恩来推了一下退到后面的张治中，向走下车厢的程潜扬扬手。毛泽东、朱德等都已微笑着走上前去……
捉蒋计划与替身之谜
6月24日，蒋介石在台北市北面13公里处的草山，为自己选了一所叫“士林”的别墅作为住宅。这所住宅原是台湾糖业公司种植园的宾馆。北郊的草山，林木幽深且多温泉，是著名的游览胜地。蒋介石住下后，把这里改为“阳明山”，以纪念他所一生崇信的明朝哲学家王阳明。
不甘失败的蒋介石，又冒着风险多次飞回大陆，想保住福建、广州、成都、重庆等地，以便有个反攻大陆的跳板。
1949年11月30日，蒋介石一行到了成都，住进离别了72天的军校黄埔楼。几分钟后，侍从人员调来了三部新式轿车，专供蒋介石使用。可这天蒋介石闭门不出，传令召见等候已久的张群、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王陵基等人。蒋介石一见大家的面，满脸灰暗，叹道：“完了，重庆已失守。”俞济时插话说：“总裁已三昼夜未能入眠。”
蒋介石把话题一转：“不谈这个了。时局艰难，诸位有何高见？”
话题一出，还是那些老话：有的主张退保云南，有的主张迁往台湾。这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说：“我军仍有40万大军在四川，川西就有20万。以我之见，还是以胡宗南部队固守川西为好。”
蒋介石想听的正是此话。对王陵基连连颔首，表示赞许。别的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午饭前，蒋介石又把中央银行总裁关吉玉和空军司令王叔铭同时叫到黄埔楼，严令二人密切配合，把成都现有的金银财宝如数运往台湾。中午，蒋介石与邓锡侯、刘文辉、熊克武等共进午餐。
当夜，蒋介石总算安顿，刚刚躺下，又被侍卫叫醒：“总裁，不好，发现一部共军电台正与北平联络！”
蒋介石一下瘫坐在床上。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行动已被刘文辉电告北平的中共领导机构，他更没想到这部地下电台的安放者就是周恩来。
早在1938年秋，国民党二十四军上将刘文辉活动去西康省时，经引荐，在武汉“八办”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送他一套《新华日报》社论集，风趣地说：“过去唐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西天取经，今天你不用去跋山涉水，我给你送宝。”1942年，刘文辉又在重庆见到周恩来，两人从家常谈到时局、个人前途，终于，刘文辉把思考多日的问题提了出来：“周先生，怎么和贵军联系？”“我回去请示中央，派部电台来。”就这样，一部共产党的电台，在刘文辉军中“嘀嗒”起来。此事被蒋介石发现，被痛骂一顿的刘文辉开始往回缩了，撤去了电台的生活服务人员。周恩来已经了解刘文辉的性格，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如电台人员留在你处让你为难的话，可让他们立即撤回。末了说了句：“望你当个政治家，不要当政治商。”刘文辉经过一番犹豫，态度慢慢回升。眼看蒋军大势已去，刘文辉决定弃暗投明，连夜将蒋介石想借胡宗南的40万军队毁掉成都，阻止刘邓向南进军步伐的秘情发往北京。周恩来立即向刘文辉发出了急电：“大军西指，望将军相机行动，保住成都。”刘文辉手持周恩来的电文，几天内联络了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决定立即率部起义。
与此同时，在离黄埔楼不到300米的荒地里，几个黑影时散时聚。他们是成都川西边临时工委“留蓉工作部”的唐会昌等人。经过几天观察，他们认为，大陆即将全部解放，不应再让蒋介石溜走了。在解放军未到之前，成都地下党应有所作为，完成“擒贼先擒王”的任务。他们已经发现蒋介石的几架座机分别停在成都城南的新津机场和城北的凤凰山机场待命。飞行员不准离机，刺骨的寒风里，飞机底下整日有炭火烘烤，为的是能随时起飞。这几个人对着黄埔楼灯火通明的各个窗户，制订着活捉计划。
准备“立功赎罪，迎接解放”的国民党第九十五军副军长杨晒轩，与地下党联系，自告奋勇要组织一个200人的敢死队来完成捉蒋任务，并与正率部守城的王樵生、徐震球等人配合行动。徐震球对“捉蒋”任务特别细心，因为他还在重庆时，就参与过策划捉蒋的密谋。当时任国民党反情报队队长的徐震球在重庆地下党指示下，曾试图策反守卫蒋介石公馆的国民党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长彭斌，计划在公馆或机场捉蒋，后因彭斌胆小，不敢行动，加之部队力量薄弱，又受杨森节制，致使重庆捉蒋计划落空。所以徐震球对此次行动分外热心，并提醒大家接受上次的教训。
杨晒轩在两天内就组织了200人的“捉蒋敢死队”，队员宣誓，要在这一行动中立头功。埋伏在北较场励志社的便衣队员监视着进进出出的人员，与敢死队保持着密切联系，一旦发现蒋介石的行踪，“捉蒋敢死队”便立即行动。
与此同时，在通往新津路上的武侯祠内，驻扎了国民党党部刘文辉第二十四军起义部队的一个营。在起义前，刘文辉本想撤出这支部队，但出于还想给周恩来带去一份见面礼，他又坚决留了下来，待机而动。他对部下说：“尽管周先生说了，一个人不在于曾走过什么路，而在于你的终点，是否赶上了真理。可天亮了，我们还没有什么表现。所以，纵使牺牲这支队伍，也在所不惜！”
成都，处在了两种命运、两种势力的交错中。蒋介石不停地接着电话，几乎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一会儿是张群等人在昆明被卢汉扣留，一会儿是卢汉起义的消息。蒋介石把胡宗南接连三次请到楼上，商议对策。当他得知邓锡侯等川中将领已秘密潜离成都，他那本来就多疑的神经猛地一激灵：会不会出现第二个“西安事变”？关于“捉蒋敢死队”的情报，证实了他的预感。他决定突然离开成都。
为了迷惑捉他的人，他故意发布前后矛盾的消息报道，混淆视听。12月9日的成都地方晚报，以通栏大标题刊出：“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地下党组织和杨晒轩、徐震球等一愣，忙召集核心人员商量，认为蒋介石既已飞走，捉蒋遂成泡影。
就在他们失望之时，又传来了蒋介石在成都街头公开露面的消息，而且同一报纸也刊登了“蒋总裁下午轻车简从巡视蓉市区”的消息。核心人物在华兴街95号军部再次密商，重开捉蒋计划。不料，又突然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已于本日中午离开北较场，在凤凰山机场乘机飞台。这消息同样刊于成都各大报报端。“捉蒋敢死队”成员们扼腕叹息，又痛失了一次捉蒋机会。
蒋介石是12月13日深夜乘“中美号”专机从新津机场逃到了台湾。当“中美号”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机场仅十公里。
蒋介石离蓉所设的这个骗局，确实成功地骗过了许多人。以致地下党的侦察人员都没有发觉蒋介石是从哪个门离开，去的哪个机场。当地的居民后来回忆说：
“我们只见蒋介石进北较场大门好几次，却从来没有见他出来过。听说蒋介石有好几个替身呢！”
替身之谜不知真假，但蒋介石离蓉时，由胡宗南调动了十余辆坦克和装甲车倒是确实。在坦克、装甲车的轰鸣声中，在军校第二十三期二总队一个全副武装的大队护送下，蒋介石一行在黑夜中出军校正门直向城南驰去。当时，在宁静的夜晚中显得格外清晰。但由于市民对战车隆隆已习以为常，并未多加注意。直到武侯祠枪炮声传来，市民才意识到今晚非同寻常。车队在将抵机场时，突然遭到地方武装力量的拦截，随行担任警卫的军校学生立即开枪还击。据军校学生蒲剑虹在1988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们在卡车上边打边向前冲，蒋介石的轿车就紧跟在我们卡车后面，车队一刻也没停，穿过火力网，直开新津机场……”这是蒋介石与大陆的最后一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