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这个不好开玩笑的人，私下里也戏称贺龙为“龙头大哥”。贺龙许多有趣的经历和谈话常常使他开怀大笑。
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愤怒地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
贺龙的前半生总的来说是走运的
在叙述林彪蓄谋搞倒贺龙之前，有必要对贺龙的传奇人生作一简述。
无论是从电影或是照片上，人们记忆中的贺龙，总是上唇蓄着密匝匝的一字胡，手持或口衔一柄烟斗，在战场上指挥若定，在生活中谈笑风生。
贺龙有着丰富的个人特质，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熟悉他的人总要夸上几句，把与他的交往当作一件快事，并说出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趣事。贺龙虽然从小就识字不多，但会写自己的名字。他的聪明反而使他有许多发明创造，比如他下达命令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战士的左手上。战士回到自己的连队，背诵完命令，就举起左手，出示贺龙的亲笔签名。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开始自学读书写字，他几乎全凭记忆，每学一篇课文，就反复诵读，直到学会了里面所有的字为止。
贺龙也许在某些方面比其他高级指挥员粗疏一些，然而在外向的粗疏中，却隐藏着对被压迫者的深切同情。他是一个爱嬉闹的人，又特别喜欢孩子。在街上，他喜欢逗弄孩子，常常抱起一个挣扎着的小孩，夹在腋下走半条街，然后把他放走，用一个铜板或一块糖哄得他高兴。
贺龙曾对人谈起过自己的人生哲学：“我相信运气，你不能阻挡它，既不能把运气关在门外，也不能插上门不让它进来。只要有运气，总是会走运的。”
贺龙又高又壮。“贺龙同志像老虎一样强壮。”朱德同志这样称赞他。“我在长征中，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他显出疲惫的样子。好几次，他还背着负伤的战友呢！”
的确，仅从贺龙的外貌看上去，也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的全身，从头到脚，都充满跃动的活力。贺龙是不能静坐不动的。他的动作，和他那声如飞雷的南方乡音一样令人瞩目。
贺龙是很容易识别的———口里叼着他喜欢用的烟斗、胡须浓黑而整齐。他那充满俏皮的眼睛，总含着笑，仿佛在寻找讽刺的好材料。贺龙曾对人说：“我开始留胡子的时候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我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
贺龙喜欢和他的政委关向应下棋。曾经打赌，谁输了，就得把胡子剃掉。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但有时贺龙的胡子确也不见了。关向应同志曾对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女士谈起对贺龙个性、风格的印象。他说：“贺龙是非常坦率和英勇的，有着一种特殊的战士风格。他作决定迅速而明确，有着巨大的自信。他作战时计划得非常仔细，他所有的决定都是稳当安全的。他对待部属很周到，但他们如果犯了错误，就严格执行纪律。他的政治理解力是很强的，并且对党诚实和服从，总是小心谨慎地遵循党的路线。作为个人，贺龙为人和蔼而朴实，几乎是孩子般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强壮，喜欢骑骏马。他抽香烟———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嗜好了。”
贺龙活跃健谈，他讲起故事来，手舞足蹈，诙谐有趣，不愧是这方面的老手。他常讲到他小时候的事情：“年轻的时候，只要一提起我贺龙的名字，地主马上就会收拾细软逃命。”这时，他总是预先传言说他还有好几里地远，然后突然敲响地主的大门，大笑着说：“哈，我来了！”
贺龙从不讲究形式。长征中，他要么打赤脚，要么穿草鞋，脚上总裂着大口子。他对于军队的形式毫不在意，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有三万人的队伍，却说只有一团人，他扬起头来哈哈大笑说：“我数不过来！”一次贺龙视察青岛海军学校，却走进欢迎他的仪仗队中，和张三拉拉手问李四家在哪里，中午又在院子里和学员们蹲成一圈吃饭，闹得偌大一个食堂空着，苏联高级顾问很不高兴。
贺龙说，我就看不惯这一套。
贺龙的个人经历也是丰富的。
他早年赶马驮运，长途跋涉，生活很艰苦。由于勤俭精明，还是为家里挣了一些钱。武昌起义胜利，推翻清王朝。桑植到处传说：“民国反正，穷人翻身。”
靠着贺龙赶马收入有了点钱，生活也开始好转。也就在这时，他们家庭成员多了一位新人。那是在1906年贺龙十岁时，腊月，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贺龙与比他大几岁的原燕罗界邻居贫农女儿徐月姑成了亲。第二年秋，徐月姑生了个女儿叫贺金莲。几年后徐月姑病故。这是贺龙的第一次婚姻。
贺龙还有一段婚姻鲜为人知。
那是南昌起义之前，武汉的形势渐渐紧张起来。为了保护贺龙的安全，周逸群特将贺龙和他的土家族妻子向媛姑等眷属，一并送往鲍罗廷的苏联公馆内暂住。媛姑本名向志德，是湘西武陵山寨中土家族大家闺秀。1920年贺龙参加援粤讨桂兵变，走漏了消息，贺龙的参谋也随机叛变，暗中勾结外地反对武装，将贺的父亲杀害，将其弟捉去活活蒸死，并扬言要将洪家关贺姓人家“斩草除根”。消息传到洪家关，贺姓人家愤愤不平，要为贺龙报杀父之仇。贺龙含悲忍痛劝住族人，止住一场一触即发的宗族械斗。族人中辈分高的却提出，家仇可以不报，但你贺龙父兄双亡，膝下无嗣，为让死者安心，活人放心，一定要在其父亡灵出葬前，举办一次丧婚。贺龙只好照办。于是经乡人肖定姑精心挑选，选中了19岁的向媛姑。当年5月下旬的一天，当乡亲们吹吹打打把向媛姑抬到贺龙家时，贺龙却因军务繁忙未能赶回家里。这时，乡亲族人毅然从俗，按照土家人的规矩，由贺龙的胞妹贺绒姑自抱大公鸡，代表贺龙与媛姑在其亡父灵前同拜天地。当晚贺龙飞骑赶回家里，拱手感谢媛姑说：“没想到我这个军家营长，用一只公鸡，娶了你这个漂亮的土家媳妇。”从此这次丧婚被乡人传为佳话。
南昌起义后贺龙去湘鄂西拉队伍，女儿贺金莲留在上海。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贺金莲自幼体弱多病，这时不仅无法及时治疗，而且为了对付敌人的搜捕还要经常搬家藏躲，日日夜夜担惊受怕，这样搬来搬去，没有多少天就把孩子给拖累折磨死了。
贺龙对这个在苦难中出生而又夭折的女儿十分疼爱怀念。后来他回忆起这件事，还悲愤地说：“上海还埋着我们贺家一口人嘛！”金莲去世二十多年后的1935年秋，贺龙带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
在告别家族时，还从衣袋里掏出一幅鞋扣绊，说：“这还是金莲给我做的布鞋上的扣绊！”
贺龙的另一次婚姻是在长征前开始的。他在湘西娶蹇先任为妻（蹇先任的妹妹蹇先佛与肖克结婚）。蹇先任出身豪门，结婚后与贺龙感情甚笃，跟随贺龙参加革命，出生入死。1935年11月，贺龙正在前方，蹇先任生下一女。当时贺龙正好打了一个大胜仗，王震发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贺龙，电报上写着：“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贺龙看了后非常高兴，大笑不止。后肖克为贺龙的这个女儿取名为贺捷生，意为“战斗告捷时所生”。
贺捷生出生18天就随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长征，被称为“最年幼的红军”。她随红军到达陕北后，抗日战争爆发。因贺龙南征北战，只好把她送回湖南桑植老家托人带养。直到解放，贺捷生才回到父亲身旁。
1942年，贺龙与薛明结婚。一起度过了无数个难忘的岁月。
战争时期，为了革命，贺龙与薛明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贺龙戎马倥偬，今日陕甘宁，明日冀中、晋西北，转战于黄河两岸，出没在敌前敌后，然后就是跨越秦岭巴山，进军大西南。两人少有短暂的相聚，多是长久的离别。
1944年9月，陕北延安连降大雨。28日，薛明为贺龙生下一个男孩。毛泽东当即给贺龙打去电话说：“贺龙同志啊，恭喜你半百得子……”
1944年薛明怀有身孕时，贺龙的老搭档关向应即为要出世的孩子取好名字。
当时，关向应与薛明商量说：“如果是个男孩，应该找一个我们大家都喜欢的名字给孩子。大家都喜欢岳飞，所以孩子的名字应该同岳飞的名字有联系。岳飞的字是鹏举，名字要有‘名’有‘字’，所以就要在岳飞的名和字中各取一个，就叫‘鹏飞’好了。”不久，关向应病逝，贺龙十分难过。为了有纪念意义，贺龙和薛明商量孩子的名字就叫“贺鹏飞”。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贺龙率部队进军丰镇、集宁，车过延安的柳树店的家里时，保姆抱着贺鹏飞在路边迎候，贺龙在卡车上伸出手来和贺鹏飞握握手，只说了句：“长大了当兵。打完仗再见！”然后就驱车远去。
全国解放后，特别是贺龙一家来到北京后，党和国家给予贺龙的责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于繁重的军政工作。平时总是清晨匆匆离去，夜晚迟迟归来，再加上长时间外出开会、视察，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更少了。对此，贺龙心里始终深感愧疚。
林彪整贺龙，被一些人称作“龙虎斗”
贺龙这个人看上去粗疏一些，其实对重要事情还是很挂心的。他对林彪一直没有亲近感，不仅是情趣方面，就是思想路线方面也有些不和。到了1959年9月，彭德怀罢官，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他的感觉更明显了。
四年前，也是9月，贺龙担任了军委常委，开始参与军队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那时，在彭德怀主持下，他和徐向前负责各特种兵的工作。1956年又分工由他主管海军工作。他是个好共事的人，与彭、徐工作很协调。现在，彭老总下台了，林彪主管军委工作。在当时全党“左”的思潮的影响下，贺龙从直觉上讨厌林彪提出的那一套东西，觉得他有点儿哗众取宠，但，那是得到毛泽东赞许的，是对是错，他一时也说不清楚的。多数情况下，他还是经常从自身的认识上找问题，使自己的思想努力跟上去。新军委成立之后，他是三位副主席之一，他的观念是：人在其位就要谋其事，他尽力要为军队多做些事情。他很想到部队去走走，调查研究一番。但是，不久，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这一年，他为国防工业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抽不出时间下部队去，直到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为了战胜全国性的严重经济困难，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年，实事求是年，他才实现了下部队调查的夙愿。
东交民巷8号，曾住着三位元帅：贺龙、陈毅、罗荣桓。陈毅当外交部长以后，迁入中南海，就剩下贺、罗两位元帅为邻。贺龙是个爱热闹的人，性格豪爽，常常约了罗荣桓散步，聊天。加上罗荣桓的身体一直不好，有个像贺龙这样健谈的人和他做伴，也觉得高兴。两人交往多了，彼此知心。罗荣桓这个不好开玩笑的人，私下里也戏称贺龙为“龙头大哥”。贺龙许多有趣的经历和谈话常常使他开怀大笑。
有时夏天去北戴河，这两家人也同坐一列车，在车上说说笑笑，热闹无比。
孩子们更是如过节一般。罗点点在回忆录中描写到他们的同车旅行时，特别写到罗荣桓与贺龙两位长者，在孩子们的眼里：
罗荣桓元帅是长辈中最慈祥的一位，他有宽广明亮的额头，一双和蔼安静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不易觉察的笑容像一阵阵清风掠过春日的原野，在他脸上时隐时现。他太不像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元帅，太像一个“好爷爷”了。连那种充满辣椒味的湖南话在他的嘴里都显得格外好听，以至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贺龙则永远威严，他的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唇上一撮与众不同的胡须，使他甚至永远是漂亮的。那时候，这些元帅伯伯们都喜欢带一种苏式的筒状羔皮帽，就像苏联电影里的夏伯阳、布琼尼戴的那种。同样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却是不同的效果。罗伯伯显得更一团和气，贺龙则更八面威风。
在火车上吃饭，不分你我，十几个大人孩子共坐一桌，热闹非凡。长辈们往往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与我们吃一样的东西，但见我们这帮孩子对大鱼大肉尽情享受，羡慕得不行。罗伯伯实在耐不住，就趁人不备，在我们的盘子里夹起一筷往嘴里送，而林月琴妈妈更会手疾眼快地一把抓住，大喝：不许！林妈妈是罗帅的妻子，她出生在安徽金寨的穷苦人家，后来成了著名的女红军。这敬爱的老妈妈一辈子不改勤劳善良的天性。
贺帅的妻子，学生出身的薛明阿姨对同样被勾起馋虫的贺龙则完全是另一种战术，她会柔声细语、不动声色地说：贺老总用不着我提醒，他自己知道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
每当这种时候，两位老帅，一文一武，都只好偃旗息鼓，不战自退。我们的心里则充满对两位伯伯的同情。（参阅《红色家庭档案》，南海出版社）
这两个孩子们眼中的善良的老将，却遇上了林彪的麻烦。
罗荣桓1956年辞去总政主任，1960年再度复出以后，深感对部队情况生疏，尤其是在目前这种经济困难时期，指战员们的思想状况究竟如何。当他和贺龙谈起想下部队去了解情况时，与贺龙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两人商定，顺着京沪铁路南下，结伴而行。
2月4日，火车离开北京不久，贺龙就来敲罗荣桓所住的车厢的门。罗荣桓一听外面的动静就知道是贺龙。两人不用言语就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有人摆上两杯清茶，他俩就一会儿看看外面的风景，一面就聊了起来。说是没有什么主题，谈着谈着就集中到一个问题上，那就是林彪提倡的所谓“立竿见影”。
贺龙说，他觉得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什么都可以“立竿见影”的。比如，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一下子还学不懂，学不通，要反反复复地学，怎么能“立竿见影”呢？再如，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字数虽然不多，却内容深奥，是革命战争长期实践的结晶，要掌握它，运用它，并非易事，很难“立竿见影”。
罗荣桓是个“政治元帅”，贺龙摆出这些问题，想听听罗荣桓的看法。
罗荣桓并不同意林彪的所谓“三十字方针”。不久前在一次会议上他就谈过这个看法。但这次他没有正面回答贺龙的问题，而是说：“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要是你们俩口子吵了架，有了矛盾，也能到《毛选》里找答案？”
贺龙听得哈哈大笑，连说有理，有理。
车到浦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副政治委员肖望东过江来迎接两位元帅。那时，南京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要一节一节地运上轮渡，摆渡时间很长，要一个多小时。两位元帅就在轮渡上听许世友和肖望东汇报。
许世友是个炮筒子，不管是谁他都敢说话，有时还要骂上几句。他对两位元帅说：“现在部队干部每人每月只能吃到31斤粮，一天一斤，又没有肉吃，油水很少。团以下干部年纪轻，要带领部队跋山涉水，搞训练，体力已普遍下降。”
罗荣桓问：“干部战士情绪怎么样？”
许世友说：“大家情绪倒很好，没有听到什么怨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