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罪名，说他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这样的人是“同志”？显然不是。
这个“同志”的装饰的字眼，只是表露在形式上，罗瑞卿还没有在“中央委员”中被除名，因为“中央委员”里都应该是“同志”。
5月里，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关于“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再也没有人叫罗瑞卿“同志”了。
在毛泽东以极大注意力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并同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进行斗争的重要时刻，罗瑞卿“篡军反党阴谋”案被制造出来，给予毛泽东的震动是巨大的。据萧华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去年（12月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
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毛泽东“左”倾阶级斗争思想发展的结果，导致对党内上层疑神疑鬼，也给那些真正的野心家提供了施展阴谋诡计的机会。林彪顺水推舟，推波助澜，把“左”倾错误极端推进，他煞有介事地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
彭、罗、陆、杨案一出，“文化大革命”就拉开了序幕。中国的历史在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之后，最终地踏上了十年的动乱之途。林彪结党营私变得更加疯狂了。
罗瑞卿残腿难治
到了6月份，形势更加严峻。中直机关在中南海开了声讨“彭、罗、陆、杨”四大家族的会。他们把郝治平叫去，让她站在台上。后来又逼她写检讨，让她揭发罗瑞卿的问题，还要限期交卷，如果不交卷就不准到医院去看罗瑞卿。在这种压力之下，她也产生过轻生的念头。郝治平想想自己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吃过不少苦，从来不说什么，罗瑞卿更是如此，受过多次伤，连棺材都准备过，死过几次了。可那是面对国民党，是敌人啊。现在为什么自己人也这样对待？她越想心情越不好，已经不让她去医院了，孩子们在学校也受欺负，“我这个当妈妈的，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又不让工作，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她早存了个心眼，在秘书们把家里的药都收走时，她把剩下的安眠药装在一个瓶子里，放在厨房的冰箱里。吃下这一瓶药就“万事大吉”的想法在她脑子里转过多次了，就是舍不得孩子，特别是小儿子才12岁……但最后她还是下了决心，将自己锁在了屋里……等她醒过来时，已经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了。是因为剂量不够，还是抢救及时，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她没有死成。
后来她被允许到医院去看罗瑞卿，但她知道什么事都可能被利用，她已经不那么相信那些人的话了。于是她只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我并不怨你，因为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也是内因论者。这事情由我自己负责。这是我的内因决定的。他们说让我给我写信，还可以去看你，但我现在不去了，等我们两个人的问题都弄清楚了，我再去看你。信写好之后，装在信封里，口也没封。她找了一个毛主席的托盘漆像，用一条手绢包起来，然后又用大红纸一层一层地包起来，外面又用红缎子结了一朵大红花。罗瑞卿收到东西，一看包得那么严实，不知是什么。打开一层又一层，一看是毛主席像，他就明白了。这个像一直放在他的床头桌上，那条手绢也一直放在他的身上，装在他的口袋里。一直装到解除监护。后来出国治病，他把手绢放在贴身的口袋里，逝世时还在身上装着。
当时的中国，已经乱到只有几个人说话算数。年轻的红卫兵们被狂热和无知控制着，造反成了革命的代名词。他们到处揪斗，“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时在北京医院治疗的罗瑞卿也受到被冲击的威胁。1966年8月，周恩来打电话给空军司令吴法宪，说为防止红卫兵的冲击，准备将罗瑞卿转到空军总医院去，一边治腿伤，一边保护起来。
接着，周恩来又打电话给叶群，谈了准备将罗瑞卿转院的问题，并请叶群征询一下林彪对此事的意见。叶群当时在电话中称赞周恩来的主意好，并说林彪也会同意总理的意见。但放下电话以后，她却告诉吴法宪，不能让罗瑞卿住进空军总医院，要吴法宪找个理由搪塞周恩来。叶群这类女人是很记仇的。在个人评定军衔问题上对罗瑞卿早就憋着一肚子意见。那是她担任了林彪办公室主任以后，叶群觉得根据她的资历和职务应授个大校军衔。为此，她专门找了当时作总参谋长的罗瑞卿，想让罗瑞卿在评衔时为她帮帮忙，说说好话，适当照顾一下。没想到罗瑞卿不给面子，说这事要由总参谋部党委决定，他个人说了不算。最后授予叶群的是上校军衔。叶群感到自己的军衔评低了，少了一个“豆”，所以“文化大革命”前她很少穿军装，并为此事对罗瑞卿耿耿于怀。
江青对罗瑞卿也很不满意。1965年她曾向罗瑞卿提出，要求给她发军装。
鉴于她是毛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罗瑞卿向办公室工作人员打了招呼：“军衣可以发一套，她没有军籍，领章、帽徽不给她发。”以后，江青又向罗瑞卿提出想在军队里开个文艺工作座谈会，结果在罗瑞卿那里再次碰了钉子。江青没有死心，向林彪求援，马上获得支持。
到了1966年的年底，全国的“文革”已是风起云涌，在医院住了9个月的罗瑞卿再次被风暴卷上了浪尖。
12月中旬，看着左脚的伤口总不愈合，医院也没有什么治疗，心情也不好，罗瑞卿提出要回家去住。周恩来同意了罗瑞卿的要求。可是他还没出院，灾难就来了。那是12月20日的深夜，一群红卫兵突然闯入了罗瑞卿的病房，将他从梦中惊醒。红卫兵以他们稚嫩的声音高叫着：“穿好衣服，走，走！”
“什么事？”罗瑞卿看着这些情绪激动的“革命小将”。
“别管什么事，你跟我们走，走！”
“到底什么事情？要说清楚才走。”
再没有人耐住性子回答他，或者说只是用动作回答他：几个人不由分说用病床上的床单胡乱一包，抬起还穿着病号服的罗瑞卿，连推带拉将他塞进一辆汽车里，拉出了医院。黑灯瞎火的，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几个人又把他从汽车里拖出来，扔到一商场地下室。
寒夜，冷风吹得人打颤。罗瑞卿痛苦地蜷曲着身体，仍在问：“到底什么事情，你们要负责给我说清楚。”
“你别说话了！”那几个人不但不回答，还不许他说话。
以后又把罗瑞卿弄上汽车拉到城外的营房，一间小屋里面有一张床，门口站着持枪的卫兵，刺刀在寒星下闪着白光。罗瑞卿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看到身边的那张床，就费力地挪动身体，躺到床上休息一下。几个红卫兵见状立刻大声叫他起来，要他交代罪行。
罗瑞卿说：“我并不明白你们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什么好交代的。”
站在门口的一个红卫兵哼了一声说：“彭罗陆杨，你是第二名，你还不知道？
你要当国防部长，还反对林副主席！”
罗瑞卿说：“我没有。”
几个人就破口大骂。
罗瑞卿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骂人呀？”
他们骂得更凶了。
“毛主席要你们骂人吗？毛主席给你们骂人的权利了吗？”罗瑞卿的这几句话，倒起了作用，那些人找不出反驳的理由，住了口，随即悻悻而去。
过了一会儿，天亮了。一个穿军大衣的人走过来，说好好躺着想想吧，你是怎么反对毛主席的？说完就走了。
罗瑞卿问门口的卫兵：“这是什么人？”
卫兵眼珠子一瞪，说是专管你们这号人的。
不久，郝治平也被从总后大院拉到高等军事学院，被关在一幢楼的三层，她在里间，外面有红卫兵看守。郝治平被抓时很仓促，只穿了一件薄毛衣和一条薄呢子裤，正是寒冬腊月，浑身冷得很。她提出要穿棉衣棉裤，他们不答应；她又说没有带牙具和毛巾，脸都没法洗。他们说，你不会买一套。郝治平没办法，只好说：“那就买吧。”
第二天，来了一个穿军装的人，一进门就很凶地喊：“你这个人，连买个牙膏和肥皂都说不清楚，怎么搞的？”进到里屋，他小声说：“我给你把棉衣棉裤都带来了，我到你家里去了，孩子们都很好，我去的时候他们还在看电视呢。”
这个人是谁？郝治平想不起来。
那人悄悄告诉她，他姓李。
问他叫什么，他摇摇头，说：“北戴河，钓鱼。”然后就大喊着走了。
郝治平一下想起来了，这个人曾到罗瑞卿家替过卫士长的班。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在北戴河钓过鱼。天寒地冻，要不是这位小李同志送来衣物，非冻出病不可。尤其是24日的批斗会，一直让她跪着，还用大皮鞋踢她，腿上青一块紫一块，如果没有这条棉裤，那就很难活着回来了。所以郝治平想起这个小李，充满了感激之情。1974年郝治平从监狱里出来，曾到处找他，可怎么也没有找到。
保卫部没有，警卫处也没有。
大约3天后，也就是12月24日，通知罗瑞卿要开会，要他穿上从家里拿来的棉衣，说要穿厚一点才行。一个卫生员拿来两卷绷带，把罗瑞卿带着伤口的脚包了又包，扎了又扎。吃过早饭，罗瑞卿被押上车，开到了工人体育馆。
郝治平也是那天一大早被拉出来的，街上的路灯还亮着。到了工人体育馆，先把他们关在一间小屋里，眼睛都用黑布蒙着，勒得很紧，和头发结在一起，想松松也不可能。进屋后还是对着墙坐着，郝治平从说话的声音里判别，还有王尚荣、陈鹤桥、史进前等人。
那天的批斗大会主要是批判“以罗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虽然那时社会上已是批斗成风，但像这样大规模的批斗会还是第一次。
1967年3月4日和5日，又一个更大规模的“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工人体育馆再次召开。这次陪斗的有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安子文、萧向荣、梁必业，还有郝治平和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等几十人。这些人被喝令站成一排，低下头，给每个人脖子上挂一块大木牌子，上面写着打着黑叉的名字。后面站着两个膀大腰圆的红卫兵，一人扭一只胳膊，再一齐揪住脖领。郝治平那天穿着中式棉袄，领子扣得很紧，被红卫兵往后面一拽，简直喘不过气来。看她快不行了，他们才松了手。“反革命”们被喊着跪下，头和腰一齐朝前弯，名曰“喷气式”。
会场里又是喊又是骂，到处是伸拳头的人，有的拳头冲上天，喊着口号，有的拳头则冲着“黑帮”的身体下来，拳头忙不过来时，再加上脚踢。
当天，在体育馆第19看台的栏杆前，倚着个神秘人物：身穿绿军装，臂上扎着红卫兵的袖章，脸上捂着一个大口罩。可是从她矮胖的身材、眼角上的鱼尾纹看，她早已不是适龄的红卫兵了。她就是叶群。在她身后不远处，有几个大汉正用警觉的目光，保护着这位副主席夫人。
她曾在多种场合支持过这种滴血的“革命行动”：“小将们，革命的小将们，我代表林彪同志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你们是旧世界的埋葬者，是新世界的创造者！你们勇敢地前进吧！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忍。”林彪对这个大会也作了具体指示，叶群在本子上记录了关键的几行字：
“干部不要上台，由红卫兵自己搞……执行红卫兵的指挥。……叶群同志提到上次斗争大会无严慰冰，群众意见很大，这次加上郝治平更好。”
罗瑞卿和郝治平受尽了平生最大的污辱。罗瑞卿坐在一个大筐里，有人上去打他的耳光。罗瑞卿问为什么打人，打人者不屑回答，或者说只用拳头回答。他们还找来了电影厂的人，要把这些镜头拍下来。郝治平将头低下，不让镜头拍到她。红卫兵就拼命揪她的头发，让她抬起头来。这时，罗瑞卿在一旁喊：“抬起头来，让他们照！”听了这话，郝治平心里一热，想：对呀，我也没有罪，怕什么？就猛地抬起头，一副不服气地样子。一个红卫兵冲她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罗瑞卿说：“你们要照就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