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讲了；周恩来也讲了，而且讲得很诚恳：“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和周恩来强调的重点，显然有很大的差异。周恩来在国务院讲话（2月8日）的近一周后，2月14日，毛泽东在34个部委汇报工作时，不时有些插话，仍然要求加快发展速度，例如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在谈到这个速度时，还提出了“一空二白”即后来说的“一穷二白”，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这些不切实际的论点，一经传达，不能不起到鼓励冒进的作用。
渐渐地，周恩来与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从防止冒进走向了反对冒进。
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从1956年1月下旬开始，周恩来集中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告诫有关方面：“基本建设一多，就乱了，各方面紧张。”1月20日，他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1月30日，他又在政协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为了预算指标的问题，一向尊重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争执。
那是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0个亿，毛泽东话音一落，会场里顿时嗡嗡地小声议论起来，多数委员都表示反对，周恩来发言最多：“追加基建预算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
虽然周恩来依然温文尔雅，说话的声音也不大，但在毛泽东听来却相当刺耳，难以接受。尽管他一向乐观地看待孤立，相信“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但真的陷入孤立，其思考多时的远大目标得不到响应时，其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当他最后一次提出的意见仍然得不到委员们的支持时，他宣布散会。大家不快而散。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分歧，表现为“冒进”与“保守”之争，但这与两人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毛泽东讲辩证，也讲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但更多的是大刀阔斧，有重点论强于两点论；他不喜欢两只拳头同时出击，当两只拳头同时出击时，他总觉得是一个拳头掩盖了另一个拳头，或者说是一个拳头扰乱了另一个拳头，而使出击者本身莫衷一是，所以他喜欢“一个拳头打人”，为了更有力哪怕先缩回拳头，但决不两个拳头同时出击。所以毛泽东的讲话中，不常说“既要又要”什么；或“一手”什么“另一手”什么，而喜欢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讲“东风压倒西风”；主张打破平衡，先破后立，不破不立。
然而经济的许多规律恰恰要求平衡。
周恩来努力寻求的正是生产上的平衡。他指定薄一波和计委的张玺负责平衡工作，要求把群众的建设热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结合起来。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周恩来讲话均来自1988年2月《党的文献》：《周恩来反冒进文献五篇》，并参考同期所载熊华源的文章：《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的探索》）在周恩来、陈云等的坚持下，195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了当年的预算问题，这次会议还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会后，刘少奇要求中宣部就反对“两个主义”代《人民日报》拟一篇社论。
这就是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的社论。
6月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他认为2月会议压缩后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仍是个冒进指标。6月4日，中央开预算会议时，周恩来介绍了上半年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提出了准备继续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紧缩开支的意见。
6月10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后经修改，其中涉及主导方针的几句话成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对于上述提法，在党内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是同去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方针相背离，会引起思想混乱。6月1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高声说道：“去年12月以后冒进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认为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来的结论”。社论在指出急躁冒进的几种表现后说：“希望全国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真地重视这一个警号，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文章虽然很重要，也许是题目不鲜明，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注意到另一篇文章，即刘少奇委托中宣部起草的社论，这篇社论用了鲜明的标题：《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文章在发表前，经刘少奇、周恩来等审阅修改，刘少奇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已经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毛泽东将自己极大的情绪压抑下来。“不看了”三个字是毛泽东婉转的反对，是他保留意见的一种方式。
虽然毛泽东表示“不看了”，但社论中一些论段却深深地刺激了他，比如文中提到：“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周恩来仍在努力反冒进
反冒进的工作，在6月的人大之后仍继续着。（参考力平所著《开国总理周恩来》书中《实事求是与反冒进》一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这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反冒进，主要是围绕着1957><17f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进行的。编制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1956年7月开始的。那时，国家计委管长期计划，刚成立的经委管年度计划。经委是不赞成冒进的，然而各部、各省市自治区报上来的指标还是偏高。报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共计243亿元，比1956年的140亿元多了103亿元。1956年的计划已经“冒”了，1957年不能再“冒”了。经委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主张高些的，认为压到150亿元就可以了；一种是认为150亿元太高了，主张压到100亿元。在薄一波拍板时定为125亿元，各种意见相持不下，只好报周恩来和陈云了。
周总理的意见是：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压到150亿还不行，而应明显低于1956年的实际水平。他强调，把过高的投资额压下来，是1957年全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投资总规模下不来，过高的积累率就下不来，预算会继续出现赤字，物资供应缺口会继续存在甚至扩大。
根据周恩来和陈云的意见，经委最后定案为110亿元。
对此，周恩来还是不放心。在10月20日到11月9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夕，他一连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计划执行情况，研究1957年的主要控制指标。在11月9日的会上，他说我们国家很大，很落后，人口多，要建设，又要注意人民生活，现在的速度已经是很了不起了。陈云提出：
“宁愿慢一点，慢个一年两年，到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
周恩来纠正道：“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
了就盲动，右了就投降。”
11月10日，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开会。当刘少奇联系波、匈事件教训，说：
“我们应该注意把工业建设速度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还高兴，还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报告结尾时，他专门引用了上述周恩来、陈云关于“左”倾、右倾的谈话，说：“究竟是‘左’
倾一点好，还是右倾一点好？”
毛泽东对此有看法，脱口而出：“看是什么右。”
刘少奇解释：“是快慢的右。”
毛泽东：“这种右可以。”
刘少奇接着说：“对阶级敌人，你右了，人家就进来了，你让，人家就进来了，那个就让不得，那个右是不许犯的，快一点慢一点不是失掉立场问题。昨天有一位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周恩来也联系波、匈事件的教训，谈1957年的建设方针：“毛主席近几个月常说，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我们搞工业化，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你不关心人民的利益，让人民过分地束紧了裤带，重工业搞起来还得停。
东欧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八大前设想的远景计划：1967年生产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步子可以放慢点；八大建议的一些指标，如果综合平衡起来有困难，算不上去，可以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是建议，而且还是一个草案，在执行中如果跟不上增，不要勉强，实际上某些数字已经勾掉了……今年生产建设成绩很大，但有些方面‘冒’了。因为今年‘冒’了，明年的计划安排就非常困难。‘冒’了就要收缩一下，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不然站不稳，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价、劳动工资等各方面。
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万人或者几十万人站在街上请愿，那问题就大了……”
毛泽东在小组会上提出7条，想用来挡“水”，挡一挡反冒进之水。他在大会发言时仍然坚持：“现在还看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830项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包括今年预算中用得不当的20亿到30亿在内。前进不是突然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有退有进，但主要还是进。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反冒进的主题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当时没有提出批评，而且还同意1957年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后来毛泽东把这次全会说成是反冒进的“集中表现”。
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之后，反冒进仍在继续。
关于预算，1957年1月，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陈云到机场送行回来，就打电话给薄一波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要我转告你，基建投资不能超过100亿。因陈云的上海口音较重，薄一波听成了110亿，后来就按这个数作了决定。
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坚持，1956年反了冒进，1957年的经济建设全面发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但毛泽东对这一年的发展速度不满意。
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文章问总理：你写得出来吗？
1957年11月2日上午8时，毛泽东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苏联政府派来的一架图—104大型客机，飞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大会。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宋庆龄等。临行前，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前往机场送行。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莫斯科，离第一次出访已近8年了。
由于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社会主义阵营的腰杆硬了起来。赫鲁晓夫在会上说：“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他还在内部约定，从1959年算起，在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在这种气氛下，富于挑战精神，并对赫鲁晓夫心存看法的毛泽东当即表示：“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然而想到中国的落后，毛泽东于心不安。他很清楚，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来讲是个大国，但从经济上讲现在还是个小国，我们这个国家，吹起牛来，了不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炎黄子孙，等等，但就是钢赶不上比利时，粮食亩产很低，识字的人只那么一点点，因此，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一些人，比如美国的杜勒斯等，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毛泽东的心中总有一把火在燃烧，他向往一夜间火树银花，中华民族站立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他的愿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仍在操持国内的事情，他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叫做《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指责1956年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社论中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这些话无疑都是有所指的。
回国后，毛泽东南行。
尽管反冒进从1957年10月上旬起接二连三地遭到指责和批评，但是周恩来等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反冒进已经被毛泽东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他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从1958年开始的。
周恩来是1月2日陪也门王国贵宾飞往杭州，并在那里见到了毛泽东。随后周恩来在杭州会议上，汇报了几天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商议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二五计划修改问题。
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十分欣赏各地掀起的生产高潮，并对两年的经济工作表示不满，发了一通脾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