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内心异常苦闷又极其矛盾的周恩来，鉴于毛泽东有以柯庆施代替他的总理职务的考虑，便向中共中央真诚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
毛泽东希望“高潮”一夜到来
1955年是共和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年份。毛泽东对这一年做过这样的描绘：
“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5月、7月和10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户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1955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来北京参加省委书记会议（即毛泽东所说的7月会议）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接到毛泽东处的电话，赶到中南海游泳池。
当时的游泳池还在室外，正午的阳光直射在水面上，浅水处便晃动着白光，而深处则蓝幽幽地透出一股清凉感。毛泽东沿着扶梯走出水面，走近池边太阳伞下的藤椅，舒服地坐下，拿起藤桌上的香烟，抽了起来。（详见《与省委书记们》，中央文献出版社）“山西人来啦！”陶鲁笳刚拐进游泳池门口，就被毛泽东发现，毛泽东按他习惯的玩笑话，远远地招呼着。
陶鲁笳脸上顿时有了笑容。他已经不止一次听毛泽东这样喊过。其实毛泽东清楚地知道他本是江苏人，而现在只是代表着“山西一方”。
卫士替来人倒上茶，并很快端来了饭菜，几盘时令蔬菜加一小杯绍兴加饭酒，尖尖的小红辣椒是断断少不了的。毛泽东向陶鲁笳示意：
“来点湖南辣子怎么样啊？”
陶鲁笳摆摆了手：“主席，我在会上吃过了，您快吃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毛泽东端起小酒杯，呷了一口酒，夹些菜放进嘴里，向陶鲁笳说道，“我叫你来，想听你谈谈山西合作社的情况。”
山西是全国较早开始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那时已有三年的历史。陶鲁笳将情况简单说了说，毛泽东就他关心的细节问道：“有多少人加入了合作社？”
“入社农户已占总户数的43%。”
“成绩不小啊。”毛泽东肯定地点点头，脸上掠过一丝阴云，“不过，合作社一定不能减产，一定不能死牛。据说苏联农业集体化之后，谷物长期以来达不到沙俄时代的最高水平，这怎么能行呢？集体化的优越性何在呢，社会主义制度好，又从何说起呢？”
陶鲁笳回答：“主席，我们山西的合作社基本上都是增产的，耕牛也没死，而且数量还增加了。”
“这就好，这就好。合作社一定要办好。一定要办得比苏联好。”毛泽东说出了他的忧虑，“对合作社在全国的发展速度问题，现在党内意见还不够一致。
就是几年前合作社刚出现时，党内对此也是有不同看法的。这你是清楚的。”
仅就山西而言，1951年春天，晋东南老解放区就试办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按土地、劳力两项为分红依据，并逐步缩小土地分红比例，加大按劳分配程度。但是，山西的尝试受到了当时华北局的批评，华北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认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私有的）为基础的，是自愿两利的集体劳动组织，故不能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直接地发展到集体农场。因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毛泽东是支持山西省委的。他说服了当时中央和华北局的有关同志，并在这年9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上，让山西省介绍了创办合作社的经验。此后，山西经验在全国迅速推广。1951年全国只有300多个合作社，到1954年底就发展到48万个。农民是最看重实际的，他们从合作中得到增产增收，热情随之高涨。群众一起来，难免发生一些问题。加上一些干部工作粗疏，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有的地方出现了非正常的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备耕的现象。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今天找陶鲁笳来，就是要弄清这些事，以便及时制止。
毛泽东在听取了陶鲁笳的汇报不几天后，便在这次各省书记会议上大声疾呼：“目前农村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
为了推动这一形势的发展，在秘书田家英和逄先知的协助下，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三册长达90多万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泽东对此事非常重视，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看了一百几十篇材料，有的不止看过一遍，写了104条按语，对文字太差的材料，改得密密麻麻，把一些累赘别扭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既醒目又富于政治鼓动性。
这本书以当时最快的速度于1956年1月出版。原先毛泽东准备发一条出版消息，并让田家英拟了消息稿。当田家英将稿子送来的时候，毛泽东咯咯一笑，将稿子放在桌子上，舒畅地喷了一口烟：“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
毛泽东仰卧在沙发上，毫不掩饰自己的快乐心情：“我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毛泽东的愉快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本身来自农民，他深知改造农村的艰巨性。然而，连他自己都始料不及的是，5亿农民这个庞大的个体，经过二三次会议，一篇报告，一本书，一夜间成了一个合作的群体。不能不说，这过于表面的胜利和不很正常的发展速度，使毛泽东的头脑开始不清醒了，并助长了他对个人意志的过于自信。
毛泽东的思路变得闪电一般迅猛。他突然问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
田家英被毛泽东这一突如其来的问话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只感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而毛泽东则完全在以指挥战争的速度在指导农业改革，一个战斗尚未结束，就在考虑下一个战斗了。
1955年11月初，北方的树叶已经开始凋零，而南方依然林木葱茏。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启程了，他要到西子湖畔，继续筹划他有关发展农业的话题。毛泽东喜欢杭州这座风景名城，把它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有人算过，解放以后，毛泽东曾到杭州42次，在西子湖畔生活、工作了800多个日夜，他到这里的第一句话常常是“到家啦”，真有点“宾至如归”。（见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在途中及到达杭州后，毛泽东听取了天津、山东、上海、广东、湖北等省市委领导人的汇报，他们纷纷提出农业合作化完成的时间还可以大大提前，农业产量还可以大增。这种情绪正和毛泽东的思路合拍，并深深激励了他。11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天津分两批召集华东、中南、华北和东北地区的14个省市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再次商讨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前景，并在他们的急躁情绪的感染和鼓动下，主持制订了《农业十七条》。这个文件又一次大大提前了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完成的时间，并确定了脱离中国国情的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规定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
眼看就要跨进新的一年，岁末，毛泽东情绪激动，一夜都在伏案工作。他批阅了《人民日报》准备在1956年元旦发表的《为全面地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新年社论，修改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接着，给周恩来等人写了信：
“请周要尚昆用电话通知辽宁、山西、甘肃、陕西、四川、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于1月4日到达杭州，准备于5日开始开会两天到三天，谈十七条的增加修改问题。除皖、苏、赣、闽可坐火车或汽车来此外，其余凡可用飞机的，要替他们准备飞机。”毛泽东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
当他做完这一切时，东方的太阳已经吐白，桌上的烟灰缸也满了。他唤来了秘书，交代完要办的事，便向卧室走去。
因预算问题，周恩来与毛泽东出现分歧
作为一个领导集体，周恩来也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一样，一开始也是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的。他也曾认为，《农业十七条》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也受到很大推动，变化很大。他和一些部门的领导人商议后，还改变了一些原先比较“保守”的指标，比如钢由1800万吨修改为2400万吨，原来设想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基本完成的工业化，周恩来也觉得可能会提前完成。
然而他的步伐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大踏步地前进，和刘少奇、陈云等人一样，他们和毛泽东的距离拉大了，时常处于一种被动的跟进状态中。他们和毛泽东对工业化速度的估计相差甚远，毛泽东此时甚至已经在描绘赶超美国和苏联的蓝图了，而周恩来等估计这个美好愿望的到来，至少要15年。
正当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等在京的中央领导都讲到工业化需要15年的设想，在杭州的毛泽东有关建设改造的速度问题，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三天以后，接到周恩来通知的有关省委书记，冒着南方少有的严寒，齐集杭州，和毛泽东再次研究农业发展问题。浙江的山区已经有几处落雪了，几夜寒风，西湖的水面已经结起一层薄冰。没有什么取暖设备的会议室里，省委书记们也不讲究什么礼节了，都紧裹着大衣开会，手里紧握着茶杯，想从杯壁上取点暖。毛泽东似乎不觉得冷，也许是他心里火热，也许他是靠那不熄的烟头取暖，总之，他情绪高涨，不时和坐在他身旁的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开着玩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从家乡的文化局调来了新拍的黄梅戏影片《天仙配》，毛泽东和会议代表们欣然观赏。看完影片已是深夜12点，毛泽东仍兴致勃勃，对曾希圣说：“拍得不错，拍得不错。”他又联想到农业，“男耕女织，夫妻勤劳和睦，不错嘛！”毛泽东眼前是一派田园诗般的美景。
1955年12月5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在京的122位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周恩来在座。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
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工业部门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吴冷西：《忆毛主席》）诚然，周恩来也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刚刚兴起的生产建设高潮，特别是1955年第四季度的形势是欢欣鼓舞的。从刘少奇的传达中，周恩来已经感到毛泽东对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不满意，认为偏低了；对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也不满意。在这次座谈会上，当刘少奇传达完毛泽东关于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的指示精神之后，他立即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批评意见，认为是自己认识落后于实际。他还念了一副对联，借以表达他对毛泽东批评的体会。这副对联的上联是：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是：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他颇有些感慨地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根据毛泽东讲话的意思，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
毛泽东对“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很感兴趣，以后写出了“总路线”。其实，这几个字的提出有个过程。1955年12月5日以前，周恩来和薄一波谈话时，总结出“多”、“快”、“好”三字，毛泽东觉得好，以后就提出经济建设“要快，要好，要多”的说法，李富春后来补充了一个“省”字，这就出现了“快、多、好、省”的提法。《人民日报》社论将其做了文字上的调整，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这四个字成了“大跃进”时期人人皆知的口头禅。（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主旨，也同刘少奇传达的12月份的讲话内容相仿，突出一个“快”字，也表现了一个“多”字。严寒中的人们心口却极热，头脑更热。虽然只有几天，农业的“十七条”已经扩充为“四十条”，拟出了从1956年到1967年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农业四十条》所规定的各项农业指标都很高。其中，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要求粮食、棉花的产量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就是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也还没有达到，可见其目标是何等超出实际。
如果仅仅是一个农业指标，也许事情不会像后来那样严重。中国的事情向来有滚雪球的毛病，容易一哄而起，连锁反应。于是，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的指标被一次次刷新，中央原先确定的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一下子被突破，连正在编写的各项指示也因不断加码而难以制定。
周恩来着急了，面对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他感叹道：“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他审视着各方面报来的计划，两道浓密的剑眉愁云紧锁。作为一国总理，他清楚地知道，尽管“一五”计划的头几年经济形势较好，但新中国毕竟底子薄，国力弱，一开始猛冲一阵可以，但按这样的规模和速度持续下去，难免要翻车。实际情况也是如此，随着1956年初基本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经济工作中的紧张形势开始出现。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中财委主任的陈云，也是心急如火。他时常来向周恩来汇报，每谈到当前的经济过热，两人都颇有同感，他跟总理说：“这个事情我看要提醒大家，经济建设要稳步进行，要注意综合平衡。”
周恩来点头：“你的意见很对，你要对有关部门讲，我也要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