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在院子里边走边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毛泽东说：“你说的三条保证，后面两条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你的问题让历史作结论吧。”又说：“庐山会议是历史的插曲，已经过去了。要振作精神向前看。”
8时40分左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先后来了。大家略事闲谈，转入正题。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建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德怀还是不愿接受：“我去搞工业是外行，时间紧迫，恐有所负，我想去边疆搞农业。”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一起劝他，说搞工业大家都不懂，都在摸索。
毛泽东环视在座的人，斩钉截铁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
毛泽东这几句话深深感染了彭德怀。（见《彭德怀传》及《一个真正的人》）毛泽东继续说：“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他谈起了往事：“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
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反对张国焘分裂的斗争中，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转头对坐在身旁的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谈话进行了5个半小时。毛泽东一夜工作之后，还没有休息，也没有吃早饭，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显得有些疲倦了。彭德怀依依不舍，起身向毛泽东和在座的同志告别。
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仍然激动不已，立即提笔把和毛泽东的谈话追记下来。
“毛主席还是了解我的。”彭德怀又有了以往那种豪气和自得。但在与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的一句话又给他投下一片新的阴影。临别时，毛泽东忽然问：“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
彭德怀当时没有在意，回来一想很是不解。的确，毛泽东后来一直认为彭德怀“里通外国”，和高岗一样，“想夺权”，这使得毛泽东最终没有与彭德怀和解。
会上没有看到周恩来，总有些心不甘。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他给周恩来处打过几次电话，都说周恩来不在家。他放下电话，颇为伤感：“个个都忙，总理更忙。可我彭德怀却闲呆了六年，惭愧呀！”
这天，他正在吃午饭，周恩来亲自打来了电话，请他马上去中南海西花厅。
彭德怀立即叫车，可司机不在家。他急得团团转，只好给周恩来回电话：“总理，我的车驮不动了，改日再拜访你吧！”
周恩来在电话里说：“你的车驮不动，就用我的车去驮你，这叫舍车保帅么！”
在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地款待彭德怀，询问了他6年来的生活情况。彭德怀把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叙述了一番。周恩来听后很高兴，感慨道：“是啊，庐山的事过去6年了，教训会使我们清醒过来。我们要认真地总结总结。
主席说得对，不能分手到底，要团结，‘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我们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大事业等待我们去完成。”
彭德怀说：“这6年来，我日日夜夜都盼着能早点出来工作，我实在是闲不住啊！”
周恩来向他介绍了三线的建设情况，要他注意几点，鼓励彭德怀振作精神，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彭德怀走了，满腔热情地投入了三线建设的战场。他本想把自己的余生都献给这里的土地和事业。谁知还没等他施展才能，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风暴再次将他推上浪尖。1966年12月24日，他被北京来的红卫兵劫持走了。
情况突变，西南建委的杨焙想了一下：“我看，打电话请示一下总理办公室吧！”
他要通了长途台。
清晨6时，西南建委与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接通了。秘书周家鼎听取了杨焙的汇报后，马上将此事报告给周恩来。（见《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周家鼎：《总理风格如是说》）周恩来问：“彭德怀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
“已被红卫兵绑架，去向不明。”
周恩来一惊：“哪里的红卫兵？”
“北航‘红旗’。”
“他们串得好快呀！”周恩来凝眉沉思，眉峰一抖，马上吩咐：“立即告诉西南建委和成都军区，马上寻找彭德怀同志，找到后将他保护起来，尔后迅速报告中央！”
周家鼎认真记录着周总理的指示：
“请以中央和我的名义给西南建委、北航‘红旗’的同学们、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去电：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以上三条，同时通知北航‘红旗’的同学。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安全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
周家鼎特意叫北航“红旗”的人接电话，要他们必须很好地协助西南建委落实总理指示。尔后，他又急忙回到办公室问周恩来：“总理，成都军区给哪位负责同志通话？”
周恩来说：“给黄新廷司令员打电话。”
“他已经失去自由了。”
“那……就找甘渭汉政委吧！”
“他也失去自由了。”
“噢？那……是韦杰同志在负责吧？”
“是韦杰副司令员在暂时负责。”
“那就赶快通知韦杰同志。”
周家鼎又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到总理办公室接受任务。傅崇碧因正在主持会议，就让政治部主任周述清前去代受任务。
周述清一到，周恩来立即布置：“你们卫戍区马上组织力量，近日准备将彭德怀同志接过来，负责他的生活和学习，要专人负责。到火车站去接人，绝对不能让红卫兵将人抢走，加害于他。有问题要及时报告。”
周述清走后，周恩来叮嘱周家鼎：“要时刻注意西南的消息。”
1966年12月27日晚8时许，彭德怀所乘的列车抵达北京。北京卫戍区派警卫处参谋王金岭专门负责彭德怀的生活和学习，他和周述清一起来到车站，这时已得到风声的红卫兵也站满了车站，准备截留彭德怀。王金岭和周述清与其争执一个小时，仍无法将彭德怀带走，只好同意红卫兵头头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
此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政治局正在人民大会堂开“碰头会”。戚本禹接到红卫兵的电话，眉飞色舞地向会议通报：“彭德怀已由红卫兵押送北京站，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马上站起来：“此事我已布置卫戍区了，让他们去接，将他的生活和学习管起来。”
“卫戍区没有来电话，是地院‘东方红’的同志打来的。”戚本禹捂住话筒，进一步探寻着意见。
周恩来问：“卫戍区没去人接吗？”
戚本禹转过身去，又对着话筒喊。
周恩来预感到事情不妙，抽身离开会场，嘱咐周家鼎快打电话询问傅崇碧。
周恩来跟傅崇碧通完话，才知就是戚本禹从中作梗，打着中央名义，要卫戍区把彭德怀交给红卫兵。周恩来指示傅崇碧立即派人去把人要回来。
周恩来把戚本禹叫到办公室，大声斥责他：“戚本禹同志，你知道你这样做会造成怎样的恶果吗？如果你以为你的权力还不够，那就把总理的位置夺走吧！
把中央的大权统统夺走吧！”
28日清晨，傅崇碧接到“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彭德怀由北京卫戍区和红卫兵共同管理。望卫戍区即派人与红卫兵协商管理办法。当时11时，彭德怀上了卫戍区的大轿车。
29日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询问了彭德怀的“监护”情况，而后再次指示：彭德怀同志的住处要保密，要绝对安全。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
彭德怀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书毛泽东。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彭德怀写信的用意自然是想让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处境，也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到了2月，“文革”风暴更是席卷一切，一大批老干部纷纷倒地，卫戍区的“监护”任务也重了起来。周恩来指示傅崇碧，所有卫戍区的监护点要严格执行五条规定：一、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二、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三、可以看病、理发、洗澡；四、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的风；五、哨兵放在门外。
因为有了这些交代，虽然外面形势很乱，被“监护”起来的彭德怀还没有受到后来的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
但是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彭德怀，现在只能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读书学习，扪心自问，写交代材料；这让他简直无法忍受。有一天，王金岭特地将侄女彭梅魁送的水果、滋补品和一台收音机悄悄交给他，他却坚决不要。他向王金岭哀求道：“王参谋，你给我向毛主席打报告，向周总理打报告，权当历史上不曾有我彭德怀，权当不认识我，让我回老家当农民吧！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算了！这里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王金岭劝道：“老人家，这可叫我为难了。一个人的历史并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其他任何人想承认就承认，想否定就能否定的。再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
的非常时期，上下都乱。说不定等局面稳定了，毛主席会想到你，会让你出来工作的。”
彭德怀仿佛得到了一丝安慰：“那好，我等着。主席只要让我工作，我一定要求再去西南三线。我做梦还又去了三线哩！”
1967年4月18日的《人民日报》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这天报纸登载了一则消息，讲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于是，他提起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总理：
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起去年4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95%，年可产四五十万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穿
1967年4月20日晚
彭德怀以他青年时起的名字署名，肯定是有所用意的。然而周恩来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在年初专门研究生产的经济计划会议上，本来应该出席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可现在都成了一张张空椅子；无限惆怅中，他急切地盼望着主管工业的余秋里快些到来。他喃喃着：“现在管生产的只剩下这一条胳膊了……”而最终等来的是秘书的低语：“余秋里同志被揪斗去了。”如此一来，面对彭德怀满怀热望的信，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他没有忘记彭德怀。
1971年国庆节前夕，卫戍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知各个“监护”点，在现有条件下尽量过好节日，改善日常生活条件，绝对保证人身安全，一切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应一律废除。
对于被“监护”的彭德怀来说，度日如年，眼看又一个春节到来，他更加焦躁不安。奇怪的是，这一天竟有人给他送来了礼品：糕点和罐头。彭德怀接过礼物时，问起哨兵：“小鬼，这罐头是你买的？”
哨兵回答：“不，是国务院管理局送来的，每人一份。”
“国务院？”
“对，是周总理让送的。”
“总理？总理还没有忘记我们……”
他双手捧着礼品，止不住老泪纵横，久久地站在那里，嘴里不停地念叨：
“总理啊，我有一肚子的话要对你说，要对主席说呀！为什么还不让我出去呀！”
这几年，彭德怀实际上已成了被软禁的政治犯。在长达10余年的专案审查中，由于找不到“里通外国”的证据，而且，审查委员会主任贺龙自己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并先于彭德怀被迫害致死，彭德怀的专案审查交给黄永胜。1970年，“彭组”三次上报了《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罪行的审查报告》，将“里通外国”、“篡党篡国”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等罪名强加在彭德怀头上，并对这位开国元勋提出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处理意见。所幸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后都未作任何表示。这样，彭德怀的“案”始终未定。
恶劣的监管条件和残酷的批斗审讯，摧垮了这位硬朗朗的铁汉。到了1972年后，他经常便血。直到第二年4月，他才被送进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真可以说，他是死于心肠太直了。
周恩来闻讯后，打电话批评了卫戍区监护办公室和专案组：“彭德怀同志病到这个程度，你们怎么才知道？怎么才报告？太不像话了。”他指示：请三○一医院的同志马上研究手术方案，尽全力治疗。
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动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专案组只好打报告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
可是躺在病床上的彭德怀却坚决反对手术。他对着专案组的人吼道：“你们不把我的问题搞清楚，我决不做手术！”
专案组的人劝道：“你的案是毛主席定的，他老人家不点头，谁敢……”
“那好，你们让我去见毛主席！”
“你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告诉你，给你做手术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你还信不过吗？”
“那好，请允许我给总理打个电话，我有话要跟总理说。”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不对！我这是正确反映客观事实，我在庐山讲的是真话，我没有错！我到死也不认这个账！不给我把问题搞清楚我死不瞑目！”他还想用自己最后一口气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他坚持要在做手术前见一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以讲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后经侄女彭梅魁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同意先做手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不断地申辩：“我没有里通外国！我自己犯有许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在风雨飘摇的中国之冬，可能毛泽东、周恩来都已无暇或无心顾及彭德怀了，整个中国都已乱了方寸，他们面前的乱麻已经多得难以理清：毛泽东感觉到“天下大乱了”，自己“已经收到马克思发来的请帖”；而周恩来的处境更加困难，已经时时准备“入地狱”了。尽管我们无意苛求两位伟人，庐山的那场风暴也不是他俩的“合谋”，但庐山会议确是一段无限的悲剧“风光”。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去世。当今天我们能公正地评价这段历史时，“始作俑者”们都已纷纷作古，而这段繁杂的“历史的插曲”，给后人留下了苦涩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