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这篇近三个小时充满愤激之情的讲话中，对彭德怀等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也联系到反冒进，说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与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毛泽东欣慰的是，“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周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其实信的原稿是写的“有得有失”，秘书在抄写时给写倒了。
彭德怀对此从没怪过秘书，只是自己承担责任。毛泽东情绪颇为激动，说道：“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住了呢？20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周恩来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啊？有些权利。”
毛泽东在作自我批评时是比较冷静、客观的：“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总理、陈云，现在应该说在我，实在是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毛泽东还联系到周恩来，说：“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根本不着急，总理着急，他不急。人不着急，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从中看出，毛泽东对南宁会议后的周恩来的工作是肯定的，这次庐山会议也觉得周恩来是站在自己一边的。
对于彭德怀等人来说，毛泽东的讲话真是如雷贯顶，不知所措。散会时，彭德怀匆匆离开了会场，但刚刚走出不远，就被周恩来派人叫去开会。他回过头，看到毛泽东正与其他人一起向这边走来，彭德怀迎上前去，对毛泽东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
毛泽东回答：“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一向不善言辞的彭德怀无言以对，默默地走开了。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成了庐山会议的转折点。此后，会议的主题和方向，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批彭的调子一步步升级。
但在周恩来住处召集的彭德怀等几位副总理开会时，周恩来还在谈形势的困难，还在安慰彭德怀。
周恩来说：“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是一个革命。2700至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参见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彭德怀仍沉浸在毛泽东的讲话中，他的情绪有些抵触，他解释了自己写信的动机和考虑，表达了对受到错误批评的不满。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问题”远没有他当时反冒进那样严重。
中午，彭德怀回到自己住处，和黄克诚一起用餐。两个人相对无言，谁也没说一句话。黄克诚只吃了几口饭，把碗一推，站起来走了。彭德怀更吃不下，在餐桌前坐了片刻，也放下碗筷离席而去。回到自己办公室，彭德怀坐在写字台前，点燃一支香烟，吸两口，熄灭。接着，又点上一支，又熄灭，丢进烟灰缸。
他把桌上堆积的文件，拿过一份，信手翻两页，看不下去，又把它丢在桌上。整整一个下午，纷乱、烦躁、委屈和愤愤不平的情绪折磨着彭德怀。（《黄克诚自述》）23日以后，彭德怀就再没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他的心情自然非常沉重。23日晚上散步时，他遇到聂荣臻，聂荣臻问他对毛泽东讲话的感想，他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这是他对过去许多历史误会一贯持有的态度。聂荣臻劝他认真考虑，要作检讨，对党有利。彭德怀心里很矛盾：毛泽东讲得那么严重，不作检讨是不行的，否则转不过来。但要全部否定自己，也觉得不合实际。他请了两天假，反省过去的种种问题，尽管内心矛盾重重，26日，他还是违心地作了检讨。
彭德怀的老战友朱德元帅在23日下午参加第一组的讨论，他第一个发言，但并没谈彭德怀的错误，直到25日他在第四组作较长的发言，才提到对彭德怀信的看法：“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过去批评我空洞的乐观主义，现在可以说是落实的乐观主义。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合乎事实。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严重。”
他最后说：“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在26日彭德怀检讨后，朱德好像自己卸下一副重担，宽慰地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听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作包袱背起来了。”很明显，朱德也把此事看得轻淡了。
事实上，形势并不像周恩来、朱德估计的那样乐观。
形势所迫，许多人提高了调门
7月26日，对彭德怀的批判再次升温。
这一天，毛泽东向会议批示印发了《李云仲同志的意见书》，并写了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的长达2000多字的批语。
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给毛泽东写信时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直接参与了1959年经济计划工作，深感问题严重，他多次向上级领导反映，却受到严厉申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于1959年6月9日，将一封一万多字的信，直接寄给了毛泽东主席。李云仲信的第一部分是谈问题。他开门见山地摆出自己的观点。毛泽东的批示说，李云仲“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当年能像李云仲这样较高级的干部，敢于直言上书，指出“大跃进”是犯了错误，在党内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信中用大量事实论证了“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这是对国家元气的最大消耗。……上百亿投资，上万吨钢材，几百万吨水泥、木材被白白抛在几千个工地上，长期不能发挥效果。看到这些损失确实很痛心。”李云仲信的第二部分是建议。他建议“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了一切。”
但毛泽东对信中所提到的计划工作中的种种问题还是给予了肯定，尤其对于他敢于秉笔直言大加赞赏。毛泽东笔锋一转，又对准了彭德怀：“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到的另一些同志，躲躲闪闪的态度不大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存的困难……”
毛泽东之所以能容忍李云仲，关键是李云仲还是“小人物”。在庐山也遭到批判的李锐后来说：毛泽东本人常说，人是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的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还反对过鸦雀无声，说过“我就喜欢唱对台戏嘛”。在战争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确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可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他本人逐渐离开了这个传统。当然，南宁会议时，我陈述有关三峡问题不同意见，是一个同实际打交道的小人物（而不是一位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或常委），也许因此毫无反感，易于听取。1959年庐山会议前，国家计委干部李云仲怀疑“大跃进”的上书，可说也是一例。毛泽东很看重这封信的意见，认为计委领导从未反映过。我们几个人在会议前期几次被召见，毛也是认真听取我们的意见的。只是后来彭德怀、张闻天这些大人物开了口，事情才变得复杂而不可收拾了。
（然而，由于全国上下的极左思潮，受到毛泽东赞扬的李云仲并没有逃脱厄运。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长期在黑龙江的一个煤矿当矿工，历经艰辛，直到平反。）7月26日，各小组的会议还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这条指示与对李云仲信的批语，使得庐山会议又起波澜，彭德怀被抛上了浪尖：既然对人，就新账旧账一起算吧。于是，彭德怀一贯动摇啦，这次反对总路线，过去执行的就是王明路线；从洛川会议到百团大战，在战略方针上与主席对立啦；闹独立王国，讲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不听党的话啦……后来竟说彭德怀的入党动机都不纯，是带着入股思想入党的。
在发言中曾说过彭德怀一些好话的人大为紧张。有人正式声明，收回说彭德怀是好同志的说法，表示要重新评价彭德怀。
过去主持过反冒进，在7月23日还认为彭德怀的问题“没什么了不起的”
周恩来，也感到一些压力。他不得不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
就在周恩来说过“不能单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局部和全局，还有当前与长远，得失要算总账，去年绝非得不偿失、得失各半，而是得多失少”之后，他还是算起了“经济账”：“落实以后继续前进，绝不是机会主义。这就是政治态度。泄气思想是动摇总路线。我们只是去掉一部分虚气。”
“另一种偏向是，尽说些空话，看到问题不去解决，熟视无睹，放心得下，这同样是右倾。表面积极，总责备下面，光说空话，这实际上帮助了怀疑派。否认失调，否认紧张，这也是一类工作态度。”
“今年850万吨钢材，最后算账只700万吨。不要沉溺在小洋群中，两条腿要走稳当，如意算盘不能打得太多，不要怕拍王鹤寿的桌子，各部是否有这类事？几十万条错误，不能动摇总路线。问题只是偏差与不力，有的人碰到一个问题出现，就又怀疑一番；只看到个别现象，又忘记了全局和真理。我焦心如焚，置身其中。”
“我不安了半年，并非对总路线动摇。但决不可盲目乐观。钢材订货，找不到厂长，心里着实难过的。总之，积极负责，不说空话，面对铁的事实，从武昌会议至今已八个月了，大家在小组会上要作适当自我批评，不要怪地方。”（毛泽东、周恩来等发言内容均摘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及谢春涛：《庐山风云》，中国青年出版社）他还指出，基建用钢材要减32%，共250万吨。生产用钢材减52万吨，减9.2%。实干，苦干，巧干，落实各项指标和措施，大家想办法，同心同德，不埋怨，不畏难。
作为当家人，周恩来不能空谈总路线，空谈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他自上了庐山，就没有停止对这两年经济计划的落实，为此他忧心如焚。可是正值批斗升级、对事又要对人之际，他要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保卫“总路线”，言词之间，显露出他内心的矛盾。
庐山会议研究专家谢春涛评论说：从周恩来的讲话可以看出，他实在是用心良苦。一方面，作为前次“右倾错误”的主要责任者，不得不在新的政治斗争中表明自己的“正确”态度，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另一方面，作为全国经济工作的实际领导者，又必须正视国民经济困难的现实，从钢铁工业完不成计划的情况出发，调低和落实相关的其他各项生产指标。而且，还得对这一工作进行足够的解释和说明，以免被人说成是“动摇”和“泄气”。
常委会上，彭德怀难以申辩
7月31日和8月1日，在毛泽东住处连续开了两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等4人列席旁听。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基本上是他讲，彭德怀答，其他参加者很少发言。两天的会议中午都没有休息，工作人员送来一些包子充饥，会议照常进行。毛泽东从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情况，批评彭德怀的表现。
据《彭德怀传》记载：
彭德怀插话说：“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向黄克诚说过。”
毛泽东讲了“五次右倾路线，三次‘左’倾路线”后，批评道：“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彭德怀说了一句：“我都61岁了，耳已顺了，不要紧的。”
毛泽东面对彭德怀，问了几句很重的话：“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没有正面反驳毛泽东，而是从具体问题作解释，他说：“政治与感情，你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上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彭德怀接着讲了一些往事。一方面是想表明他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先生，对他是很尊重的；另一方面是想说明他不同意毛泽东说的他两人的关系是“三七开”。
最后，彭德怀勉强表示：“我认为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8月1日是建军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继续进行。
会议仍由毛泽东主持。在毛泽东讲话的间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都有一些插话。大都是向彭德怀提一两个具体问题或是对前面的发言作点补充和说明。
一直沉默的林彪则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林彪7月29日才上的山，但他很快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几句话便“击中要害”。他的话使问题升了格，也给彭德怀定了性。
他批评彭德怀，其中有几句话讲的时候声色俱厉：“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毛泽东再次讲话，谈到党的历史，批评彭德怀曾在1935年长征中鼓动林彪要求毛泽东交出军事指挥权。这时林彪插话说，长征他给中央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作战，这事他并未和彭德怀商量，是他自己决定写这封信的。
就为林彪写的这封信，当年，在中共中央于四川会理城外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过彭德怀。彭德怀发言申明他在会前并不知道林彪写这封信。过后，毛泽东曾屡次提及，彭德怀总持“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不想毛泽东在庐山这一历史时刻，旧话重提，使彭德怀既惊讶又备感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