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会议的安排，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晚上看戏或跳舞，星期天休息。开会之余，有人游览风景名胜，有人做诗填词。特别是毛泽东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由周小舟、胡乔木二人传出后，山上更是诗风大盛。
毛泽东的心绪也是平静而轻松的。他甚至怀揣着一个多年的愿望：那就是能否秘密会见一下阔别已久的贺子珍。
贺子珍是1947年从苏联返回中国的。据说毛泽东当时准备让她仍回到自己身边，说这是历史造成的，还是要按中国的老传统解决。可是后来组织上又决定不让她进北京。在行动上，她无疑要服从组织，而思想上她仍对主席一往情深，思念不已。在1954年9月全国第一届人大期间，她打开收音机，照例收听每日新闻，突然，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她凝神细听，这不是毛泽东在说话吗？是他，是他……砰的一声，她昏倒在沙发上。经过抢救，她虽然苏醒了，而精神上的健康，再也无法恢复。患了精神分裂症的贺子珍在上海时，时好时坏，她提出到江西南昌住些日子，仍不见好，复发的症状越来越重。发病时，她疑虑、恐惧，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总认为有人要谋害她。厉害时，不吃不喝，木然而坐，两眼发呆。她的体质完全垮了下来，与年轻时挺拔秀丽的模样相比，简直是换了一个人；她若不发病时，仍然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脑也清醒，但不能谈得太久……
毛泽东对此多少有些耳闻。他又是个怀旧念情的人，心里总不免想起她。
1954年，贺子珍听到他在广播里的声音发病的事他也听说了，轻易不落泪的毛泽东流泪了。贺子珍到江西后，毛泽东让他俩的女儿娇娇（李敏），多次到南昌来看她，而且总要带些贺子珍喜欢吃的东西和难买的药品。毛泽东还多次给贺子珍写过信，有时是让李敏带信，信的开头总是称呼贺子珍为桂妹，因贺子珍生在桂花飘香的季节，小名就叫桂花。据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分析，毛泽东词作中《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杨、柳都有所指世人皆知，而“吴刚捧出桂花酒”中的“桂花”应是贺子珍。（以下参见水静：《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江苏文艺出版社）7月7日中午，杨尚奎回到家里郑重地对水静说：“你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回南昌。”
“什么事，这样急？”
“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和朱旦华一道去。毛主席要见她。”朱旦华是毛泽民的原夫人。
水静几乎叫了起来：“啊，这可太好了！”她一直希望有这样一天。她也曾就此事问过杨尚奎：“主席为什么不跟贺子珍见一面呢？这对他来说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杨尚奎摇头，很严肃地说：“你不要把见见面这种事看得太简单了。
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是人民的表率；他也要受中央的约束，而他的纪律性是很强的；再说，一旦江青知道了，即使只是见见面，也会大吵大闹，那影响多坏呀！”水静以后就不存指望了，当事情真的要发生时，她都不敢相信了。
“你听我说，”杨尚奎做了一个制止水静大声说话的手势，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主席强调要绝对保密。汽车上山之后，不要到这边别墅区来，要直接开到我们安排好的住处去。”他又叮嘱，在见到主席之前，不要让贺大姐知道是主席要见她，以免她过于激动而触发旧疾，他说这也是主席亲自交代的。
第二天，水静将贺子珍接到车上，便向庐山飞驰。到了庐山涵洞左侧的28号房，贺子珍住下，水静就和毛泽东联系。
“客人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在电话里问，声调有些激动。
“一切都好。”水静报告。
“那好，你等着我的安排。”
次日中午，趁贺子珍午睡，水静到了毛泽东住的“180号”，即“美庐”。她进去时，毛泽东正在抽烟，等着水静。水静将如何将贺子珍接上山的情况简略汇报了一下，告诉主席，大姐情况很好，记忆力也还可以，能回忆许多往事。
“很好。”毛泽东点点头说，“今天晚上9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
“好的。”
毛泽东继续说道：“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
水静想起朱旦华，问：“要不要找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
“不用了，你一个就可以。”毛泽东已有所考虑，他想尽量缩小知情面。
水静起身告辞：“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毛泽东紧锁眉头，使劲吸着烟，心事重重。他没有直接回答水静的问话，而是自言自语似的说：“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晚上9点，一辆吉姆轿车径直开进“180号”院，缓缓停在台阶下面。已经在那里等候的毛泽东卫士封耀松，打开车门，小心翼翼地扶出贺子珍，水静在另一面扶着，一起进屋，直上二楼。楼上共有三间房，毛泽东住了两间，外面是会客室和办公室，里间是毛泽东的卧室。紧靠楼口右侧有一间小房，是卫士的值班室。封耀松送贺子珍进里间时，水静就在值班室休息。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召唤卫士的铃声响了。一会儿，封卫士把贺子珍扶进值班室，让她坐下，然后对水静说：“主席请你去一下。”
水静走进主席房间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毛泽东重重地叹了口气，像是对水静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水静盯着毛泽东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朝水静点了一下，说：
“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一步。”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安眠药，很厉害的，吃多了会出事。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
“好，我会办妥的。”
水静陪贺子珍回到住所，一直想着毛泽东要她办的事。当贺子珍又一次提到主席的生活时，水静不经意地问了一声：“大姐，你觉得毛主席的变化大吗？”
“别的都和以前一样，就是老多了。”贺子珍说道，“我看他很疲倦，烟抽得很厉害，安眠药也吃得很多。”
听她提到安眠药，水静灵机一动，立即抓住这个话题：“是呀，主席太忙了，休息不好，听说要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哩。尚奎也是样，工作一紧张，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水静乘势说道：“对了，听说大姐在主席那里拿了几瓶安眠药是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主席吃的是哪一种，我好给尚奎搞一点。”
贺子珍不及多想就把药瓶递给水静：“你看嘛，就是这种。”
“这种呀，我还没见过哩。”水静接过药瓶。“这药给我好不好？我给尚奎吃吃看，不知效果好不好。”
“好嘛，你拿去就是了。”贺子珍爽快地说。
水静暗暗嘘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她给封卫士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安眠药已经拿到了，请主席放心。这天下午，贺子珍返回了南昌。此次相见，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延安别后的第一回，也是此生的永诀。本来毛泽东是抱着热望的，可结果令他失望。这种心情上的落差，不知是否也影响了他对庐山会议的期望值？
毛泽东想解决“头脑发昏”的问题
周恩来是6月28日离开北京，次日在武汉与从韶山归来的毛泽东汇合。7月1日，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抵达庐山。邓小平因腿部骨折不能到会，陈云也请病假未到。这样，周恩来实际上负责操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具体工作。在前面几天的讨论中，周恩来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两大新的革命，在取得伟大成绩时必然会带来某些问题。他说：这些问题主要有三条，第一是速度问题，工农业生产在某些地区和部门可能增长较快，但设想每年翻一番不可能；第二是平衡问题，旧的平衡突破了，新的平衡没有建立起来，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之间失去了综合平衡；第三是质量问题，在“大跃进”的数量增长中，部分产量的质量下降了。周恩来认为，这些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以后逐步地暴露出来，党在逐步地认识和解决，这次庐山会议就是要对这些问题全面地认识。周恩来主张把问题都端出来，采取积极的态度。大家不要互相埋怨、互相责备，而要互相督促、互相勉励、互相帮助，只有这样，才能找出解决办法，把事情办好。
显然，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和与会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相似，也是符合毛泽东所说的那三句话的。在上庐山的半个月之前，毛泽东曾在关于工农业指标及综合平衡的讲话中提到：“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人的头脑有时候有一点发昏也是难免的，有什么要紧？第二天就清醒了。”这时周恩来插话：“现在人家说中国的数目字不可信了。”毛泽东接着讲：“我们要让中国的数目字可信，现在不信，以后还是要信的。”毛泽东说到自己有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周恩来也赞同：“主要是小高炉和小转炉。”毛泽东觉得虽然如此，并不可怕：“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这一套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我们过去历来搞的是革命，没有搞过建设。这不是指三委、各部，他们是专家，而是说我们多数人没有搞过建设。各省委书记没有搞，我也没有搞，因这顾不过来。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才搞这些事。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打败仗，从这里学到了好经验，因为吃了亏嘛。现在的问题不是怪这个怪那个。
……我们历来是这样。出了乱子，共产党一抓就好了。”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上庐山的初衷。（《毛泽东在江西》，中共党史出版社）刚上庐山，毛泽东在讲到形势时仍然是这样：“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
在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开展工作，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从7月10日到12日，他接连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针对1959年上半年出现的财政赤字，他提出了七条解决措施。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来了。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进”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指出了中肯的意见。庐山的和谐气氛开始逆转。其实在写信之前，彭德怀在庐山的大会小会上已作过多次发言或插话，其锋芒毕露，言辞尖锐，虽经出于好意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简报时作了处理，特别是删掉了在小组会发言中最尖锐、直接涉及毛泽东的词句，但山上的好事者和护短的人不少，估计毛泽东不会不知道。比如这样的话：“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
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问题，弯子转得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
从毛泽东的工作人员那里，周恩来也听到有关毛泽东的一些动向。毛泽东办公室里的灯，经常亮到子夜，可是里面并不见人。毛泽东过去开会总要轮流找各路“神仙”谈话。自从彭德怀开炮后，他约人谈话的次数少了。时常面色阴沉地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看书，或者坐在阳台上对着残阳抽烟。夕阳西下时，他独自在竹林里徘徊，或者绕着喷水池，反剪着双手来回踱步。有时，周恩来到“美庐”请示工作，常见毛泽东坐在藤椅上发愣。他可能感觉到毛泽东正在下什么决心，因为他那种沉闷的态势，周恩来还是在打三大战役前决策时见过。
事也凑巧，本来彭德怀想将他的种种看法，当面找毛泽东谈谈，可毛泽东的卫士告诉彭德怀：主席昨晚一夜没有睡，刚刚躺下。彭德怀只好怅然而归。在战争年代，彭德怀为了紧要事情，曾经排开警卫人员的阻拦，掀过毛泽东的被窝。
那时毛泽东并不怪罪，总是急急披衣起坐，谈完要谈的事情，有时候还笑着说：
“只有你彭德怀才会有人家睡觉的时候进来提意见！”可现在不是当年了。从彭德怀住的176号到毛泽东住的180号，走林阴甬道不过200米，但是一次面谈的机会却失掉了。
很显然，彭德怀的发言和后来的上书，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已经很盛的情况下，是很不合时宜的，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快，甚至联系到彭德怀的历史；怀疑到彭德怀的用心。16日，毛泽东把彭的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这一天，他还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三位政治局常委开会。
“昨天收到彭德怀写给我一封长信，我加了个标题，印发各同志参考。印发下去后，大家评论一下这封信的性质。”毛泽东望望周恩来，“如果林彪同志身体还可以，也请他来，恩来同志，由你通知他吧。”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委会决定：将会议延长一周左右，让与会者把意见都讲出来。另外，通知林彪、彭真、薄一波、黄克诚、安子文等人上山。
庐山已经有点火药味了。
但晚上的舞会还照常举行。当时这里还没有舞厅，只能在一座小教堂里进行。毛泽东一般都是请东道主水静先跳，一两个曲子后再换别人。他的舞姿如同散步一样，没有太多的规矩。周恩来一般总是轮番请李先念夫人林佳楣、曾希圣夫人余叔、水静等跳。他的舞姿潇洒，飘然如风，最为精彩的是跳快三步，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种舞姿。这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去参加舞会，舞曲一停，坐在一旁的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已经隐约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着不安的心情，问周恩来：“总理，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当然看过彭德怀的信，随口说道：“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7月17日，按照新的分组开会，开始讨论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会上，传达了刘少奇、周恩来16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的精神。刘少奇的意见是，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干劲要鼓足。周恩来则算了一笔账，说虽然补贴了40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和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账要算。但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算现在的盈亏账，也要算将来的盈亏账。只能两条腿走路，不能一条腿走路。
7月23日一大早，临时通知开全体大会。上午，毛泽东亲自到会，坐在主席台中央的位置。当一截烟快要熄灭时，毛泽东发言了。他的讲话，有时看起来很随意，却往往蕴含着无穷的意味。这次他又以随便的口气开始，但一开口就使人觉得不一般：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