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本身无所谓好坏、优劣、美丑，孤立地看一个词语往往看不出优劣、得失，语言运用得好不好，是相对语境而言的，只有结合具体语言环境，才能客观地评判其高低优劣，才能体现出语言的内涵和语言的美。语言离开了语言环境，就像鱼儿离开了水，就会失去生命。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空间大背景”以及正式与非正式场合的语境制约作用。巧舌如簧、能言善辩的人，常常是在特定的场合条件下，言语机敏中尽现幽默与风趣的。
台湾著名节目主持人吴宗宪，有一次对其主持人搭档说：“跟我配合主持节目，你会得‘两亿’”，那位女主持很认真地说：“什么两亿呀？”吴宗宪回答说：“就是记忆和失忆。”那位女主持听后只说：“原来是这两忆呀！”其实她完全可以这样回答吴宗宪：“跟我配合主持节目你只会得到‘两块’，就是畅快和欢快。”
其实，在许多艺术形式中，语言环境的制约作用都会有效地参与到语言表达中。相声艺术就经常使用环境因素来“抖包袱”。相声大师马三立那个著名的单口相声《逗你玩》，就是利用特定场景的提示作用而形成笑料的。母亲说：“小虎，妈妈刚洗了被单晾在外面，你帮妈妈看着点儿，留神小偷，有事就大声叫。”小虎说：“嗯。”一会儿来了一位中年男人（小偷），对孩子说：“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小虎说：“我叫小虎。”男人说：“知道我叫什么？我叫逗你玩。”然后，这个男人开始拿小虎妈晒在门外的被单，这时小宝大声地叫：“妈，他拿被单了。”他妈说：“谁啊？”小虎说：“逗你玩。”他妈说：“你这小鬼。”男人又开始偷晒在外面的其他衣物，小虎又叫了：“妈，拿被单了。”他妈说：“谁啊？”小虎说：“逗你玩。”他妈说：“好好看着，别闹啊！”等到那个男人走了，小虎他妈出来见衣服被偷了，埋怨儿子：“你怎么不叫我啊？”小虎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逗你玩’拿被单了！”他妈这才明白：“好嘛，感情‘逗你玩’是人名呀！”
有时候，话语与环境存在着背离的现象，而由此所产生的修辞效果相对于表层语义来说似乎有一种不平衡，而这恰恰又形成了一种新鲜感、陌生感，其中蕴含着某种奇特的审美价值。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档目有一期是漫游北极圈加拿大的专题节目，主持人当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赵忠祥：一提加拿大，我就冷得直打哆嗦。
杨澜：是啊我也听说那里冷。听说有两位加拿大人在屋子外面说话，那天气冷得出奇，话一说出口就冻成冰碴了。那听话的人赶快用手接住，进屋用火烤了才听见说了些什么。
观众都听得出来两位主持人是在夸张，尤其是杨澜煞有介事的故事更是有悖于常理，然而正是这种不合逻辑的调侃，营造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加上在特定的情境中，会让人感到夸张得既有情趣又合情合理。通常情况下，特殊场景、环境中人物的动作与人物的语言是需要巧妙配合，才能达到比较好的修辞效果的。
1985年下半年，著名作家冯骥才应邀到美国访问。一天，旧金山中国文化中心邀请他去演讲。美国人参加这一类活动是极其认真的，必是西装革履，穿得整整齐齐，对演讲者的要求也很高，必是口若悬河，机智敏锐，而且要幽默诙谐，否则很有可能遭遇中途退场的尴尬。演讲即将开始，文化中心的负责人向听众介绍说：“冯先生不仅是作家，而且还是画家，以前还是职业运动员。”演讲大厅此时鸦雀无声，冯骥才也很紧张，开场白怎样开始呢？只见冯作家沉默了一会儿，当着大家的面，把西服上衣脱了下来，又把领带解了，最后把毛背心也脱了下来。听众都愣了，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过了一会儿，冯骥才开口慢慢地说道：“刚才主席先生向诸位介绍了我是运动员出身，这倒是引发了我的职业病。运动员临上场前都要脱衣服的，我今天要把会场当作篮球场，给诸位卖卖力气。”全场听众大笑，掌声雷动。可见，动作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环境因素确实会对语言的表达产生重要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阿尔皮特，通过试验给友好的谈话设立了一个公式：成功的谈话=7%的说话内容+38%的声调+55%的表情。而从这一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谈话中人物声调和表情对成功谈话所起的重要作用。意大利有位悲剧表演艺术家叫罗西，有一次他应邀为外宾表演，在台上用意大利语念起一段台词，尽管外宾们根本听不懂他念的是什么内容，却为他那满脸辛酸、凄凉、悲怆的语音、声调、表情所感染，听着听着大家都禁不住泪如泉涌。当罗西的表演结束后，翻译解释说，刚才罗西朗诵的根本不是什么台词，而是大家面前桌子上的菜单！
无独有偶，著名教育家陶行深知先生有一次在武汉大学演讲。他走上讲台，不慌不忙，从箱子里拿出一只大公鸡。台下的人都愣住了，不知陶先生要干些什么，只见陶先生又掏出一把米放在桌上，然后按住公鸡的头，强迫它吃米。可是公鸡只叫不吃，怎么才能叫公鸡吃米呢？他掰开鸡的嘴，把米硬往鸡的嘴里塞，大公鸡拼命挣扎，还是不肯吃。陶先生轻轻地松开手，把鸡放在桌子上，自己向后退了几步，大公鸡自己开始吃起米来。这时陶先生开始演讲：“我认为，教育就跟喂鸡一样，先生强迫学生去学习，把知识硬灌给他，他往往是不情愿学的。即使学也食而不化，过不了多久，还会还给先生。但是如果让他们自主学习，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那效果一定会好得多。”台下一时间掌声雷动，人们恍然大悟，原来陶先生刚才是运用形象的形体比喻手法在讲解有关教育方法的问题。应当说，正是陶行知先生这种特殊场景之下的特殊表达手法，给所有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文化素质也会成为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有时，不具备相关的知识，是很难理解话语的意义的。前些年笔者在北京大学进修学习期间，一次与几位同学出去春游，上车的时候人很多，同行一位山东大学的老师一本正经打趣地说：“让列宁同志先走！”可是周围的人们听了大多没什么反映，那位老师吃惊而且不免有些沮丧，又重复了一遍，还是没人响应。我想这是因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和十月革命时期的苏联历史知识的缺乏，导致没有几个人听得明白他的意思，使得原本的幽默风趣没能发挥出来。有时，语用环境的改变，其词语原本的意义会发生虚化现象或引发词性的改变。
国外有这样一则笑话，老师问学生：“你们知道上帝住哪儿？”彼得回答：“我知道，上帝住在厕所里。”老师愕然：“住厕所？你怎么知道的？”彼得说：“每天早晨，我都听见爸爸使劲敲厕所的门，一边不停地喊：‘上帝呀，你怎么还不出来！’”这则笑话的可笑之处是因为彼得答非所问，错误地把老师所问的“上帝”与爸爸所喊的“上帝”混为一谈。这实际上牵涉到语言中的词义虚化和词性转化现象。笑话中，老师所问的“上帝”是指人们头脑中的一个事物、概念的名称，是人们想象中的主宰万物的神，是名词；而爸爸在敲打厕所时所喊的“上帝”表示的是一种呼唤或感情，相当于“哎呀”、“唉”，因为语用环境的改变，其原来词语“上帝”的意思已经虚化，词性也由名词转化为叹词了。
汉语口语中有些名词表示的事物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具有其至高无上性，如“上帝”、“天”、“地”、“妈妈”等，因此，人们在产生惊讶、赞叹、无奈等感情时，往往会随口呼出，抒发感情。长此以往，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这些名词的本来意思就被虚化，词性也发生了变化，成为一些只表示呼唤应答或某种感情的特殊叹词。这种语言现象在口语中经常出现。如：
哎呀，天！我还不知道呢，他是上这儿来住一阵就走吧？
——《变色龙》
“天”本来用于指代天空、天气、季节等，是名词。而在上面句子中却没有实在的意思，仅表示一种惊讶的感叹，已由名词转化为叹词。再看下面的句子：
“我的老天爷！”他想，“难道我是愚蠢的吗？……”
——《皇帝的新装》
句中的“我的老天爷”本来是一个名词性的偏正短语，也是指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而在这里其本来的意思已经虚化，仅仅表示一种惊讶、慌张、无可奈何的呼唤和感叹，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叹词。
记得一则笑话讲的是小刚和爸爸一起去划船，小刚不小心落水，在水中边挣扎边喊：“妈呀，救命呀！”爸爸却在船上无动于衷。人们惊奇地问：“那落水的不是你的孩子吗？”“是的。”“那你为什么不去救他呢？”爸爸说：“他是在喊他的妈妈，关我什么事！”
笑话毕竟是虚构的，生活中当然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笑话当中小刚所喊的“妈呀”并不是对其母亲的呼唤，只是表示一种惊慌、恐怖的感情。我们在口语中常说的“妈呀，吓死我了”也是属于这种情况。还有些名词本身带有赞叹、喜爱的感情色彩，有时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名词的实在意义被虚化，只表示喜爱赞叹的感情色彩，变成了叹词。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类似的用法，如《皇帝的新装》中：
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帝的新装真是漂亮！”
“乖乖”一词在口语中一般是对孩子的亲昵称呼，但在这里却表示一种赞叹的感情，其本来的意思已经虚化，词性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的名词变为叹词。这类叹词很特殊，因为它们在一般情况下都表现为名词，只有在特殊的语言环境中，尤其是在口语当中表示呼唤应答或强烈感情时才虚化了原来的意思，转变了原来的词性，在使用时必须注意区别。
总之，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总会打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语用习惯和文体风格的烙印，各行各业，不同的语用个体也都会有自己的语言天地。正如钱钟书先生总结的那样：“譬如乡亲叙旧、老友谈往、两口子讲体己、同业共议、专家讨论等等，圈外人或外行人听来，往往不甚了了。缘故是：在这种谈话里，不仅有术语、私房话以至黑话，而且由于同伙们相知深切，还隐伏着许多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谓彼此不言而喻的假定，旁人难以意会。”
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