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交际历来与环境有密切关系，因为所有的表达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语言从来都是环境的产物。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的重要标志。古人云：“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语言艺术运用得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苏秦六国封相；诸葛亮舌战群儒；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申明了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挫败了东南亚一些国家欲孤立中国的企图，并和不少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古今典型的事例充分说明了口语艺术的强大威力。所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任何民族的语言，其无穷的魅力皆来自于各种特定的语言环境。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物心理、社会环境、政治气氛等，其口语表达的方式，感情色彩、语气、语调也各不相同，交际环境决定了该怎样运用各种口语表达技巧来表达观点交流感情。
古代诗人贾岛的“推敲”故事可谓脍炙人口。大文学家韩愈在月夜听到“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的诗句，劝贾岛把“推”字改为“敲”，于是人们历来认为“敲”字比“推”字更传神。但是朱光潜先生却独树一帜，提出不同意见，理由是词语的选炼要从语言环境入手，考虑意境设置上的需要，他说：“‘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它表示孤僧独步月归寺，知道自己的门是虚掩着的，于是他‘推’而不是‘敲’。”朱先生分析道：“夜寂无声，池边树上的宿鸟没有因僧归而受惊，一切显得那么寂静平和。就上句‘鸟宿池边树’来看，……‘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
转摘杨音：《读咬文嚼字》，载《修辞学习》，1993年第1期，第41页。朱先生强调的是从当时的情境以及与上下文的协调角度来强调词语的选炼的重要。陈望道先生在他的《修辞学发凡》中曾指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词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
《史记·外戚世家》中有一段文字叙述窦皇后与失散多年的弟弟窦广国相见时的情景。窦皇后问明情况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这里的“助”字实在用的巧妙。近代文学家林纾在《春觉楼论文》中指出：“悲哀宁能助耶？然舍却这个‘助’字又似无字可以替换。苟令窦皇后见之，思及‘助’字之妙，亦且破涕为笑。求风趣者，能从此处着眼，方得真相。”本来，窦皇后与失散多年的弟弟久别重逢，而且又听说弟弟所受的磨难，悲喜交集，伤心落泪，是人之常情，不足为奇，奇就奇在“助”字所表现出的侍御左右的表演：为讨好皇后，伏在地上故作哭态的情景。正是在特定的氛围中，词语透露出了表面写情景，实际蕴含作者的褒贬态度的奇异功效。可见，语言交际环境是词语“言外之意”产生的主要凭借。
汉语当中有个美词儿叫做“鸟语花香”，它说明我们的先辈古人早就凭直感认识到，动物也是有语言的，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发现，动物不仅有语言，而且像人类的语言一样，也存在着地域上的差别。据报道，国内一个著名机场进口了一批在国外效果显著的驱鸟器，结果在国内用时竟毫无作用。机内装备的九种鸟类天敌的叫声和鸟类自己的惨叫声，由于中国鸟一点也听不懂，发挥不了任何威慑作用，导致机场不得不改用14台新的风动驱鸟装置，以自然风转动鸟类天敌的图像，达到驱鸟的目的。可见，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水浒传》中骂人的“鸟人”“鸟话”还真有一定道理，只可惜人听不懂鸟语，否则就不会浪费资金，犯上面提到的国内机场的错误了。
语言表达有两大环境，即口语环境和书面环境。环境不同，在表达方式上也应有很大差别。在口语环境中，人们大多采用对话方式，交谈双方使用语言都必须考虑对方的身份、年龄、职业、文化水平等因素，这样对话才得以顺利得体地进行。另外，双方使用的语言还必须随谈话场合的变化而有所取舍。
口语修辞有不少语言特点，如比较广泛地使用具有口语色彩的熟语、惯用语、生活用语等。凭交际环境为依托经常省略语言成分，或临时改变词语的次序、用法。如在兰州乘公共汽车，你对售票员说“三个七里河”，人家一定明白你是买三张去七里河（车站名）的车票的意思。而你去报刊亭，也只需说“读者”、“环球”或“参考”，售货员一定明白你所要购买的报刊是哪种。在中国的饭店茶馆说“我喝龙井，他喝铁观音”也不会使人产生什么歧义。因为中国人都非常熟悉这两种的茶。而对一些外国人来说就不一定明白了。出现口语句式中的个别词语省略现象是很正常的，语言的信息传达的目的和功能决定了句子的表达的方式，而信息传达的时效性往往决定了句子的长短。如在车站售票口买票，我们只需对票员说：“某某日某某地硬卧几张。”而生活中“叫辆出租”“到时一定去饭店意思一下”等的省略形式就更多了。日常交谈中，人们多使用疑问句式，或运用轻声、重读，语调等语音手段，有时，还可使用一些非语言手段。如摇头、摆手、挤眉弄眼、做鬼脸等所谓身体语言手段来帮助表达，当然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依托于特定的语言环境的。如《雷雨》中的一段对话，就用到了语调及面部表情等手段。
周朴园：（忽然严厉地）喝了，不要任性，当着这么大的孩子。
周繁漪：（声颤）我不想喝。
周朴园：冲儿，你把药端到母亲面前去。
周冲：（反抗地）爸！
周朴园：（怒视）去！
这段对话生动表现了作为封建大家族之长——周朴园的虚伪和冷酷，以及周繁漪在封建大家庭所遭受的压抑和折磨。应当说这段话如果没有特殊场景下人物的“声颤”“怒视”神态、语气等等的配合，语言深层意思的表达就不会那么准确和丰满。
再来看《雷雨》中的另一段对话：
侍萍：你是萍——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周萍：你是谁？
侍萍：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
这一段著名的对话历来被认为是极具戏剧审美心理的描写，因为它极其准确地表现了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特殊心理特征。侍萍的欲言又止，恰恰是她痛苦人生经历和内心激烈挣扎的真实流露。而那种复杂情绪在特定环境背景的衬托之下，就使得人物的悲情境遇和悲剧命运愈加的震撼人心。写作技巧高超的语言大师，总会巧妙地以环境为依托来表现人物。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有许多蕴含着深意的句子，如：
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这样的语句如果不是出现在《红楼梦》大观园中特殊的语境，人们也许并不能明白其字面下的深意，而恰恰是大观园的整体氛围，使得它含蓄蕴藉、意趣盎然起来。
在我们日常的交际中，语调或重音有时候的确可帮助表达某种特殊意义。如：“小李喜欢游泳”一句，其重音的侧重点安排不同，词句的意义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异。重音放在“小李”上，表明说的是小李而不是其他人；如果重音放在“游泳”上，则表示他喜欢的是游泳，而不是其他的活动。
口语表达有时还应考虑民族的文化大背景和特定地域情境以及民族用语习惯等等社会因素。据说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曾经有个笑话，讲两个韩国人来中国旅游，很想看场中国电影，但不知怎么买票，于是就在售票处观察，看见两个军人买了“两张军人票”，又来两个人说“买两张学生票”，韩国人好像明白怎么买了，于是上去说：“买两张韩国人票。”
英语问候语：How are you?答：Fine，thank you.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它实属客套问候语，并无具体实在意义。但是，这样的对话在特定的语境中（如医院），可能就有具体所指的意义了。同样是英语，由于使用的国家和地区不同，语音、词汇的差异常常是非常明显的。美国人用美式英语，南非人用具有南非特点的英文，当中夹杂了许多其他国家的词汇（如法语词汇）的内容，而新西兰人用具有新西兰特点的英语，其中也夹杂了不少法语词甚至当地的毛利土语。英国人自认为他们使用的才是最纯正的英语，并常常为此而自豪。其实即使是英国人使用的英文中，也有一些外来成分，比如法语词。所以语言交际中环境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发生的。
汉语中作为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和低级形式——方言之间也会有互相渗透的现象。这一切都是在语言的交际实践中发生的。普通话中有一类很特殊的词叫方言词，就很好地说明了词语意义在交际环境中的发挥。
兰州方言中有个很有意思的形容词“心疼”，在西北地区（包括陕西、青海和宁夏）应用范围很广，使用频率也很高。但是它似乎永远只是小孩儿或者至多是同辈人的专利，却万万不能用于长辈，否则便有轻佻、随便甚至不敬的嫌疑。这一语用实例透露出特定语言环境中人们对词语意义的某种独特认同感。据说在海南、广东等省，人们早已普遍忌讳称呼年轻女性为“小姐”，因其专指“从事非法色情服务的人”，而在西北一些地方却仍将其视为文雅、客气的称谓。这说明有些称谓词语已打上了较深的语境文化的烙印。
日常交际中要求最好是人人都讲纯粹的普通话，但是当代汉语存在着严重的方言的分歧，往往使交际发生中断或障碍。记得一次在餐桌上，笔者的一位甘肃籍朋友指着刚端上来的一盘清蒸鱼说：“我最爱吃的是鱼‘chóng’。”旁边同桌的几个人听了都面面相觑，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才明白她是想说自己爱吃“鱼唇”。这是在餐桌上，有交际环境的提示表达效果尚且如此，试想，如果是在别的场合，其交际效果又会如何？
据说有一个外国人来中国不久，很希望跟中国人聊聊，但不知怎么搭腔，突然想起常被中国人问到岁数，于是便问一位正在公园晨练的中国老人道：“你叫啥？”“你几岁啦？”结果老人家很生气什么也不说就走了，外国人不明白自己到底说错了什么，后来经人解释才明白了个中缘故。这是几千年的汉族文明积淀下来的语用习惯决定了交际中的冲突乃至中断。
笔者在新西兰访学期间，曾就partner一词的意思请教过英语老师，得到的答复是使用的场合，决定其意义。在教室里，跟你一起讨论问题或者做游戏的同学都是你的partner；而在生意场上，你的合作伙伴也可以说是你的partner；在你的家里，你的配偶，就是你的partner；如果你是单身，在日常生活中说你的partner如何如何，那么别人会认为你是在说你的同居性伙伴。可见，任何语言的使用都存在与交际环境，即社会、文化背景相适应的问题。
在交际场合，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不便明说的话。当你遇到别有用心的提问、含沙射影的诘难、涉及个人隐私的话题之类，不便明说又不得不说时，如果应对不当，就会使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时候，作为应答一方，除了需要有较强的洞察能力外，还要特别讲究对答的技巧，用巧妙的方法说出你不便明说的话。
公园的椅子上坐了一位颇具姿色的少妇，显然是在等人。一青年男子挤过来坐到她身边，频送秋波，笑眯眯地想和她搭话。他见那少妇穿着一条碎花短裙，便嬉笑着说：“请问小姐，你这裙子是从哪里买的，我想给女友也买一条。”少妇冷笑着看了他一眼：“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买的好，穿上这种裙子，那些不三不四的男人会借口打你女友的歪主意。”听得这话青年男子十分内疚，悻悻而去。
这里，少妇一语双关的意思不难领会。她表面上劝那男子不要买裙子，暗地里却顺口将“不三不四”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男子只得默默地吃了这个哑巴亏。少妇的对答应用了“双关术”，回答显得自然而然，好像是信口道来；而效果却像武侠小说中的“暗器”，伤人要害而不留痕迹。
相传，马寅初成为北京大学的校长后，第一次给学生讲话，开口说道，兄弟今天怎样怎样，结果引来大笑。因为它沿用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讲话语气，不符合新中国初期的用语习惯，自然会引起众人的哄笑。另有一则笑话，讲的是一位广东籍留美回国人士，在为某大学在校生作报告时，说到某一理论问题，说先给大家打四个比方，由于演讲者发音不准，竟说成了打四个“屁放”，然后第一“屁放”、第二“屁放”如何如何，结果令所有在座的人爆笑不止，其报告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传统的修辞学很少谈及口语，对书面语却关注比较多；但是，口语是重要的交际表达形式，它跟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理应引起人们的重视。有时，相同的语言形式在不同的交际环境里表示不同的意思。如：在邮局的邮票柜台前说“两张一元”和在公共汽车上对票员说“两张一元”是意思不同的。而字面意思有别的两种语言形式在特定的交际环境里却可以表示相同的意思。如：“孔雀东南飞”意为“人才往东南沿海外流”。一段时间里，某报纸上也说：岂止是孔雀，现在连麻雀也想往东南飞。（意思是不光是有大本事的人，就连本事不太大的人，也都想往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跑。）
由此我们可以说，同交际环境相适应是口语修辞的一个重要原则。有些语言形式必须同交际环境相联系来理解，否则，简直不知所云。
有时，修辞还要考虑交际对象的身份、地位问题，因为它们同样是构成修辞成功的重要因素。曹禺的《雷雨》中有一个场景表现的是周繁漪苦苦哀求周萍带她离开那个家庭，周萍却要摆脱与后母的暧昧关系，拒不答应后母的要求，鲁贵一个人在门外偷偷听他们俩这段对话。对话一结束，鲁贵进门说了一声“太太，您好”，之后就对繁漪说：“给您请安来了，我在门口等了半天。”这番言辞同他管家下人的身份，阴险狡猾、无孔不入的性格非常吻合，语言看似平淡，但掷地有声，含义丰富，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它符合奴仆的口吻，却饱含着威胁的意味，而这表达恰恰依托于环境，离开了当时的情景，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了。
另外，修辞还要考虑“民族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时任外交部长陈毅出访亚洲某国，宗教界人士送他一尊佛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陈毅有自己的信仰——共产主义，但如果拒绝接受礼品那又显得很不礼貌，接受还是拒绝的确是个难题。只见陈毅气定神闲不慌不忙地笑着接过佛像说：“靠老佛爷保佑，从此我再也不怕帝国主义了。”全场大笑，气氛活跃。可以说陈毅正是关照了访问国的风俗习惯，并在言语中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巧妙地融入其中，才使得实现交际愉快，宾主尽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