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数光环围绕之下，黄霑却始终保持他的真。作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写歌词的黄霑和写武侠小说的金庸、写美食专栏的蔡澜、写奇幻小说的倪匡并称，他们都紧接地气，不断地在商业和艺术中寻找平衡，以达到雅俗共赏，可黄霑和其余三人略显不同的是，他尽其毕生之力成了一个亦庄亦谐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流才子模型。明代唐伯虎以仕女图、山水画闻名天下，却也有多幅春宫图传世，才会落得个“三笑点秋香”的风流冤案；清代李渔深谙饮食男女之道，生平最爱吃蟹，每年螃蟹上市之前老早就准备好银子，称这些是他的“卖命钱”，除了有《闲情偶寄》这样一本“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林语堂语）外，流传更广的则是《肉蒲团》这样让人脸红心跳乃至有生理反应的情色小说，但这丝毫不影响其收录于《李渔全集》里。黄霑同样如此，他可以大大咧咧地把“狮子山下”这一香港人的精神图腾归结为自己的中庸之作，也可以在电视清谈节目中肆无忌惮地“盛赞”王祖贤是他自渎时的头号幻想对象，甚至在电台中直接招呼听众：喂，兄台，你看过小电影吗？就连他的三级电影，一开头也是苦口婆心地和大家说“色即是空”的道理，这和《肉蒲团》等中国古典情色小说的开篇方式一模一样。就这样，黄霑身为香港流行文化的旗帜，却直言不讳地面对“食色性也”等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最终为自己造就了“不文教父”的帽子，这正体现了香港这个城市的文化特征：坦诚而不虚伪，感性而不自恋，多元而不专横，现代而不抛弃传统，在不断西化的过程中亦始终寻觅东方的精神根源。
游客至香港总会沿着尖东的星光大道一路停停走走。效仿好莱坞的做法，为香港电影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人之手印和芳名都会列印在此。当年盖手印还属新鲜事，内地的各大院线还没开始效仿，因而第一次经过时，我惊诧于李建杰、成龙的手原来那么小。黄霑也有属于他的一席之地，只是逝者如斯，唯名牌一份供凭吊耳。看着维多利亚港船只往来如梭，岸边和李小龙铜像合照的游人络绎不绝，我感激这一份安宁。“香港是世界著名的自由港”，这是香港旅游发展局电视宣传片中成龙、陈慧琳等港星最惯用的开场白。这份自由值得你深深珍藏。
“她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让我送她回家；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她，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
在我念小学的时候，这首《失恋阵线联盟》是我为数不多的、能够从头唱到尾的流行歌曲。这全拜我房间里那台小小的14寸电视所赐，如果不是因为客厅里换了一台大彩电，这老态龙钟的家伙也不会挪到我的书桌旁，而我也无法偷偷地看那些原本应是被“管制”的电视剧和类似《乱马二分一》这种儿童不宜的动画片。
《失恋阵线联盟》正是台湾华视连续剧《家有仙妻》的主题曲，这首傻里傻气的歌和剧中愣头愣脑的男主角相映成趣，而现在每当听到这首歌，我的脑海中也依然会浮现出电视屏幕上那些单纯笨拙的动画特效——嗯，《家有仙妻》是台湾地区电视史上最早的大量使用电脑动画特效的时装剧呢。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失恋阵线联盟》绝对是一首标准意义上的“神曲”：通俗易懂的大白话歌词，直抒胸臆的情感表达方式，简单的节奏与旋律。尽管那时候我根本不懂“失恋”为何物，但依然把这首歌牢牢地记在脑中，同样记住的还有这首歌的演唱者——草蜢。
在那个年代，学校对门开的“文具·精品”一体店里，草蜢的海报是和“四大天王”、林志颖、小虎队几乎同样好销的。在更多地依赖俊俏脸庞而吸引媒体聚焦的一众偶像里头，“草蜢”总让人觉得那样与众不同。正如他们的名字一样，草蜢，草莽，除了让你联想到舞台上三人蹦蹦跳跳的样子，是否还让你感觉到扑面而来的、来自香港的土生土长的那种鲜活生猛的劲儿？
1985年，蔡一智、蔡一杰兄弟俩伙同另一位“沙煲兄弟”苏志威，三个臭皮匠捏在一起，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家住观塘鲤鱼门道新村的他们，从小就一起长大，蔡氏兄弟自不必说，身上流着同样的血，自古上阵就是亲兄弟；至于苏志威，除了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小学时和蔡一智同班，中学时和蔡一杰又是紧挨着的两隔壁，踏入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不巧又和蔡一智成了同事……真是用刀也砍不断的干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还未发展为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他们身处物质匮乏的童年，没有电动玩具，只能发挥创意，用想象力填满现实世界。屋村公园和后山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起点，自制刀枪竹马，用塑料袋捕昆虫，用厚厚的纸皮搭成帐篷，在山脚下装作“露营”……他们或许不会想到，孩提时就地取材、自娱自乐的本事竟成了他日草蜢自学成才的基石。蔡一杰的幼时梦想是成为一名舞蹈家，在幸运地获得了《近藤真彦模仿大赛》的冠军后，信心倍增，遂报名参加了《新秀歌唱大赛》。当他把报名表格拿回家后，把蔡一智和苏志威也拉上了船——他的理由是，《近藤真彦模仿大赛》决赛时我可是有伴舞的呀，现在我参加“新秀”，一世人两兄弟，你们就来做我的伴舞吧！
没有显赫的背景——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屋村仔，也没有专业的声乐和舞蹈训练——苏志威甚至根本没有唱过歌、跳过舞，但这对于天生乐观的三人来说，都不是问题。他们就这样大大咧咧地，在集市里淘了一些最便宜的花衣衫，便跑到舞台上。蔡一杰还自告奋勇地充当起编舞老师。关于组合的名字，他们也拿出了无数的备选，什么青龙队啦、飞虎队啦，想了数十个。最后，因为他们都非常喜欢七十年的代美剧《功夫》，其中由好莱坞影星大卫·卡拉定（David Carradine）饰演的“草蜢仔”一角更是让他们痴迷，又逢三人的名字里都有一个草花头，因此为自己这一组合取了“草蜢仔”这个名字。那一届的《新秀歌唱大赛》可谓高手如云，连他日天王天后级别的李克勤、周慧敏也没能挤进前三。最后，从加拿大归来的杜德伟获得了金奖，银奖则是我们熟悉的苏永康，“草蜢仔”虽以改编自日本歌曲的《一起冲》冲进决赛，但在那届的比赛中，他们没能走到最后。幸运的是，他们遇上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梅艳芳。
当“草蜢仔”在台上又唱又跳时，评委席中的梅艳芳被他们的演出深深打动了。那时候华语乐坛还没有蔡依林、罗志祥、韩庚，跳唱组合着实新鲜抢眼。虽然在演唱上略有欠缺，但梅艳芳坚持认为他们身上有着难以描述的“X元素”，决定要做他们的“大姐大”，让“草蜢仔”跟着她一起演出，在舞台上为自己伴舞。当梅姐的助理致电“草蜢仔”时，已是新秀比赛的四五个月后，最初接到这通电话时他们还以为是哪个家伙的恶作剧，天上怎么会掉馅饼呢？但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于是，“草蜢仔”的舞台生涯便开始了。
这时，“草蜢仔”还并非全职艺人，他们白天还有自己的工作，晚上则摇身一变成为舞台上的焦点。习惯了天生天养的三人自觉“不习惯”“有点奇怪”。梅姐对他们依然百般呵护，如亲自带他们去高档的购物中心买衣服。最开始的时候，“草蜢仔”一进店里便慌了：梅姐，我们平时穿的衣服就十几文，可这随便一件就三四千啊！我们买不起啊！梅姐笑说：傻孩子，你们现在要上台啦，当然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啦。没事，我买单！据蔡一智回忆，梅艳芳还会开着一辆奔驰来到他们家里吃饭，引起整个村子的人来围观。但梅姐一点架子都没有，不像现在的明星，动辄前呼后拥的。
1987年，“草蜢仔”终于签约宝丽金唱片公司，并在师父梅艳芳的建议下改名为“草蜢”，意思是“草蜢仔”长大了，不再青涩了，他们准备好了。梅姐此时不仅是他们演艺事业上的师傅，更亲自做起了他们的经纪人，为他们的乐坛发展劳心劳力。1988年8月，“草蜢”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同名专辑《草蜢》，很快就成为香港最受欢迎的组合。但他们还是观塘屋村仔，出到第三张唱片《ABC》了，依然住在屋村里。蔡一杰说：“我们一出碟，邻居就会把喇叭对准门口，大声地放着我们新专辑里的歌，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买了你们的新专辑啦！你们要继续努力，我们全村都支持你们的呀！”
从屋村跳到红馆，草蜢不仅是香港人自强不息精神的代表，更是香港公屋村人情文化的真实写照。当大家都纷纷搬去高尚住宅区之后，我再也不能看到这些场景：街坊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叙家常；菜市场里大家为了一文几毫善意地讨价还价；去邻居家串门，挤在一起看电视连续剧；做饭时忽然发现食盐用完了，不好意思地敲开隔壁的门；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大家纷纷把衣物晾到公用阳台上，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搬进冰冷的商品房，这样的经历也发生在我的身上。当想起小时候住平房的日子，我会立即从那些重组、聚合的生活片段里感受到一种舒缓的节奏。时光在门前的小板凳上变慢。
在“四大天王”一统江湖的上世纪90年代初，草蜢犹如一股清风，带着泥土的芬芳，但又有着繁花一样的光彩夺目，占据香港乐坛的一席之地。他们在宝丽金的九年里头，完成了从稚气少年到熟男的转变，也经历了事业的巅峰和低谷。在宝丽金最后的日子里，他们开始对自己的音乐有更多的想法，如《与你在一起》《音乐昆虫》《三人主义》这些专辑，但难抵时代巨轮的衰落。作为香港乐坛一枝独秀的跳唱组合，草蜢也不断地处在焦虑之中。每年都拿组合金奖，明年我们要怎么办？日复一日地工作沦为了中环的上班族，所有的表演只是想保持昨天的状态。终于，他们在1995年于红馆举行三人主义演唱会，对宝丽金挥手告别，对香港黄金乐坛挥手告别。
这些年间，“草蜢”沉浸于他们各自精彩的中年生活。苏志威从小就有理财天分，是多家公司的老板，和妻子刘小慧的生活乐也融融；蔡一智作为潮流达人专注于设计，家庭生活也美满自得；蔡一杰虽然还是单身贵族，但也在组建自己的经纪公司，为培养下一代努力。而作为草蜢的歌迷，我们也逐渐地摆脱稚气，在岁月的旅途中，一直都有草蜢的陪伴：热恋时听《永远爱着你》，“永远爱着你，就算梦碎了都深爱你”；失恋时听《我们都是这样失恋的》，“恨世上所有爱侣互相展示热情”；开心时听《忘情森巴舞》，“忘怀从前不欢，让痛快与困恼交换”；伤心时听《Lonely》，“日里感Lonely，夜阑夜深夜静时Lonely。”80后的我们都是听草蜢的歌长大的。
时间是贼，偷走一切，但带不走年轮里沉淀的记忆，还有偶像永恒的魅力。草蜢的音乐是不设赏味期限的，越来越多年轻一代的乐迷通过互联网上的影像寻找他们错过的精彩，互联网成了千禧年后所有乐坛传奇回归的催化剂。“2005年草蜢再度活跃起来，我们相信这是互联网的威力。网上流传着我们过去表演的片段，一传十，十传百，传到这班后生的世界里。他们很自然地把这些影像跟眼前的我们相比，他们发现，咦，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草蜢依然还是这样的Fit？”是的，复出后的草蜢三子即使造型大胆前卫，甚至近于妖媚，但骨子里依然保持着那种傻里傻气的感觉。他们的演出依旧是那样的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
关于复出这件事，蔡一智还有这样的理由，“香港这些年有很多事情在发生，大家都很不开心，很多人患上了忧郁症。而草蜢是一个娱乐行业的从业者，我们有很多表演的经验，我们应该背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工作，帮大家‘忘我’。来到草蜢的‘忘我’演唱会，你就放心地甩开过去的包袱，也不担心太多未来。‘忘我’演唱会的英文名叫作‘Right Now’，是的，现在最重要。我们必须活在当下。”
“我觉得今天草蜢在乐坛的位置，既不是很大年纪的前辈，也不是一班新偶像。草蜢的角色及义务是令上一代跟下一代有交流。我们初出道时，见过真正的天王巨星、武林高手，我们有机会跟这些人同台，从他们身上学到些东西。一代巨星许多也走了，新一代没机会接触到，我们唯有以身作则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曾经有武林高手，我们其实只是上一代的一点一滴。新接触草蜢的人觉得草蜢很犀利，其实我们做的只是基本动作而已。”蔡一智还非常实诚地做出了这样的补充。
在电视上某卫视台的一次晚会里，草蜢来了一段金曲串烧，从《宝贝对不起》唱到《失恋阵线联盟》。妻子说，妈呀，原来草蜢这么多神曲，以前还真不觉得呢。是的，草蜢就是这么一个充满了世俗和草根味道的组合，他们首先扮演的是娱乐大众的角色，而不是整天扯着大喇叭告诉大家，我是草蜢，我是大明星。就像老大蔡一智每每出席活动走红地毯，对他右手那多出来的一个手指头总是毫不避讳，总是大大方方地侧着身秀在外头；就像他们接受采访时，总是会大声表达对当下乐坛的不满，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不肯吃苦、不够用功，等等；就像他们在谈到自己已逝的师傅梅艳芳时，情至深处总忍不住眼含热泪，丝毫不担心别人说他们作秀——他们就是这样憨直的男子组，他们的性格和他们唱歌的方式一样，草蜢作为一个“演唱组合”却不以组合成员间的和声见长。他们就是这样一个鼻孔出气，兄弟情义，肝胆两相照。
在草蜢还是“死靓仔”的时候，他们很喜欢一起去游泳，要么去赤柱，要么去圣士提反湾。有一次，他们躺在赤柱的沙滩上，聊起彼此的梦想，蔡一智指着西面的浅水湾说，我的梦想就是以后能住在那里！结果，当草蜢走红、赚到了他们的第一桶金后，蔡一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浅水湾买了房子，“我要犒劳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草蜢的原因，作为香港普通的村童，他们从不为贫穷而懊恼，只会为梦想而踏实工作，不断努力。正如《三角演义：草蜢从屋村跳到红馆的香港故事》作者林蕾所说：“香港有幸仍有草蜢，为一些褪色的历史保鲜，带着我们继续跳下去！”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在“草蜢”三十周年甚至四十周年演唱会上，他们依然还是会蹦蹦跳跳地唱出《失恋阵线联盟》：
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
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
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她
就在记忆里划一个叉
当你听到“草蜢”的时候，记忆里那许多个叉里面，一定有许多个动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