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厚
当我来到这个世界刚七个月的时候，我的父亲却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是一个多么不幸的孩子啊！我脑海里的父亲形象，全是由我母亲平日讲给我的。懂事以后，接触到社会上的人，他们都以敬仰的心情，称赞我父亲的学问、人品和给社会所作的贡献。所以从小给我的印象，父亲是一个很有学问、人品高尚、为社会做了不少好事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步阅读了他的一些著作，逐渐对他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作为后人，我有义务把他的学术思想、重教兴学、热心公益、文艺创作以及道德情操等方面的资料整理出来，作为文史资料留给后世。
刘尔炘（1864～1931），字又宽，号晓岚，别号果斋，又号五泉山人，甘肃省兰州市人。祖籍陕西省三原县，清康熙年间，高祖刘世英举家迁居兰州。祖父为五品州判，50岁后退职居家，所以家道贫寒。我父亲自幼勤奋好学，受业于本邑名师。十六岁时（1879年）即成秀才。二十二岁（1885年）以乡试第六名中举人。次年赴京复试，获一等第七十一名，会试未第归里，遂在西城巷、山子石斗母宫设塾授徒，二十六岁（1889年）再次进京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因继母逝世，便归家守制。二十九岁（1892年）
受兰州府知府丁振铎之聘，任五泉书院讲席。三十岁（1893年）处女作《果斋一隙记》问世。当时学界称此文为“以程、朱为宗，旁贯百家，折中一是”之作。三十一岁（1894年）二次进京述职，授翰林院编修，在京供职三年。因不满清廷的腐败和丧权辱国，于1897年辞官返里。次年复应聘为五泉书院讲席，继任主讲。1903年应甘肃总督崧藩之聘，任甘肃文高等学堂总教习长达五年。先后讲授《尚书》、《易经》、《诗经》、《春秋》等课程，并著书立说。在执教之余，他联合同道于1906年整顿健全了皋兰兴文社并建两等学堂；1908年创建陇右公社；1910年创建兰州修学社及皋兰修学社；1911年建陇右乐善书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陕西响应，陕甘总督长庚急电清廷，朝廷遂起用前任陕甘总督升允为陕西巡抚，督办陕西军务，统率甘军分三路攻陕。部队开拔后，兰州城防空虚，为了维护地方的治安，经各界人士公推先父招募“志国军”300人，由王烜任营务处负责人，设立稽察局，由连生科任队长，维持社会治安，历时三个月，共和成立后遂即解散。民国二年（1913年）甘督赵维熙因先父办城防有功奖以勋章，先父却谢绝未纳。1912年3月民国成立，公推先父为甘肃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于同年5月辞去。自1913年（50岁）起，他便谢绝一切政务活动，开始他后半生的学术生涯，但对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事业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仍是不遗余力，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如1913年提出发展甘肃地方实业的办法及章程；1915年创立陇右实业待行社；1922年创建五泉图书馆；1919年主持修建兰州五泉山，工程历时五年半，于1924年竣工，他所著的《兰州五泉山修建记》详载其事。
1920年甘肃海源大地震，他被委任为赈灾筹账处总绅，负责救灾工作。1924年开办了儒医精舍和医学讲习所，创设同仁施医馆（次年更名为皋兰同仁局）；1926年创办丰黎义仓。1928年当他65岁时便将所管的“八社”全部分交地方人士掌管。他自己则退出社会公益事务，专心致力于哲学专著《拙修子太平书》的撰写，并开始习画。
1931年先父逝世后，邑人乡贤敬仰他热忱公益，遗业惠民；文化教育界人士思念他的醇风教泽，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办，于1935年在五泉山给他树立了一尊铜像，并改五泉山层碧山庄为“果斋祠”，以志纪念。1940年他的学生赵元贞先生创办“志果中学”于兰州府文庙，以纪念和继承恩师的教诲。1953年改名为兰州第二中学。
一、承儒家之宗旨，创前人之未发先
父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深受程朱理学的教育和薰陶，师承明代理学河东派系脉，立志为学，以不求人知为盟心要语，以无所为而为，为读书任事之宗旨。自三十岁（1894年）以后，甲午战争爆发，日帝侵华，先父忧患愤激，深感只读书不能救国，不能只满足于师承之学，必须把“理”与“现实”结合起来，通过“实验”或“反眏”，向理学的高峰攀登，对理学提出了新的见解。在他逝世前所写的《果斋遗言》中讲：“我之学，从李安溪①以入朱子之门，从朱子以窥圣人之堂奥。年三十时，从疾病忧患中读《大学》，忽悟书中所说，皆是我身心之事，将书自书、人自人的旧习打破，书与我合而为一，此是我读书以来大有悟入之第一次。自此以后，心源日辟，返之于身心，征之于人事，验之于天地万物，而不以读文章者读圣经矣！故晚年能窥见圣道之真，发前人未发之旨者，往往因天时、人事之新奇万变，或实验而悟，或反眏而出，不仅在于读书也。”由此可见先父经历了“饱更忧患，目睹沧桑”之后，通过“实验而悟”，提出了与程朱理学不同的见解。朱熹认为“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②而先父则认为“有理即有气，有气或未必有理”（见《拙修子太平书》），从而提出“以理驭气”的观点，这与朱熹的“理一分殊”，“即物穷理”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区别。
先父“以理驭气”的观点是在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一系列侵略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从他晚年著作《拙修子太平书》）中就可以了解他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孔学化扶理”，人类的精神文明必须以儒家思想为宗旨；“科学化扶气”，人类的物质文明非科学莫能及。但“孔学化”必须驾驭“科学化”，世界方能进入万世太平，人类才能安居乐业。当今世界为什么战乱四起，中华民族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凌辱，其根源皆是“近世欧美学说都是机器产生出来的，都是跟着物质文明的旺运随波逐流的讲来讲去，都以人类的欲性为本位了。”所以说“物质文明从欲者也，吾圣人之学从理者也。”今西方列强不懂孔学，不讲道义，一味追求物质文明，致使欲性日肆，以极不文明的手段，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以掠夺物质上的财富，给人类造成劫难，结果是：“为百余年来世界少数人造最大幸福的是机器，为千年万年中世界多数人造最大奇劫的也是机器。自欧战发生以后，人类所受的痛苦，当名之曰‘机器劫’。这‘机器劫’是个大劫，过此以往，世界的人若不同心同意地挽回这个劫运，恐怕这欧战还是小事，还有个大祸在后头哩！”所以他在《拙修子太平书》中提出：搞科学的必先学孔学，非深有得于孔学者，不许习物质科学，究心孔学者亦必精通物质科学，科学家遂不复有助气造劫之思想，于是孔学与科学合为一家，东西学术水乳交融，人类才能进入“还醇时代”，即世界大同时代。他预言到西历（公元）3330年，全球人类，化除国界，欢若一家，无貌合之伪交，无倾轧之鬼计，不见战舰火器，居民欣欣，以农为本，手工辅之，无甚贫甚富，无甚强甚弱，悠然自得，是谓还醇时代。先父把这种物质文明的发展必须要有精神文明来驾驭的思想，名之曰“以理驭气”。这种观点对当今构建和谐世界，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先父的哲学思想虽以儒家学说为主导，但他对西方哲学也很重视，1916年的《果斋日记》中写道：“近年于温经之余，有志搜讨西人学说，将欲融会贯通，铸中西为一冶……独恨精力已衰，老将至矣！不能遂中西一冶之志，纳世界于无争，进人群于相善，其待诸后世之人乎？”足见他已经意识到研究西方哲学的重要性。他还说：“各国近世之学术，待当博览研究以定其是非，当世人才之学术皆当详细考求以明其得失，惜乎得书甚难。”在图书资料极其缺乏的条件下，他阅读了培根、笛卡尔、牛顿、赫胥黎、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研究了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概况；研究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某些基础知识。比较了中西学术、学风之优劣。他在《果斋日记》中写道：“得意之人每言人，失意之人每言天，亦古今中外之通例乎？今欧洲盛矣，其国人精神意气，往往专尊人力，几疑天命之无权，世之骄子大抵如是。中国衰矣！其国人心思言论，往往顿归天命，几疑人力之无用，世之败子大抵如是。噫！皆非知道者也。”他把“顿归天命”与“世之败子”联系起来，真可谓理学家研究西方哲学后的一大收获。他还在《拙修子太平书》中说：“孔学化重保守，其流弊必致萎靡不振，……科学化以进步为特长，纳世人于嗜欲攻取之途，争夺不已。”足见先父通过中西学术的对比研究，使他的视野与思路大为开阔，哲学思想也有了很大的转变。《拙修子太平书》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有得于中西学术对比之研究。一位清朝遗老，哲学思想能有如此大的转变，实属难得。
多年来，社会上对先父的这种观点褒贬不一，有人斥责他的“机器劫”的提法是反对科学的落后保守思想，这完全是对他的哲学思想没有全面了解的偏见。他所说的“机器劫”是指那些西方列强，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各种杀人武器，以实现其侵略他国和掠夺财富的野心。其实他是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力提倡把机器用于发展生产和兴业强国上。他在所著的《果斋日记》中说：
“吾国谈新学数十年而无提倡机器学者，无主张致全力于机器以扩张工商业者，舍根本以驰逐于口耳之空谈，故不能得新学之益而反受新学之害。”他还提出发展科学实业以强国富民的主张，他说：“中国不能自造机器，精研理化，以广兴实业，则无收回利权之望。利权不能收回，则无从言富，不富无从言强，保教保种，议法议政，皆空谈耳！”这能说他是一个观念陈旧，思想保守，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腐儒吗？到1922年，他借鉴西方看中国，见解更趋于实际了。他在《果斋日记》中写道：“欧洲近二百年来，富强本源在机器的发明，能吸收财力，聚敛货财。吾国讲求新政者多矣！其得失不必深求，只问其所办之事，是日以生财者，是日以耗财者。生财则得，耗财则失，无论外表如何整肃，如何文明，倘若内容无生财之希望，而惟耗现有之财以欺人欺己，其为祸烈矣！”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先父能认识到政治决定于经济，经济有赖于科技的这一朴素真理，堪称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爱国志士。
二、治学严谨，博学多通，著述甚丰
先父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在他已任职翰林院编修后，仍是孜孜不倦。在他所著《果斋日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余自三十志学后，昼夜六时亲书卷者为多，近来人事日繁，不能专精读书，良有愧憾。尝默拟定程，以期不入于荒怠，兹书之以自警云。早饭前晚饭后，读书功夫三时要够。早饭后晚饭前应做之事，私后公先。
守此定程，万事纷来吾志莫乱，只此不能守，人乎抑猪狗。”他这种勤奋好学，严于律己和先公后私的精神，今人读之，亦很受教诲。
在治学上，他非常重视实学，反对空谈。他在所著《劝学迩言》中说：“学之患莫大于无用，学之有用者，学之实者也。”还说：
“人有实学，学有实用，而国家亦收得人之实效。”在《果斋别集》中又说：“国运之盛衰，关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关乎学术，学术纯正，才是实学。”他所提倡的“实学”，就是要解决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的重大实际问题。他把孔学与释道之学作了比较，在《果斋日记》中说：“老子、释迦之学皆为上等人说法，故施之人世嫌其过高。”又说：“孔学尽人以合天，佛学舍人而言天，孔学重实行，佛学重空想。”他还把中学、旧学与西学、新学作了比较，看出中学、旧学搞空谈的弱点，西学、新学讲实用之长处。他在《果斋日记》中写道：“欧美各国若无物质机械诸科学之发明，创为制造，致之实用，则所谓哲学者亦与吾国先秦诸子诡辩，宋明诸儒之争、门户别异，同玩弄光景者，同一托诸空谈、寄诸想象耳，乌足弛骋乾坤，左右世界也哉！”他批评那些无实用价值的高谈阔论是一种祸根，他说：“学说失之高，杀人胜似刀。”“日逞空谈，是速之亡也。”还说：“务实者昌，蹈虚者亡，身、家、国、天下无不如是。”1897年他辞去京官回到兰州，应聘任五泉书院讲席时，就作了《力求实学条约》，以规范学院诸生。
先父一生著作甚丰，最重要者有：《果斋一隙记》四卷、《劝学迩言》、《尚书授经日记》、《周易授经日记》、《诗经授经日记》、《春秋授经日记》、《果斋日记》八卷、《果斋前集》、《果斋续集》、《果斋别集》、《辛壬赈灾记》、《兰州五泉山修建记》、《重修小西湖记》、《拙修子太平书》及《陇右轶余记》等十多种著作。从现存的各类著作、150多首诗和200多副楹联的内容来看，先生既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但又不为儒家旧习所束缚，注意到了中西学术的融会贯通，故而在学术思想上可说是当时兰州知识界之翘楚。而在诗歌、楹联成就上也达到了清逸、浑厚、活泼、自然的境界。
先父五十岁后，每于春秋佳日作诗酒之会，常与王紫垣、邓德舆、练吉唐、高献廷、白宝千、王著明、王建侯、颜鹭廷、陆玠平等文人雅士结为诗社，分韵赋诗。他在所著《果斋前记》中说：
“余以诗文自愧无深造之功也，平生所为，偶遇之，偶得之，亦未尝容心于其间。”其实，他的诗学造诣颇深，为诗朴素自然，往往以俚语入诗，能直抒胸臆，无矫揉造作之态。遣词造句，亦复典雅工切。
如1915年立秋前一日雅集五泉山，醉后步石头主人韵：“男儿事业许封侯，要觅桃林去放牛。幻想忽惊三古梦，新诗羞为一身忧。云天飘渺飞黄鵠，烟水苍茫问白鸥。槛外青山楼外树，也应酬我到千秋。”
先父的白话对联，写得更是绝妙，他在修建兰州五泉山时，根据每座殿宇楼阁的不同情景，亲笔书题了130多副楹联，写得通俗风趣，生动活泼，情景交融，意境深远，对仗工整，蕴涵哲理，给人以美的享受。如写在“青云梯”的一副对联是：“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看起来通俗易懂，但包含着深厚的人生哲理，耐人寻味。写于“卧佛殿”的楹联是：“还不起来么？此等功夫怕是懒人都藉口；何妨睡着了，这般时代倘成好梦亦欢心”。写于“摸子泉”的楹联是：“糊糊涂涂将佛脚抱来求为父母；明明白白把石头拿去说是儿孙。”真可谓妙趣横生，幽默无穷。可惜先父的这些佳作和遗墨，绝大部分在“文革”中遭到破坏，幸存者亦寥寥无几。
先父除忠诚于教育，勤奋于著述外，还擅长于书法。从现存的墨迹和手稿来看，书法多体兼备，功底深沉，造诣很高，是陇上著名书法家。其楷书崇尚魏碑，取法颜体，功力深沉，遒劲浑厚；行书用笔舒展，转折精妙，潇洒自如，犹如蛟龙腾波，婉转有致，刚柔相济；隶书更为见长，既有汉碑字势凝重，章法严整的特点，又有篆书古朴端庄的神韵，给人以高雅雄浑的美感。晚年又习绘画，以梅、兰见长。现在观赏先父在五泉山书题的匾额、楹联之遗墨，虽不完整，但不难看出他的文学造诣和书法的精湛。他从50岁以后，便由执教转向以书法谋生，曾以诙谐的笔调写下了这样三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