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一块刻满“金字塔经文”的石雕，上面清晰地雕刻着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金字塔经文”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大白于天下，反而越来越显得深奥和神秘，它的博大精深甚至令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人也自叹弗如这是一幅反映苏美尔文字演变的图表。表中所选的各种字体表明，苏美尔文字在，500年中逐渐发生了变化。有时候，一些字很好理解，比如，表示“伟大”的符号和表示“人”的符号结合起来自然就表示“国王”。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文字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书吏们丢掉了带尖的芦苇，拿起了楔形的笔，在泥板上写出了举世闻名的楔形文字。公元前1800年左右，书吏们创造了一套更抽象的符号，此时文字已与图画文字相去甚远
“译者是亚历山大·勒努瓦，”那位朋友说，“书刚刚出版，是一本小册子，他定名为《新译文》，书里把象形文字全部译出来了。你想想，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勒努瓦?”商博良问，接着摇摇头。他看到了一线希望。他认识勒努瓦已有半年，勒努瓦是一位有水平的学者，但决不是天才。“这不可能。”商博良说。他猛然放开那位朋友，狂奔而去。到了书店。他双手颤抖着点好书款放在柜台上，拿上书之后便迫不及待地跑回家里，坐在破沙发上读了起来。看着看着，他便躺在沙发上，歇斯底里地笑得全身发抖。这样的东西能算得上破译象形文字的作品吗?这本书从头至尾乱扯一通，完全是主观想象和错误的治学方法的混合物。
凭着商博良的学识完全可以识破这一切，但这次打击是商博良永远不能忘记的。他从自己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中觉察到，自己想要使这批僵死的符号起死回生的夙愿是何等的强烈!但实际上是在20多年以后，他才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古代作家有几个人提到过象形文字，到了中世纪，就出现了关于象形文字的各种解释。公元前4世纪时，荷拉波隆对古埃及文字作了详细的说明。荷拉波隆的意见往往被后人奉为圭臬，他认为象形文字是以图示意的。因此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主要着力于探索这些图形的象征性的含义。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之下，许多人就不顾科学地任意乱猜。直到商博良把象形文字译出以后，人们才知道荷拉波隆是大错特错了。埃及文字的发展，实际上早已超过原来的以象征符号表达的方法，例如用三条曲线代表水，用房屋的平面轮廓代表房子，用旗子代表神等等，用这种以形示意的方法来解释古埃及的文字，必然造成严重的错误，
耶稣会会士阿萨纳西奥斯·凯切尔以发明幻灯著称，他在1650年至1654年期间在罗马出版了一部书，共四册，书中有几篇象形文字的所谓“译文”：对照原文，没有一篇不谬之千里。尽管谬误百出，但凯切尔却在认识科普特语的重要性上成为商博良等人的先驱。科普特语是埃及语的最新表现形式，有些学者却不承认研究科普特语的重要性。
过了100年，德贵格内斯在巴黎文字科学院发表演讲时，根据比较象形文字学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中国人是埃及移民的后裔。同一时期，英国却有人把上述的理论颠倒过来，竟然说埃及人的祖先来自中国!
图为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的珍贵的哈里斯纸莎草纸文献插图，表现的是拉美西斯三世正与卡纳克的神祗阿蒙、穆特和孔苏交谈。图上的文字正是世人难以破译的埃及古老的象形文字
人们也许会想，随着罗赛塔碑的出现，这些不着边际的乱猜应该销声匿迹了，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因为问题显然可以解决，所以毫无专业知识的人都要涉足其间。德累斯顿有一位匿名作者，把罗赛塔碑上的残损的象形文字对照的希腊文全文读出来了；一位名叫阿哈麦德·伊本·阿布贝克尔的阿拉伯人也“揭示”了一段文字；接着，东方学者哈默·波格斯韬尔竟不辞辛苦把这篇东西翻译出来，而这位学者是一向以严肃认真著称的。有一位不知姓名的巴黎人声称，他在丹德拉的一座庙宇里的铭文上识别出第一百首《赞美诗》。日内瓦出现了一篇所谓“潘菲力尖碑”上的铭文的译文，据说内容是关于“公元前4000年时善战胜恶的一篇报告”。
这时有人已经发展到异想天开的地步。帕林伯爵表现出了丰富的想像力，他竟然声称自己能把罗赛塔碑的内容一眼识破，这位伯爵只用了一个通宵就大功告成，过了8天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译文。他说自己凭着速战速决，“避免了由于思虑过多而必然造成的全盘失误”。
这个残破的泥板上画了一个图表。经专家鉴定，这个图表写于公元前3000年，记录了苏美尔的食物。里边是一些早期的图画符号，其中一个表示“吃”
尽管周围一片嘈杂，商博良却毫不理会，只是耐心地在那里把材料进行排列、比较和试验，慢慢地前进着。早在1815年，他在一封议论荷拉波隆的信中写道：“这本书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释的不是我们称为象形文字的东西，而是和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的宗教符号，即埃及人用的各种象征图案。我的意见和一般人相反，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没有象征内容的。”
所有当时解释象形文字的做法，无不或多或少来自荷拉波隆。真正破译的方法应该只有一种，它是同荷拉波隆背道而驰的，商博良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图为埃及的一段象形文字。译文大意如下：我的儿子，我的复仇者，门赫普莱尔，愿他永生。我焕发着对你的爱，保护着：我的手，你的肢体，用生命作保障。多美啊，我胸中有你的友情。我将你藏在心中，赞美你，将你的力量及威严传遍各地
今天很难想象，商博良要具备多大的勇气才敢舍弃荷拉波隆的传统而另起炉灶。要知道，荷拉波隆已被人奉为古代文字学权威，这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尊崇亚里士多德、后世的神学家们尊崇古代教会的神父的性质很相似。而且荷拉波隆生活在1500年前，比现在的人更为接近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在普通人的眼里，象形文字不过是无数的图形，而荷拉波隆正是这样说的。
然而商博良却发现象形文字是“字母”，或者更准确一些，照他自己一开始的说法：“不是完整的一套按顺序排列的字母，然而是注音字母。”商博良发现这一事实的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但应该说，从发现这一点后，他就明确地舍弃了荷拉波隆的学说，并且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正确途径。
实际上，商博良一开始想到把象形文字当成拼音字母的时候，他自己都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并且错误地认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现代人懂得，象形文字是一种非常复杂，变化无穷的文字体系。而在商博良的时代，没有人了解象形文字出现的那么多种变体，因为最初的象形文字，是源于公元前3000年前的完全陌生的文化的产物，是一套不断变化的文字。图为汉谟拉比法典的一部分，完成于公元前1800年前，因为时间上的差距相对近一些，其文字的含义已被当时的语言学家破解：“如果一个自由人起诉另一个自由人谋杀，但不能证实，起诉者将被处死”
一整套拼音结构。其它研究象形文字的人，他们也都看出罗赛塔碑上的这些古埃及世俗体的铭文是一种“字母拼成的文字”，然而至此他们就再也没有向前迈进一步。英国学者托马斯·扬由于采用了拼音的方法，因而在破译罗赛塔碑上的古埃及世俗文体的铭文方面作出了贡献，但他的天分却远远不及商博良。
在埃及，商博良见到了那些令他朝思暮想的埃及古建筑遗迹，其中包括古雕像、寺庙和古墓。在众多的古建筑遗迹中，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的停灵庙令他瞩目。它位于德尔巴赫利，一部分是开凿岩石筑成的，一部分是另盖的。庙前有柱廊的院子分为3层，经过两个斜面通往依山壁挖出来的神殿。从远处望去，气势恢宏，蔚为壮观
商博良后来证实，在托马斯·扬译出的221组文字中，有76个是正确的，这就表明托马斯·扬具有非凡的直觉和理解力。商博良则精通十几种古语，由于他懂得科普特语，所以在探索古埃及语的实质方面远较托马斯·扬高出一筹。托马斯·扬不过猜中了少数单字或字母的含义，而商博良找出了语言本身的内在规律。他不是零碎地译出几个字，而是使古埃及的语言变得读得出、学得会了，在找到基本原则以后，他立刻看出，破译工作一定要从若干法老的名字入手。
为何必须从法老的名字入手呢?上面讲过，罗赛塔碑上的铭文是用3种文字表达的同一篇通告，内容讲的是教会授给托勒密·埃庇范努斯王以神圣的荣誉。其中的希腊文是可以直接阅读的，它把这个意思讲得很清楚；部分象形文字当中有一个椭圆圈，里面刻着几个符号，后来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装饰。
可以看出，在通篇铭文里只有这种装饰是用来表示加重语气的，可以有理由认为里面的符号是用埃及文写出的法老的名字，因为只有法老的名字应该是大书特书的。也可以设想，任何具有一般学识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几个组成“托勒密”这个字的字母(古体字母)，从而辨认出哪些是代表这8个字母的象形符号。
事有凑巧，商博良的这个理论在腓力方尖碑上的铭文中得到了证实。这块碑由考古学家班克斯于1821年运到英国，碑上同样刻有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等于第二块罗赛塔碑。同样地，文中也有刻着“托勒密”这个名字的装饰纹样。另外还有一组象形符号，经过同希腊铭文对照，确定为古埃及文的“克娄巴特拉”。商博良把这几组符号上下排列写下来，通过对照，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钥匙，而这也就是打开埃及古文化一切门锁的钥匙。一次胜利的进军
埋头书斋的学者往往弄不到第一手资料来证实自己的理论。往往有些地方令人神游数十年之久，却没有机会亲自去看一看。
商博良在理论上成就非凡，却没有实地发掘过古文物。商博良从青年时代就研究古埃及的历史和地形，多年来，尽管资料缺乏，他仍考证了许多古雕像和铭文的制作时间和地点。每当这时他的脑中就出现一串串的遐想。
披着柩衣的拉美西斯木乃伊
1828年7月到1829年12月，商博良跟随远征队游历了埃及，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当地居民成群地跑来看望这位“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商博良受到埃及人的热情欢迎，同时也接二连三地发现，他的许多想法处处得到证实。例如：对于孟菲斯的古建筑遗迹，他一看就能识别它们的建造时代。他在里特·拉伊纳发现两座寺庙和一处古墓，在撒卡拉发现古代王族的姓氏昂诺斯时，他立即断定这是最早期的埃及王族。
在远征队的船只停泊的丹德拉口岸上，有一座经过历代帝王修建的庙宇。中王国时代的第十二王朝修过丹德拉寺，图特摩斯三世、新王国时代的雄主拉美西斯和他的继承者也派人修过，另外还有托勒密王朝和后来的罗马征服者奥古斯都和内耳瓦，最后是多米蒂安和图拉扬都修建了寺门和围墙。
图为在丹德拉爱神海梭庙内，从下面仰望庙内的屋顶。它曾令拿破仑心驰神往。这是商博良见到的第一座保存完好的大规模的埃及寺庙。因为在那之前，商博良早已通过文献、图片和镌刻的复制品对这个古迹了解得十分详尽，所以当他身临其境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意外
1799年5月25日，拿破仑的军队经过艰苦的行军抵达丹德拉，看到这片雄伟的遗迹时，全军都为之惊叹不已。德赛将军率领全师追击玛穆鲁克王时，在这里竟暂时停止了行进，以便观赏古帝王留下的这些豪华的建筑。商博良在事先早已通过文献、图片和镌刻的复制品而对这个古迹了解得十分详尽，现在他终于身临其境了。那是一个满月当空的夜晚，远征队的15名队员央求队长批准他们上岸。商博良见阻拦不住，便率领大家进入寺内。这是商博良见到的第一座保存完好的大规模的埃及寺庙。从他当晚和后来写的笔记可以看出，他在古埃及研究方面付出了多少心血。他事先在想象中和思想上为那天看到的景象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在看到实物的时候没有什么使他感到意外的，面前的一切无不证实他早已想过的东西。同行者当中有的很有学问，但却都对商博良的学识感到惊异。远征队成员们大多数都把那些寺庙、大门、圆柱和铭文看作死的石雕，一些没有生命的、纪念过去的东西，图为丹德拉的爱神海梭庙内的圣殿。通过光线的幻化，爱神海梭庙内营造出一种神圣的氛围，尤其在月光的照耀之下，更显得气魄不凡。对此，商博良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承认寺庙不愧为建筑上的杰作，但对庙里的雕刻艺术评价不高，认为它们都是衰落时期的作品
而在商博良看来，这些都是一片活着的景象的组成部分。
这次旅行埃及期间，商博良做了大量的解释古迹和破译古文的工作。他常常有所醒悟，新的见解总是层出不穷。他宣布了一项比埃及委员会高出一筹的发现：这座寺庙并不是埃及委员会所说的伊西斯庙，而是爱神海梭庙。它是不是像委员会所说的“极为古老”呢?寺中的建筑实际上是托勒密王朝最后定型的，而且在这以后罗马人又把它装修过。尽管月光之下看来气魄不凡，但商博良还是看出这座寺庙“固然不愧为建筑上的杰作”，但雕刻的“风格却是极不高明的”。他写道：“但愿委员会不要见怪：我认为丹德拉寺的浮雕非常差劲。这是必然的，因为它们都是衰落时期的作品，当时雕刻艺术已经腐朽没落，而建筑作为艺术产物还是比较稳定的，因此这座寺庙的建筑还不至于辱没埃及的神，也值得后世的崇仰。”
今天的狮身人面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侵蚀，它的表面早已斑驳残破，沟壑纵横
3年后商博良逝世了。商博良死后，英国和德国的学者立刻对他的见解群起而攻之。他们把商博良破译古文的方法盲目地斥之为幻想的产物，全然不顾这种译法公认的成就。但商博良得到德国学者理查德·莱普西亚斯的大力支持。1866年，莱普西亚斯发现了堪诺普斯诏书，它是用世俗体埃及象形文字和希腊文两种文字写成的。研究结果完全证实了商博良的理论。1896年彼得·勒·培基·兰诺夫爵士在伦敦皇家学会发表的演说中，对商博良作了应有的崇高评价，这时商博良已经死去64年了。
商博良解开了埃及古文之谜，长期的挖掘工作从此可以展开了。
他们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1998年7月的一天，游人们正在吉萨的狮身人面像前拍照留影。人们一面看着它，一面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古埃及人是出于何种目的、基于何种信仰才建造了这样一个人头、狮身、牛尾、鹫翅合于一体的怪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