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农忙着作画的时候，随拿破仑出征的其他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也在纷纷测量、清点、调查和搜集他们在埃及地面上能找到的东西。他们带回去的除有许多石膏模型、各类备忘录、抄件、素描和动物、植物、矿物标本外，还有几口石棺和27块石雕，其中多数是雕像的碎块。另外，还有一块磨光的黑色玄武岩石碑，上面镌有3种不同形式的文字。这块沉重的石碑就是后来解决许多埃及之谜的钥匙——著名的罗赛塔碑。
这是古埃及的动物石雕。石雕表现的是一只小鹅刚刚挣脱出白色的蛋壳，获得生命，象征着埃及的法老希望自己会有朝一日打碎死亡的桎梏。这是古埃及传说中木乃伊会复活的象征
但是1801年9月，亚历山大市投降了，法国被迫撤出埃及北部的占领区，连同法军远征时运走的法老文物也一并移交给了英国人。这些都是当时极为珍贵的古物，英王乔治三世下令存在大英博物馆。尽管原物都被英国弄走了，但这批文物都已经逐件留下真实的抄本或图片，这些材料足够巴黎的一代学者研究的了。
德农是远征队伍中第一个使用这些资料的人。他在1802年发表了内容生动的作品《埃及北部和南部的行程》。与此同时，弗朗索瓦·若玛开始修订他的杰作，这本书是根据远征的科学家们的收获，特别是德农的大量画稿写成的。这本书的出版是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它空前地把埃及古文化摆在了现代读者的面前。
若玛的《埃及记述》从1809年到1813年陆续出版。这部24册的巨著轰动一时，那种盛况只有后来博塔写的关于尼尼微的书和谢里曼的关于特洛伊的著作可以与之相比。
埃及文化是古老的，比当时人们所知的任何古文化都要古老得多。早在人们还在罗马的国会山上讨论制定未来的罗马帝国各项政策的时候，埃及已经是一个古国了。当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还在北欧的森林里猎熊的时候，埃及已经开始衰败了。按现在的历法计算，埃及法老第一王朝是5000年前兴起的，那时尼罗河畔已经有了灿烂的文化，就连第二十六王朝的衰亡也是公元前500年前的事。
埃及可谓是集古墓之大成之地，而且它几乎到处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包括各种符号、图画、线条、暗号以及无法理解的图形，这是一套古怪的表达方法。形象的来源很多，人形、动物、植物、果实、器械、衣服、编筐、武器、几何形体、波浪和火焰状的线条都可以成为文字。寺庙和墓室的墙上、纪念石刻上、棺材上、墓碑上、神祗和凡人的雕像上、箱子上和黏土器皿上都有象形文字，连墨水池和手杖上都有象形的符号。看来古埃及人是最喜欢写字的古代民族。“假如有人想把埃德福寺里的象形文字抄录一遍，每天从早抄到晚，20年也抄不完!”
埃及是一个集古墓之大成之地，图为从古墓里挖掘出来的珍贵文物。这些木制模型是梅西克提亲王墓中的努比亚士兵，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军队曾与他们作战。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是埃及第十二王朝第五位法老。这座用黑色花岗岩雕刻的塞索斯特里斯三世雕像来自德尔巴赫利
若玛把这样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展现在了欧洲的面前，而那正是欧洲开始既看到科学的力量，又看到历史的价值的时候。
《埃及记述》一书里的各种素描、写生和记述文字当然是极为丰富的，但是作者不能对这些做出解释，因为这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有时试图解释一下，结果也是错误的。书中罗列的古文物自己不会说话，而且只能永远沉默。它们的顺序排列全凭直觉，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具体实际的说明。象形文字根本无法弄懂，这种文字欧洲人从未见过。
图为纸莎草纸文献残片。上面的祭司体文字反映的是对左侧三角形几何问题的处理。该纸莎草纸文献是目前发现的古埃及最大的数学课本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古埃及工程师如何测量金字塔及其他建筑物的高度问题。这份纸莎草纸文献书写于公元前1650年左右。整个纸莎草纸最初长约5米，高33厘米
在若玛时代的人们看来，谁要是能够解开象形文字之谜，无论花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事：拿破仑的一名士兵凑巧找到了一块非比寻常的黑色玄武岩石碑。这块罗赛塔碑是解决象形文字的一把钥匙，但知道其中奥妙的人在哪里呢?
这一块碑出世不久，《埃及信使报》登了一篇谈论这块碑的文章，文章的日期写得颇具革命味道：“共和国7年12(果)月29日。”再巧也没有，这份埃及报纸流传到了一个人的家乡，这个人20年后写出了一篇具有独创性的文章，他竟然读懂了石碑上的文字，从而解开了这个谜。
人类语言史上的惟一天才
著名骨相家弗朗茨·约瑟夫·高尔博士周游法国，到各地宣讲根据颅骨判断性格的理论。一次在一个巴黎人的家里见到的一个法国少年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从颅相学看来，那少年头骨的形状是极为不凡的。他一看见就赞叹道：“这是个语言的天才!”这个16岁的少年当时除谙熟拉丁语和希腊语外，还精通6种东方语言。
这个天才就是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这块墓碑上面雕刻的象形文字说明下面手拿剑戟、身穿短裙的贵族人物是奈切尔一阿拜拉夫王子。他是早期法老斯奈弗鲁宫廷中的一位高官。据象形文字记载，该王子不仅是祭司。皇家书吏，而且还兼任皇家法官及“使节团首脑”——很可能是涉及外事的一种职务
法国的菲济克小镇住着一位卖书的商人贾克·商博良，他的妻子因残废长期卧床。1790年，当医生们都束手无策的时候，贾克请来了魔术师贾库。根据几种史料记载，那巫师贾库把病妇放在加热的草药垫上，并给她喝热葡萄酒。他说，如果照他的嘱咐去做病人很快就可以痊愈。出乎病人家属意料的是，他还断定病妇的腹内有一个男胎，不久就要分娩，并且说，孩子长大之后成就不凡，并将名垂千古。
第三天病妇就起了床。1790年12月23日凌晨两点钟，象形文字的天才释读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诞生了。
小弗朗索瓦生下来以后，人们看出他的两眼的角膜竟是黄的，这是东方人普遍具有的特点，在西欧是极为罕见的。他的皮肤也是黄色的，而且脸形也具有鲜明的东方人的特点。20年后，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人们叫做“埃及人”。
图为《亡灵书》的一章。其中的象形文字大意是：确保死者的心脏与死者共存。用黑笔框起来的那段象形文字可以翻译为；“我的心脏在我的心房里，在我休憩之处。”在商博良最初看到这些纸莎草纸文献上的象形文字的碎片时，并不能了解它们的真正含义
据一篇传记记载，让—弗朗索瓦刚刚5岁就开始翻译古文了。他先是凭记忆记住一批古文字，然后同原文对照，用这种方法自学辨认古文。他的哥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语言学家，同时喜欢考古学。因为当时商博良学习不好，哥哥就在1801年把他带到了格兰诺勃尔去，亲自教育他。11岁的弗朗索瓦很快就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表现出了罕见的天资，接着就专心学习希伯来文，进步也是惊人的。
就在这一年，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让-巴普蒂斯特·傅立叶同这个通晓多种语言的孩子谈过一次话。傅立叶参加了埃及远征，后来在开罗的埃及学院任秘书。他还在法国驻埃及军政府里作委员和司法长官，而且是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这时他是伊赛尔河区行政长官，住在省会格兰诺勃尔，他的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批知识界的人物。在一次视察学校时，他同弗朗索瓦辩论了一个问题，颇为赏识弗朗索瓦那超群的智慧，不久就邀他到家里来作客，并且给他看了自己在埃及搜集到的文物。这位少年初次看到那些古代纸莎草纸的碎片和石片上的象形文字，就非常喜爱。“有谁认识这些字吗?”他问，傅立叶摇摇头；“我会认识的，”小商博良满怀信心地说，“过几年就可以，那时我就长大了。”
埃及古墓中发现的残存纸莎草纸文献《亡灵书》的片段。埃及人将其中的某些章节放置于死者身边，认为它们将有助于死者顺利进入幸福的来世生活。这个纸莎草纸文献抄写的是《亡灵书》第72章的内容，讲述了死者对神明的祈祷，允许死者从坟墓中再现，并且能重见天日。寄托了亡灵死去之后期望又重新复活的美好愿望
商博良不断地向着最深奥的知识领域进攻，接连攻下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他12岁就完成了第一部著作，13岁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和科普特语。凑巧的是，不论他学什么还是做什么，都或多或少同埃及文化有关，每当他着手研究新课题时，就会有意无意地向着埃及问题靠近一步。他涉猎了中国古文，为的是考察中国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间有无联系。就这样，商博良根据手头所有的资料编成了埃及法老王朝的第一部历史年表，那是1807年的夏季，商博良刚刚17岁。
这称得上是个大胆的尝试，因为商博良当时可用的全部资料不过是《圣经》上的片段和零散的不尽准确的拉丁、阿拉伯和希伯来文资料，此外只有对照一下科普特文本了。科普特语是惟一的同古埃及语关系较近的语言，直到17世纪埃及北部还流行科普特语。
教育当局得知商博良希望到巴黎进行研究工作时，就请他自己命题写了一篇论文。他们以为他只能写出一篇普通的学生作文而已，哪里想到他竟写出整整一本书的构思，书名叫做《法老统治下的埃及》。
1807年9月1日，商博良宣读了这本著作的导言，听众是格兰诺勃尔市公学的全体教师。身材瘦长的少年挺立在讲台上，态度严肃，脸上闪耀着天才的神采，他用大胆的论证和严密的逻辑阐述了自己的论点。教师们听后大为赞赏，当场就选他为教师，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校长雷瑙尔顿挺起身拥抱了商博良，对他说，“我们是根据你已经取得的成绩选你做教师的，但我们相信，你未来的成就决不止于此。”
不久，商博良和哥哥一起来到巴黎，因为他知道巴黎是欧洲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这里，他见到了罗赛塔碑的复制品。
图为保存完好的写于公元前3300年前的纸莎草纸文献书籍。当时流畅的祭司体文字(即通俗体文字)已被广泛使用。虽然历经几千年的风沙，它上面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见。它讲述的是一个法老平息叛乱臣民的故事。第一行这样写道：“我为战斗而惊醒，待恢复知觉后，我意识到这是一场战争。倘若我有时间拿起手中的武器，我就会将叛乱平息”
前面说过在辞别傅立叶时他已经看过这块碑的抄本。那些刻在玄武岩上的象形文字不时闪现在他的脑海里。他那黄脸上的黑眼睛闪着光：“我要把象形文字译出来，我一定能做到。”
罗赛塔碑的原物约有桌面大小，长3英尺9英寸，宽2英尺4英寸半，厚11英寸。碑体为磨光玄武岩，“硬得像榔头”。这块碑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士兵在尼罗河畔罗赛塔西北的一座要塞挖掘出来的，所以被称为罗赛塔碑。罗赛塔碑是一块刻满符号文字的黑色玄武岩板，在碑的一面镌刻着三段文字，经过2000年的风沙侵蚀，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第一段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共11行；第二段是通俗体文字，共32行；第三段是希腊文，共54行。
拿破仑手下一位懂希腊文的将军曾翻译过这段希腊文字，这是公元前196年埃及教士写的一道教令，内容是赞颂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法军在亚历山大港投降之后，从埃及挖掘出来的许多珍贵文物都被英军所获，并送到了大英博物馆。这尊珍贵的雕像是从位于吉萨的哈弗瑞神庙地下的一个坑中挖掘出来的。雕像中鹰神荷鲁斯栖息在国王哈弗瑞的御座上，拥抱着法老，把它的保护赐给法老。这个杰作是由坚硬的闪长岩凿劈而成的。工匠们把它磨得很光滑，能让人一眼就看出人物的轮廓
密·埃庇范努斯功绩的。
亚历山大港的法军投降后，这块碑和法军从埃及弄走的许多文物一起被运到大英博物馆去了。幸亏法国政府早已命人把这块碑和其它文物都做了石膏复制品。这些复制品运到巴黎之后，学者们就聚集在周围进行了对比研究。
之所以是对比研究，是因为三段文字的安排本身就说明它们的内容是相同的。《埃及信使报》已经说过，罗赛塔碑上可以找到通往这个过去的王国的钥匙，通过它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来说明埃及”。在正确地译出那段希腊文以后，再设法找到希腊文字和那些象形文字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应该是并不十分困难的。
参加这项工作的都是当时最有名的学者，翻译工作在英国(使用罗赛塔碑原物)、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同时进行，结果却毫无成果。
商博良的哥哥商博良-菲济克原来有一位老师名叫德·萨西，住在巴黎。德·萨西当时49岁，在知识界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关于商博良的《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他只看到过导言，而书中提出的计划就连作为专家的他也承认在有生之年是无法实现的。对于这样一个天才青年，德·萨西一时不知应该如何评价。然而很久以后当他回忆起初次见到商博良时，谈到这位青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就在商博良见到他的当年年底，这本书就差不多写成了。
商博良也投身于象形文字的研究工作中去了。他埋头在图书馆里，奔走于科研机构之间，学习了梵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还写信给哥哥，请他给自己弄一本中文语法，说是“为了消遣”。
又过了一年，他就学会了科普特语，既能说又能写。他用科普特语写日记，这只是为了练习，谁知这种怪癖的结果竟在40年后酿成了一则有名的笑话。一位法国科学家看到这些日记，竟把它们当成马库斯·奥列留斯·安托尼努斯时代的埃及古文，并且特地写文章加以论述。即便如此，面对那他一直向往着的神秘的罗赛塔碑文，商博良却一直犹豫不决，因为他自认为要对付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本身的条件还不成熟。
当他后来看到了罗赛塔碑的复制品以后，再也控制不住，有些跃跃欲试了。他把它和一篇用纸莎草纸写成的古文对比了一下，感觉已经能够“弄清楚整整一行字母的正确意思”。
破译“天书”
然而就在他做了初步工作，并且已经知道坚持下去就可以功成名就的时刻，却遭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那些象形文字已经有人翻译出来了!
一天，商博良到法兰西学院去，路上遇到了一位朋友，朋友告诉他说已有人翻译出了这段象形文字，还出了书。商博良听到以后面色苍白，摇晃了一下，赶紧抓住那位朋友才没有倒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