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桂贞的眼睛低垂着，没有再说什么，也不再进行劝阻。尽管她明白丈夫这个行动，眼下只会给他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麻烦和打击，她也只好陪着他去承受那可想而知的痛苦。
三
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新的一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
除夕之夜。饭桌上比往常多摆着两盘菜。老夏的食欲向来不错，三杯酒，三碗饭下肚以后，脸上泛着红光。
妻子病了，吃不下，她在一旁不转眼地望着他。她那很快消瘦下来的脸上，没有痛苦，也没有假装的快乐；只是眼神里却藏着一抹忧郁的阴影。
老夏把椅子搬回书桌前面，同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翻着报纸，一直等两个儿子收拾好碗筷回到他们自己的卧室去以后，他才站起身来。
“今晚还要去么?”秦桂贞轻声问了一句，眼睛没有离开丈夫。
老夏耸了耸肩膀，那意思表示：有什么办法呢?他拿起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又从门角里提起那块大铁牌，苦笑了一下，望着妻子说：
“你答应我，今晚上你可千万别到剧场去了，外面风大，满街泥泞。你再吃一道药就睡吧。”
秦桂贞没有言语，她从床头上拿起那条黑绒线织成的长围巾给他围在脖子上。老夏说：“围着这个玩意儿可不行，丢了又太可惜。前晚上‘站台子’的时候，我们的老县长老郝同志脖子上就围着一条围巾，因为老头子感冒了。可是人家不许他围，几把给扯了下来往台下一扔……”他说着，便把围巾取下来，折叠好放到床头柜上。然后，便出门去了，手上那块写着“全县最大的走资派夏明远”的大铁牌碰在门框上，发出当啷一声脆响。妻子送他到楼梯口，望着他那高大的身影消失在楼下转角处以后，才回到屋里。
老夏走了，似乎带走了她的心，只觉得什么都是空荡荡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没有心思做事，也没有心思去思考什么，只感到精神恍惚，被一种恐怖和忧愁紧紧地缠绕着。
这些日子，为杨织的事情，正如秦桂贞所预料的那样，又惹下了新的灾祸。
本来，事情是进行得很隐蔽的。秦桂贞是个细心人。那天，她按老夏的意思，给杨织送去一套新棉袄，农业局长老王也跟她一同去了，当下就商量好了杨织进城的事。农场归农业局管，老王以“工作需要，戴罪立功”为名调人，农场的几个派头头也不好说什么。可是，这年月，生活全都不按常规了，消息很快传到局里，局里的几个派头头马上抓住了老王的把柄，把他批斗了一场。不消说，老夏的“问题”也就更大了。秦桂贞为此又气又急，加上奔波劳累，就病倒了。她埋怨自己道：“当初我不该答应去看望那个杨织，虽然那是一个可怜的人。我那样做，鼓励了老夏的莽撞。哎，我为什么不坚持劝阻他呢?我为什么给他增添新的痛苦呢！”
老夏的行动进一步受到了限制。除了回家吃饭睡觉，就只能待在县委机关里；连下乡劳动也不准他去。他焦躁不安，仿佛在期待什么。
昨天晚上，家里来了一个农民，四十岁左右年纪，身穿青布棉袄，腰间缠着一条粗绳，黑脸膛，浓眉阔嘴。秦桂贞不认识他，吓得什么似的；老夏却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接待他，忙着递烟倒茶，叫妻子去为他热饭。老夏问：“跑八十多里路进城来，不是有什么急事吧?小麦长得怎么样?这一冬，积了多少肥?那条环山水渠挖通了吧?”那农民听着，眼里含着泪，不回答老夏的询问，却用急促的低声说：“夏书记，我们听说你被他们……哎，我们好着急啊！大伙商量，决定请你到我们那儿去避一避，吴家沟远离县城，偏僻得很，他们不会晓得，过些日子，风浪过去了再回。事不宜迟，今晚就走！我带了几个党员来，他们在城门口等着的，这就走吧！”
老夏听着，先是吃惊，接着眼里闪过一丝温柔的光，两颗滚烫的泪珠落了下来。
“今天黑里，街上乱纷纷的，好像要出啥子事呢！”那农民催促道，“走吧，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老夏终于摇了摇头说：“多谢同志们的好意。眼下，我不能走。看样儿，这风浪是不会很快平息的，躲，是躲不过去的。”
“那……”
农民失望地看着老夏。秦桂贞端了饭菜放在桌上，客人摇了摇头站起身来。
“坐下！”老夏突然说，“老吴同志，我想托你们办一个事。”
老吴急切地问：“啥事?你说吧！”
“有一个人，是专门研究水稻的专家。他眼下处境很艰难，我们想给他创造一点工作条件，可是，县委也遇到了困难。”
“你是说，让他到我们吴家沟来?好，没问题，我们会养活他的！”
“他在农场里，已经失去自由。”
“是‘反革命’?”
“不是！是个好人。一个知识分子，是我们党需要的人才。他不会白白叫你们养活他的，他有办法可以使你们的水稻增产。”
那个农民接受了老夏交给的任务，饭也顾不上吃，就走了。秦桂贞收拾饭菜时，不安地望着老夏，问道：“他们用什么办法把杨织从农场弄走呢?”
老夏苦笑一下，摇了摇头，说：“办法么，他们会有办法的。唉，这年头，一切都反常了。”
是的，一切都反常了。老吴走了以后，也没有听到消息。
过了好一阵子，秦桂贞终于又同往常一样，紧了紧衣服，换了一双胶鞋，把丈夫的围巾抱在怀里，向门口走去。
然而，就在这时，有人轻轻地敲门，接着，传来询问的声音：
“夏书记，老夏同志在家么?”
不知怎么，这些日子里，只要有人敲门，她就会生出一阵本能的紧张。她立在屋子中央，回答道：“不在家。”
“呵，是秦……秦老师?”
“你是——?”
“我是杨……杨织。”
秦桂贞大吃一惊，差点儿吓得晕倒。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一点之后，才心事重重地把门打开。果然是那位白发苍苍的杨织站在门口，身上穿着老夏派她送去的新棉袄，脸上挂着兴奋、谦和的神情，蹑着脚走进屋里来。
“秦老师，我一下就听出了你的声音。咳，可我没想到是你。——虽然，你到我那儿来过三次，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是老夏的……夫人！咳……”
秦桂贞也不由得露出一丝亲切的微笑，给水稻专家递过一杯热茶，关切地低声问道：“这么说，事情进行得还顺利?他们……”
“是的，他们，农民兄弟……刚才可把我吓了一跳。路上，他们把这次‘劫狱’的根由告诉了我。多亏老夏和你帮助啊！”
“快别这么说吧！”
“吴家沟的队长老吴同志真有办法，他很热情。一路上他对我说，就在吴家沟落脚生根吧，等到开春，就搞‘杂交水稻’的研究。他说，这是夏书记关照的。夏书记对‘杂交水稻’的前景寄托着很大的希望呢！”
看来，这位科学工作者对能离开他那个处境，感到十分兴奋，情绪比以前好得多了。秦桂贞也暂时忘却了眼前的烦恼，为他高兴。她说：“不仅老夏对‘杂交水稻’热心，好多人都在谈这个题目。老夏说，我们县几十万亩水田，以后非来一个种子上的革命不可。哎，我们不懂那门学问，可是，只要能大增产，谁不高兴啊！”
杨织的眉毛跳动着，两眼闪光，兴奋得像一个天真的孩子。热爱科学、渴望着为农业增产贡献力量的水稻专家，对于什么辛酸、痛苦、太容易忘记了。他一点也不记恨别人，只要能给他工作的机会，给他为人民作贡献的机会，什么他都不计较。他对老夏充满由衷的感激。他是在今天擦黑时分，当吴家沟的一群农民来到农场，趁大家在饭堂吃饭的工夫，拥进他的小屋，说明来意，将他带走的。路过县城城外，他要求停一停，想去见见县委书记，开始老吴不同意，可是当老吴看到他两眼闪着泪花，也不能不同意他这冒险的打算，便陪他到这儿来了。
“老吴同志护送我来，他在楼下等着。”杨织说，“我只想见夏书记一面。我没有见过他，有时我在自己的想象里揣摩着他的模样。我们党有这样的干部在工作着，奋斗着，人民的事业有希望。天，垮不下来！”他的声音里充满兴奋和激动。可是，当他看到秦桂贞脸上不安的神色，眼眶里分明有一片阴影，他突然住了口。他从兴奋中跌回到严酷的现实里，一时找不着话头，过了一会，终于忍不住问：
“秦老师，夏书记，他——?”
“还好。是的，就是忙，忙啊。”秦桂贞转过身，拿水瓶给科学家的茶杯里又斟了一点水，竭力掩饰自己的不安。“老夏身体还可以。不过……”
“呵?”科学家担心地吐出一声。
“这会儿恐怕还不会回来。”
“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在哪儿?我真想和他谈谈啊！他们在批斗他吗?”杨织突然激动起来。
秦桂贞心里一怔。她不愿告诉他老夏现在在哪儿，怎么能再去伤这个老人的心啊！她忙避开了他探询的目光，掉过脸去，无限悲戚地对着旁边丈夫一向爱坐的那把空着的旧藤椅。她只好撒了个谎：
“他常常是深夜才落屋，有时候，下乡去了，夜里就不回家。老杨同志，眼下情况有些紧急，你还是先随吴队长他们去吧。改天我让老夏到乡下看望你。”
“不必。”杨织微微欠起身来，从秦桂贞的神色里他终于明白老夏此刻在什么地方，不由得更加激动起来，声音颤抖着，“秦老师，你和老夏为我受苦了。我……我不知该怎样……感激你们……”
“啊，不不！”秦桂贞赶忙拦住他，“他……他……你请坐一会儿吧，我这就找他回来。”她哽咽地说着，一转身，便抱着丈夫的围巾，匆匆出门去了。她不愿意让杨织看到她的眼泪。
但是，杨织却捂着脸，老泪纵横了。原来，他固执地说服那个坚强的吴队长，弯到老夏家里来，只是一心要向这位知痛知音的老夏同志诉诉衷肠。一时心切，竟没有想到老夏的处境比自己更为艰难啊！“今夜，他准是在哪儿‘站台子’挨批斗呢！”杨织捶打着自己的脑袋。他如痴如迷地站了好一阵，最后，走到老夏的书桌边，拿起铅笔，在老夏用的一叠稿笺上端端正正写上如下的话：
“请党放心。决不辜负党的嘱咐，人民的期望。保重，保重！”两滴热泪滴在稿笺上。他犹豫一阵，终于没有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放下铅笔，毅然出门去了。
四
等待，是最折磨人的，何况是在这样一种景况下。秦桂贞来到剧场门口站了大约半个小时。暗蓝色的灯光，在泥泞的街道上投下她孤零零的身影。又湿又冷的风在窄窄的空洞的街筒子里嗖嗖地刮着。她等啊，等啊，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向她袭来。她的瘦削的肩膀瑟瑟地抖。她迈开脚走过一段满是瓦片砖块的空场地，上了几级石梯，接近了那个高大建筑物。旁边有一道敞开的“太平门”，她站在门口向池座里一望，不由得大吃一惊：宽敞的大厅里空荡荡的，一个人影儿也没有。她抬眼向舞台上望去，只见强烈的聚光灯照着几张愤怒的脸孔，那些人正在对老夏吼叫：
“你耍的啥子阴谋啊?开会的人为啥子不来呀?”
老夏淡漠地望着那些人，没有回答。在他的旁边站着老县长，两手扶着胸前的黑牌，伸长了颈脖子向大厅里张望，脸上浮起一丝胜利的微笑。
“阴谋！阴谋！走资派的阴谋！”人们七嘴八舌地叫嚷道。
“这个批判会今晚还开么?”有人问。
一个大嗓门回答：“咋个不开?叫他两个老头子给我上街去喊！去传锣！非开不可！”
“对！非开不可！”
接着，人们给老夏手上塞了一面大团锣和一根棒槌，老县长也得到同样的一副。人们对他俩吩咐：“上街去传锣，把人叫来开会！你两个一个往北街走，一个往南街走，半点钟以后回来！”
不多一会儿，挂着铁牌的夏明远提着大锣出来了，上街了。他的妻子秦桂贞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往南的街道上，夫妻俩慢慢地踏着泥泞往前走着。
“你哭了么?别哭啊，别哭啊！”老夏对妻子说，“应该笑，你没发现么?人民对这一套已经厌倦了。那位生产队长老吴说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着人民，想着未来，你就不觉得怎么痛苦了。真的，冬天过后，不就是春天么?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有多少工作要去做啊！”老夏的话，断断续续，像一阵春风在妻子的心中吹拂。虽然道路是那样泥泞，虽然气温还在下降，好像那春天真的就要来了似的。
偶尔一声锣响：“嘡……”吓人的声音消失在小街的尽头。
他们来到自家的窗下，秦桂贞站住了。她仰脸看着窗上透出的灯光，突然对老夏说道：“杨织同志已经逃出来了。你刚出门一会，他就秘密来到我们家里，说是一定要见一见你，这会还坐在屋里哩！”
“是么?”老夏兴奋地把团锣和棒槌往妻子手上一递，“等一等，我去看看！”说着，就向楼梯口奔去。
秦桂贞想了想，望着丈夫的背影，凄然一笑。像下了决心似的，敲着锣，踏着泥泞，艰难地沿街向南走去。
“嘡！……”锣声在夜空中回荡，被寒风卷得很远，很远。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