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云南，和珅马不停蹄的突击审讯了李侍尧。而李侍尧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审讯，一时间也缓不过神来，把自己的一些过错和盘交代了出来。但是，这些过错多少有些不值一提，比如，他说自己曾经以三千两的价格将一枚珍珠强行卖给昆明知县。还将另外一颗珍珠以两千两的价格卖个别的属下。这样七凑八凑的，前前后后凑足了白银三万五千两。但是这个数字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事实上，李侍尧的一个家奴在京城之中就有六处房产，田地数倾，一个奴才的财产都如此丰厚，主子的财产自然不会只有三万五千两。
李侍尧的钱财到底有多少，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些钱财也不全是他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要交给皇帝的。清朝时，大臣们在逢年过节时要向皇帝、太后进献贡品，而这些贡品的采购大臣们是要自掏腰包的，一个大臣一年的俸禄也不过几百两银子，哪里买得起奇珍异宝，所以只能变着法的贪污。
李侍尧在两广总督任上的时候，掌控着广州海关这样的肥水衙门，这活儿让他讨了极大的便宜，平日里靠着和洋人打交道，就能弄到不少稀奇古怪的贡品，这些东西值钱不值钱且不说，它们总是能够博得乾隆皇帝的欢心。有一次，李侍尧从洋人那里弄来了几件西洋钟表，乾隆爷看过后甚是欢喜，还为此给李侍尧传旨说：“此次所进镶金洋表亭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的多觅几件，再有比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几样来。钦此。”
后来，李侍尧从两广调任到了云贵。这让一向讨皇帝欢心的李侍尧犯了难，每到过节时都不知该进贡何物，进贡的东西不好吧，皇帝难免怪罪下来，可是进贡好的，又去哪里寻找呢。当时云贵地区盛产金银，所以李侍尧便趁着职务之便，开始为皇帝准备一些金银锻造的绝妙工艺品，这样一来，他就是想不贪都不行了。
李侍尧贪污索贿，虽然与为皇帝进贡有关，但是李侍尧这个人聪明的很，和珅提审他的是时候，他就咬准了只承认那三万五千两钱款，并咬准了是自己一人所为。既不说其他万贯家私，也不把责任往皇帝身上推。这让和珅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按理说李侍尧之罪，和珅完全可以判个斩立决，因为乾隆皇帝对贪官污吏可以说的上是深恶痛绝，只要他亲自过问的贪污案，没有一个大臣能够幸免遇难的。乾隆六年（1741年），兵部尚书鄂善仅仅因为受贿了两千两白银就被正法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云贵总督恒文因为勒索部属被乾隆知道，吓得自杀身亡。当年，山西巡抚蒋洲因为在任内侵吞帑银二万两，被乾隆下旨处以极刑。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慧贤皇贵妃的弟弟两淮盐政高恒因为侵吞盐款，案发后即被处死。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将以开矿营利肥私的贵州前任巡抚方世隽、现任巡抚良卿正法。
依此惯例，李侍尧可以说是死罪难逃了，皇命在身的和珅只要点点头，李侍尧的人头就回落地。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和珅并没有马上将李侍尧斩首，而是写下了：“处以斩监候，籍没全部家产”的处理意见。这斩监候和斩立决可大有不同，斩监候意味着李侍尧项上的人头暂时保住了，杀与不杀，皇帝你自己决定，我和珅不替你做这个主。
和珅的奏折到了北京后，朝臣们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内阁大学士、九卿一致认为应该对对李侍尧加重惩治，让和珅就地斩首。而安徽巡抚闵鄂元认为李侍尧功大于过，罪不至死，希望皇帝能够网开一面，让李侍尧戴罪立功。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三日，乾隆帝颁发上谕，阐述不杀李侍尧的理由并作出对李侍尧最后的裁决：
各省督抚核拟李侍尧罪名一案，业已到齐。李侍尧以大学士兼管总督，受恩最深，乃敢营私败检，骄纵妄行，实出意料之外。核其情罪……较之从前恒文、良卿贪婪法，致罹刑宪，情节实约略相等。惟恒文甫任督抚，即肆意婪赃，平日又无出力办事之处；李侍尧则身任总督二十余年，如办理暹罗，颇合机宜，缉拿盗案等事亦尚认真出力。且其先世李永芳，于定鼎之初归诚宣力，载在旗档，尤非他人所可援比。是以，前于尚书和珅等照例定拟斩候，大学士、九卿请改立决时，朕复降旨，令各省督抚等各抒己见，确议具题，原欲以准情法之平。
兹各省督抚大率以身在局中，多请照大学士、九卿所议，而闵鄂元则以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为中外所推服，请援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具奏。是李侍尧一身之功罪，原为众所共知，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则罪议惟轻，朕亦不肯为已甚之事。李侍尧着即定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余着照大学士、九卿原拟行。
和珅接到皇帝的旨意后，星夜兼程押运李侍尧回到北京，一路之上对李侍尧客客气气并无半点欺凌。李侍尧回到京城后在天牢里呆了连半年都不到，就被皇帝特赦了出来，以三品要员身份奔赴兰州办理军务，在镇压苏四十三挑头的回民起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没过多久，李侍尧取代获罪的勒尔谨，代理陕甘总督，第二年，乾隆皇帝就授予李侍尧头品顶戴，加太子太保衔，再后来李侍尧又出任户部尚书。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后，命他出任闽浙总督，并作为功勋卓著的功臣将其画像陈列于紫光阁。
很多在和珅去云南时揣测，和珅深知皇帝的意图，既然皇帝对贪官那么痛恨，理应是斩立决了。可是和珅却并不这么想，在皇帝派他去处理此案时，他就明白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自己不能有丝毫差错。李侍尧是皇帝的近臣，如果自己轻易判了斩立决，皇帝难免会在心痛之余找自己的麻烦。可是如果自己定的罪轻了，满朝文武都会以此为依据，对他进行攻击，到时候连皇帝恐怕都保不住他。而斩监候既给李侍尧定下了重罪，又把这一难题推到朝臣那里去，最关键的是他暂时的保全了李侍尧的性命。
除此之外，和珅在审理李侍尧案件时发现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李侍尧案与云贵总督恒文和浙江巡抚卢焯两人的贪污案件不同，前者自始至终都把错揽在了自己一个人身上，没有提跟皇帝有关的任何事。后两者则不然，他们都将自己的贪污归罪于进贡上，这就将罪名直接扣在了乾隆皇帝的头上，乾隆岂能不将他们处死。正是领悟到这一点，和珅才没有对李侍尧加以重罪，而这也正是乾隆皇帝所期待的结果。
李侍尧一案，和珅办到皇帝心坎上。乾隆颁旨，将和珅擢升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后和珅抵京面见皇上，对云南盐务、钱法、边事等提出建议，乾隆帝均一一采纳实施。并授其为御前大臣、镶蓝旗都统，使他成为手握兵权的亲信大臣。
二、对乾隆的照顾体贴入微
乾隆年间，朝鲜使节经常出入京都，他们曾将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京城内有佛铺子，互相卖买。朝臣有此作为贡献，皇帝亦以赏赐贵臣。千秋节晨朝，有进贡覆黄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闻是户部尚书和所献”。
从这段记录中不难看出，和珅为了讨好乾隆，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事实也的确如此，为了满足乾隆穷奢极欲的生活，和珅总是在想方设法的搜索民间的古玩与珍宝，供乾隆皇帝把玩。
除了孝敬乾隆喜欢的物件外，和珅对乾隆的关心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这连皇子们都望尘莫及，鲜使者有这样的记载：“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以溺器进之”，试问这样贴心的臣子，作君主的怎么会不喜欢。而且和珅在乾隆面前从来不说自己是臣，而说自己是奴才，只要乾隆有指示，和珅就会毫无条件的去执行。
乾隆皇帝喜欢诗文，和珅就在诗文方面下足了功夫，他平时以“骚人”自居，闲暇时经常和文人们切磋诗词，在这方面很多文人墨客也自视不如。和珅多愁善感，喜欢将内心的细微之情通过诗歌表达出来，这也让他能够更好的以诗传志。嘉庆元年（1796年），太上皇乾隆作了一首《重华宫茶宴诗》，并命令廷臣按其字韵吁嗟作和诗，许多人作得都让乾隆不满意，只有和珅的“帝典王谟三日若，驺虞麟趾五吁嗟”赢得了乾隆和嘉庆皇帝的夸奖。
乾隆还爱好书法，尤其喜明代董其昌的字体，为此还专门让文臣们编辑了《淳化阁笔帖》、《清爱堂法帖》等字帖。和珅知道乾隆的爱好，便努力练习书法，他的书法不学董其昌，也不学王羲之，专学乾隆的笔迹，以至于后来人们已经分不清乾隆和和珅的笔迹了，乾隆对此也甚是满意，后来还时常让和珅为自己代笔书文。
除了投其所好外，和珅还将乾隆的每一件事都放在自己心上，在乾隆八十大寿的庆典上，和珅再次将自己对乾隆的体贴入微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皇帝就早早策划办理他的八十大寿庆典。可是这个时候，朝廷上下都在忙着镇压林爽文起义，再加上多年的饥荒，使得大寿如何庆办成了难题。为了避免激化矛盾，庆典的事情就这样耽搁了下来。
次年，林爽文被朝廷捕杀。朝鲜国的大使对当时的情形进行了记载：“彼地事情，则近岁饥馑荐臻，各省失业之民相聚为盗。至于台湾之林爽文，则兵众势力，最为难制，戕杀官长，夺据州县，皇帝命将讨之。自丙午九月至去年十月，互相胜败。皇帝续遣阿桂等三大将，大加剿戮，几尽扫清，生擒林爽文，今已班师”。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叛乱虽然得以平息，但是满清王国依然动荡不安。
这年三月十四日，乾隆皇帝仍然诏告天下开始筹备自己的八旬寿庆，乾隆皇帝在谕令中称：
上年八月，王公大臣及直省将军督抚大吏等，以乾隆五十五年朕八旬万寿，吁请举行庆典，朕因王公内外大臣等身际昌期，久承渥泽，胪欢祝嘏，出自积成，且朕自临御以来，亲理万机，孜孜不倦，五十余年如一日，兹仰荷上苍眷佑，列宗垂庥，膺受纯熙，锡光笃庆，躬跻上寿，五世一堂，实古所未有，允宜光昭盛轨，以答景贶。右却而不行，转党矫情，是以特俞所请，并恐王公、内外大臣等过事铺张，业经谆切谕令，祗照圣母皇太后六旬七旬、八旬万寿应典之例备办，毋得稍有加增。现在王公内外大臣等，因朕俯允所请，踊跃欢忭，亟欲抒诚，其庆备仪文典礼甚钜，若不专派大臣董理其事，恐承办之员未喻朕意，仍不免踵事增华，致滋繁费，非所以体朕嘉与诸臣效诚献悃之心也。
诏书下达后，乾隆皇帝还让阿桂、和珅组成筹备组，摆开了一副大办的阵势。然而不幸的是，乾隆五十四年全国范围内遭遇了灾荒，据朝鲜使臣记载：“彼地年事，昨年夏秋之交，久涝伤稼，辽阳以东殆同赤地，方自官散银赈。自沈阳至山海关，比辽东稍胜，而犹逊于关外。饥民之号丐者，至燕京相续。昨冬酷寒，皇城内冻死者甚众。惟此根本之地，多有失所之民者，纵云饥馑之所至，亦似挤济之乖方”。社会经济凋敝，百姓生活日益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操大办皇帝的寿辰庆典，实在有些不适宜。
乾隆当然要表现出一副爱民如子的姿态，一再说自己的寿辰典礼量力而行，要节省财力物力，以体现自己体恤百姓之心。但是话是这么说，作为筹备组的负责人和珅怎么敢将皇帝的寿辰庆典当做儿戏，再者，和珅比别人更理解乾隆在想什么，在他看来，皇帝这番话不过是一番客套话罢了。
皇帝不想动用国库，可是寿辰又要大办，那钱从哪里来呢？这个和珅自然有办法，他给各级地方官员下令，要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仅如此，还向地方乡绅巨贾募集钱财。于是便有了：“营办之资无虑屡万万，而一毫不费官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内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以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方自南京营造，及期输致云”的记载。
在国库紧张的情况下，和珅不动用国库中的一两白银，就给皇帝办了一个风光热闹的庆典，一方面体现了乾隆抚恤民心的慈悲，一方面又满足了他内心对奢华寿辰的追求。可以说和珅所办之事，是处处都办在了的皇帝的心里。有着这样一个体贴的臣子，做皇帝的哪能不欢喜呢？
§§§第三节 在贪得无厌中饱私囊
一、 设立议罪银制度
贪污受贿看似简单，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技术活。下面的官员们，绞尽脑汁也不过是贪些小钱，和珅根本不会将这些钱看在眼里。如何建立一种稳定的敛财手段，让自己贪污名正言顺，又能贪到大笔金银，这才是和珅真正考虑的，最终他想了个绝招：在军机处设立了密纪处，实行议罪银制度。
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在和珅的一手策划下，议罪银制度正式开始实施。那么什么是议罪银呢？清王朝建立后，针对犯错的官员制定了罚俸制，这种制度本质就是一种行政处罚，分别有罚俸一月、两月、六月、九月等不同的数额，最多的可达四年，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罚得的银两也交给户部。议罪银的本质与罚俸制差不多，只不过罚俸制是公开的，议罪银是秘密的，罚俸制的钱到了户部，而议罪银的钱则私下里交给了皇帝。
那么有哪些人需要交纳议罪银呢？当然是交的人越多越好，所以乾隆总是会寻找机会让大臣们自行认罪交纳银两的。当然身为皇帝，乾隆自然不好亲自去接受这些银两，于是和珅就派上了用场，他开始代替皇帝收缴议罪银，并将这些钱直接交到皇帝手里。可是大臣们交了多少议罪银，和珅克扣了多少，皇帝得到多少，这就不为外人所知了。
据史书记载在乾隆朝后期13年的时间中，重大的议罪银案有68件，一年有就有5件，其中总督巡抚一类的封疆大吏认罪纳银的共有37件，也就是说，整个清王朝的地方大员中，平均不到三个人就有一个自行交纳议罪银。当时人人自危，交议罪银的官员可谓数不胜数，而和珅在这之中也趁机大捞特捞了一笔。
乾隆朝后期，国库紧张，而皇帝又喜欢大场面大花费，议罪银就成了皇帝依赖的资金来源，为官员罚银代罪的事情层出不穷甚至有很多官员即使没有犯什么过失，也先交纳一定的银两，以等日后犯了过失之时，两相抵消。
由于交纳议罪银的关键人物即是和珅，和珅的决定，直接关系到官员能否纳银抵罪，以及罚银的多少，于是朝中百官皆向和珅献媚示好，官场硝烟，谁知道下一步会遇见什么事呢，谁又敢得罪和珅呢？所以许多人在交纳议罪银时，会向和珅也送去一定的银两，理由是希望和大人能欣然收下自己交纳的议罪银给自己日后留条生路。
还有些人被罚银罚的倾家荡产，可仍旧对和珅充满了感激，如两务府总管西宁，在管理内务府财产时，因为疏忽，使之出现了不小的漏洞，西宁正恐慌项上人头不保，这时和珅向他提示，交纳议罪银可免死，西宁感激万分，立马不惜一切筹备抵命银两，变卖了所有家产交了八万两，把自己整得一贫如洗，仍在给和珅的信中写道：“天高地厚，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优充中堂，代奏。宁不胜感激切之至，谨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