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五四文学对人类意志、人类爱的抒写，实际上就是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表现。个人与人类在具体创作中统一起来了，正如周作人所言：“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我即是人类”，“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①这便是周作人所向往的文学。这种文学基本上避免了白桦派文学中那种生硬地图解个人与人类关系原则的现象，抽象的原则、观念被五四作家转换成了对具体的人、具体的社会人生的描写。这就是五四文学从中国现实语境出发，对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之说的一种改写，一种再创造。这种改写与再创造赋予了五四文学较之于日本白桦派文学更为丰富、深刻的现代人学内涵。中国文学也由此真正实现了话语的转型，即“国家”话语向“人”的话语的转型。
注释：①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6～21。
三、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
鲁迅“立人”思想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石，它不仅赋予现代文学以独特的品格，使之与传统文学区别开来，而且使中国文学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参与世界文学对话，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而这种“立人”思想是鲁迅与多重话语对话中确立起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与日本文化的对话。
〈一〉接受日本文化途径
鲁迅是如何与日本文化对话以建构“立人”思想呢？在论述该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回答日本文化与鲁迅有否关联的问题。
鲁迅自1902年至1909年留学日本，历时8年，以日本年号记，为明治35-42年。这是鲁迅不满旧学，自觉追寻异质文化资源的时期，正如其日文作品《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所陈，“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这种不满传统的自觉意识，加之年轻人渴求新知的开放心理，使他对日本文化势必持一种开放、比较吸纳的态度。在日本学习、工作和生活使他不可能逃离日本文化的熏染，事实上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日本文化的影响。
首先，从日本文学间接地感悟、接受了日本文化。从隶属关系讲，文学为文化的重要分支，但从文学内容、形式看，文学又是民族文化精神的综合表现，是文化的具象化，不但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取向，呈示出文化的内在关系、现实状况与变化的多重可能性，而且较为直接地反映了民族审美意识与理想。鲁迅于1906年弃医从文，立志以文学改变国民精神。自此，他开始与日本文学发生关系。
关于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人们一般以周作人的回忆，“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①证明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之疏远，但事实并不是如此简单，就是周作人自己在此篇回忆中，也还承认鲁迅对夏目漱石的热爱，并言及鲁迅涉猎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的批评文章或译文之事实等。而回国后，基于对日本文学的深刻认识和自我心性结构铸造、民族文化建设的需要，他投入了较大精力译介日本文学。1919年译出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1923年与周作人合出《现代日本小说集》，独译夏目漱石、森鸥外、有岛武郎、江口涣、菊池宽、芥川龙之介7人的共11篇作品，并附录作者介绍；1924—1925年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1928年译鹤见佑辅的散文集《思想·山水·人物》；1929年出版文艺论文集《壁下译丛》，其中作品大都为日本作家所作；同年又译出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等等。共约65种，占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鲁迅专文提及的日本作家亦达24人之多。②所以，如果说鲁迅留日时期对日本文学兴趣还不十分浓厚，那么到20、30年代，他可以说一刻也未曾忘记日本文学，日本文学始终是他发展中国文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参照系与对话者。而文化与文学的互含关系，决定了他由日本文学不仅能感性地理解日本人的文化性格、传统文化与近现代文化之差异及转换理路，而且能直接领悟出日本独特的审美文化精神。
注释：①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关于鲁迅之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30。
②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编选《鲁迅论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其次，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使鲁迅更为直接地感悟、领会了日本文化精神。近八年里吃、住、学习在日本，除与少数中国留学生及侨居日本的中国人联系外，他所接触认识的全部是日本人。由故国一下子来到日本，一个人最为敏感的是由日常生活所反映出的民族文化差异。日本虽在古代从中国吸取了许多文化因子，中国化程度颇高，但“大和”文化的特异性还是极分明的，这种特异性极易被来自汉文化圈且感觉敏锐的鲁迅所领悟。
初始的领悟，只能算是一种文化接触，算不上接受，然而这种接触对于专为求新知而来的青年人来说，却意味着一种文化碰撞，一种由时间决定的渗透的可能性。由东京到仙台，再到东京，他接触了不同类型的日本人，既有歧视留学生的同学、市民，又有同情中国的藤野先生般的老师、房东与武士等。曾有一武士给他讲过武士剖腹自杀的传统，并送他一把护身用的日本短刀。①而且据说到东京后，他一直穿着和服，②而当时日本流行穿西装，这表明鲁迅是自觉地深味着日本文化神韵。弘文学院时他还同中国学生一起专修了日本式伦理与体操，领悟其中独特的文化意味。回国后，他从未间断与日本人交往，结交了内山完造、内山嘉吉、增田涉、山本初枝等许多好友。
注释：①［日］竹内实：《仙台与短刀———广濑川畔的鲁迅》，《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17。
②山田野理夫：《鲁迅在日本》，《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06～107。
文化人类学认为，人创造了文化后，文化通过社会继承机制而流传，“文化独立于任何个体并从外部作用于个体”、“个体所生存其内的文化包围着他并制约着他的行为”。①日本人的感觉、思维、行为方式是由独特的日本文化决定的，鲁迅由这些日本人人际关系中独特的姿态、对人事的感觉认知等行为，必将体味出其潜隐着的独立于个体意识而存在的大和民族文化特性。体味的同时，自然要与母体文化作自觉不自觉的比照，并作出选择，从而完成由接触到选择接受之历程。
总体看来，鲁迅对日本、日本文化持一种开放、批判接受的态度。回国后，他曾多次表示想重游日本，流露出对日本、日本朋友、日本文化的怀念、向往之情。据刘献彪、林治广所编《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一书记载，1931年增田涉回日本时，鲁迅以诗相送：“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1932年，他在给另一日本朋友诗中亦云“翘首东云惹梦思”；1934年曾打算带孩子到长崎洗海水浴，并在同年给山本初枝的信中说：“日本的景色美丽，我也常常在回想着。”不仅如此，他还屡次说日本人“可为我们的模范”，称“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在与山本初枝信中，他还称自己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②这些表明，鲁迅由日本生活经验、人际关系等，耳濡目染地接受了日本文化的影响。
注释：①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17。
②刘献彪、林治广编《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31、85、239、251。
再次，日语是鲁迅接受日本文化影响的又一重要途径。鲁迅精通日语，不只是以日语作为口头交际的重要工具，而且翻译了大量日语作品，以日语写作。而语言如海德格尔所言，乃是存在的家园，人存在于语言之中。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①一个民族的语言制约着该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乃文化的象征符号。人与语言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讲，是人与文化之关系，对语言的掌握一定程度地意味着对文化的掌握。
日语是一种多层性复合语言，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而且交际中“内”“外”距离感极强；注重“以心传心”，具有暧昧模糊的特点等。其中虽融有大量的汉语词汇与特性，但其表记符号、语音、句法却不同于汉语，且自成体系。对于致力于国民精神改造、文化重建的鲁迅来说，日语不只是交际工具，更具有文化意义。日语写作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以另一种文化思维方式进行写作。日语在他看来有助于逃离汉文化束缚，更新主体文化观念与结构。当日本友人山本初枝表示想学汉文以作古诗时，他回信说：“《万叶集》里有不少从中国传去的语汇罢？但因此就学汉文，我却不以为然。《万叶集》时代的诗人用汉文就让他用去罢，但现在的日本诗人应该使用当代的日语。不然，就永远也跳不出古人的窠臼。”②在他看来，现在日本诗人应以当代日语写作，这样才能走出传统束缚，反映当代日本人的生活。这表明鲁迅是以文化的眼光看待语言的。汉文形成于汉民族文化圈，表现的是汉人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与现代日本诗人的现代文化精神错位，自然无法更有效地表现出他们那日本式的生活情绪与审美理想。而从文学创新意义上看，如《万叶集》诗人那样使用汉文，必然陷入因循守旧之误区。所以，日语在鲁迅那里主要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对日语的精通，就是一种文化的掌握及某种意义上的接受。
注释：①帕默尔：《语言学概论》，转引自肖同庆《语言变革与中国近百年文化启蒙运动》，《求索》1995（3）。
②刘献彪、林治广编《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251。
〈二〉弃医从文与日本文化语境
既然可以肯定鲁迅接受了日本文化熏陶，那么其具体表现是怎样的呢？它们在鲁迅思想形成、发展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呢？这就回到了前述的问题上，即鲁迅的核心思想———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包括文学之关系。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复杂的概念，一个无法以某一定义获取普遍认同的概念。英语Culture在欧洲被赋予了广义和狭义双重意思。“广义而言，是指人类生活方式的一般情形；狭义而言，则指其中特意提炼出来的、高尚的和高度智能的部分等。”①在具体定义时，泰勒认为文化“是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习以及其他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所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性的整体”。②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则说，文化“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体，以及个人从其集团得来的社会性的遗产”。③也有人将文化笼统地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而日本文化本身又是一种兼容多民族文化质素或者说东西文化融汇的杂糅性文化，所以论析起来更为困难。
我的策略是将日本20世纪前30年的文化简略地分为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显性文化是指流行的活动性颇强的文化，包括盛行的社会思想思潮、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时尚文化等；而隐性文化则指那些潜隐较深难以觉察但又时时起着规范主体行为作用的文化。换一种角度讲，显性文化以现代文化为主，而隐性文化更多地属于传统文化。这两种文化对于鲁迅“立人”思想的形成与生长均起过作用，不过作用的时段、程度大小、方式不同。
注释：①②③川荣吉主编，周星等译《现代文化人类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5。
鲁迅立人思想于20世纪初萌动并初步形成于日本，与日益资本主义化的大和文化场密切相关。1906年，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幻灯片事件后，弃医从文。在《呐喊·自序》中，他回叙了当时思想转变的逻辑：“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学，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鲁迅那里，“医”代表自然科学，“文”则为社会科学，所以弃医从文意味着鲁迅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变。而从近代严格的自然科学观看，“医”代表真正的科学，而“文”则是一种对立于科学的概念，①一种关注人的精神的门类。1921年，周作人在《宗教问题》一文中亦将两者区分开来：“文学总是创造的，情感的，与那分析的，理智的科学实在不能互相调和，因为性质很不相同”、“我的意思，总觉得文学与科学是不很相合，而与宗教是相合的。你看研究科学的时候，决不会有做诗的情感，就是文学与科学，不很相合的明证。”②这表明弃医从文标志着鲁迅由科学向关注人的精神的“人”学的转变。由此，他开始构建自己的“立人”思想体系。
注释：①伊藤虎丸在论述日本近代思想时，就将文学与科学相对立，参阅伊藤虎丸：《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47～76。
②周作人：《宗教问题》，《周作人集外文》（上），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338～342。
然而，这种转变并不是一种轻而易举的行为。从南京矿路学堂、水师学堂到日本，他接受的是现代西方科学观念，他之所以学医主要源自对科学的信仰。在《自传》中他说：“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他认同维新派的科学救国思想，并投以极大热情写作了《说□》、《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等作品，传播科学思想。科学对于当时大多数先进的中国人来说，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一种经验意义上的公理。无论是上层意识形态话语还是民间知识者话语，普遍性的思维逻辑便是“科学———救国”。
那么，是什么力量决定鲁迅走出这一思维逻辑模式并将思考重心转向“人”呢？我们曾经将如此复杂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单纯的“幻灯片”刺激。事实上幻灯片只是鲁迅精神转换的触媒，或者说是最直接的原因，而在其后却有着更为深层的驱力。鲁迅横跨两大文化，汉文化积淀在其思想转换中必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本论题域限，我只能将重点放在日本文化上，而且事实上日本文化的影响作用也更为直接、深刻一些。一定程度上讲，鲁迅思想由科学转向“人学”并开始“立人”思想建构的主要驱力，来自置身其中的日本文化场。
20世纪初日本文化场，如前所论，由显性与隐性两种文化构成，具体言之，即盛行的社会文化思想潮流与潜隐的日本传统文化。那么与鲁迅思想转变相关的社会文化思想是哪些呢？概而言之，包括日本化的尼采思想、拜伦思想和内村鉴三思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