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思维使译介者从丰富复杂的外国文学中，读出的只是泛政治化的阶级斗争主题，反西方殖民主义主题，世界和平主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主题，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等等。例如1954年曹未风在《文艺月报》4月号上撰文《莎士比亚在中国》，认为马列主义是阐释莎士比亚的惟一的正确方法，因而从莎士比亚那里，他读出的是“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事业的迅速开展”的反封建的人民性内容和现实主义精神，而忽略了莎士比亚的其他人学意义。罗洛在同刊1953年第5期上发表了《向苏联作家学习———读〈创作的甘苦〉》，认为“苏联作家们，每一个人都是忠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都在自己底创作活动中执行了斯大林同志底指示，‘写出真实来’”。在他那里，先在的冷战话语，致使思维方式与认识简单化，看不到苏联作家、作品间的差异与文学意义生产的复杂性。1956年9月号的《文艺报》刊出了《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文章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论客们常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找寻他们反动理论的根据，强调他作品中的一切缺点和思想上的错误，而抹煞了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强烈的抗议，抹煞了他对呻吟在惨无人性的社会制度下的‘小人物’的同情。”作者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看取的是其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革命精神，而悬置其精神的复杂性、矛盾性。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读解贯穿于17年乃至文革中，从拜伦的《唐璜》读出的是“撕下欧洲尤其是英国所谓‘文明社会’的假面的胜利”①，由高尔基读出了“兴无灭资”的精神②，从18世纪的亨利·菲尔丁那里看到的是“人类要求和平与幸福的意志的有力表现”③，从阿尔及利亚的歌剧中看到的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在“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战火中坚定地、勇敢地走向胜利”④，等等。
外国文学，包括几千年的古典文学，在译介者的冷战眼光审视下，原有的意义系统、意义结构发生了剧变与重组。在现代阅读语境中处于底层的被忽略的一些文本主题，如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等，变得极为活跃，获取了新的时代意义；而现代启蒙作家所热衷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文化启蒙主题，则被挤到意义系统的边缘，甚至完全被盲视。
诚然，民族解放主题、阶级斗争主题、自由和平主题以及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发掘，对于一些作品来说是准确的，尤其是对于像希克梅特、聂鲁达、高尔基、小林多喜二等革命作家的作品来说，是与文本“阐释潜能”相符的；但对于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亚这类作家的作品，则不能不说是译介者的一种误读。如果说五四前后对外国文学的误读主要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主体意识在误读中得以书写、张扬；那么，17年的这种误读，则属于冷战语境中的一种自觉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行为，是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效表述方式，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必然性与积极意义。然而，这种误读，不仅相当程度地遮蔽了外国文学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之差异，传统文学中某些类似于现代性的因素，常常被译介者直接阐释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化主题，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忽视了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艰难性、复杂性和科学性；而且遮蔽了文学叙事的个人性，将个人化的情感、精神书写，简单地阐释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宏大叙事行为，忽视了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不同文本的独特性、创造性。于是，外国古典文学对于中国17年文学创造的积极价值与可能性意义也因此未被真正地揭示出来，所以17年文学创作也难以真正从外国古典文学中吸取营养。这可谓是17年文学创作很少真正受外国古典文学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①王佐良：《读拜伦·为纪念拜伦诞生170周年而作》，《文艺报》1958（4）。
②任晦：《高尔基的伟大之处》，《文艺报》1958（5）。
③郑振铎：《纪念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文艺报》1954（2）。
④丁里：《人民的，战斗的艺术》，《文艺报》1960（20）。
〈三〉
冷战语境所决定的外国文学译介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与解读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特征，使17年主要择译了那些言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作品，以及那些能被有效地阐释进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内的作品。
俄苏文学约占本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总和的半数以上，仅从1949年10月到1958年12月，据统计就达3526种，占17年翻译出版总种数的65.8%；总印数82005000册，占17年译本总印数的74.4%以上①。这些作品，从主题上看，较为集中：一是古典文学中反映封建压迫，表现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作品，二是苏联文学中卫国题材的作品，三是歌颂十月革命的作品，四是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作品，等等，均属于那种与中国17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范畴、倾向相一致的作品。而俄苏文学译介又以苏联文学为主，周扬曾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指出：“苏联的文学艺术作品在中国人民中找到了愈来愈多的千千万万的忠实的热心的读者；青年们对苏联作品的爱好简直是狂热的。他们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中的主人公当作自己学习的最好榜样。巴甫连柯的《幸福》，尼古拉耶娃的《收获》，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作品都受到了读者最热烈的欢迎。他们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完全新型的人物，一种具有最高尚的共产主义的精神和道德品质的人物。”①这些作品中的新人形象充分地言说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对新人形象意识形态功能、特征的想象是一致的，而且作品形式的现代性意味又正是新中国文学所渴慕的，因此被大量译介。
注释：①卞之琳：《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评论》1959（5）。
17年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对立虽然极为严峻，但从史料看还是重译或新译了大量的欧美古典名著，据不完全统计，达千余种②。其中英国文学近两百种，如《莎士比亚全集》、《坎特伯雷故事集》、《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唐璜》等；美国作品近百种，如《红字》、《白鲸》、《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等；德国文学70余种，如《少年维特之烦恼》、《阴谋和爱情》、《白雪公主》、《灰姑娘》、《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法国文学两百余种，如《巨人传》、《伪君子》、《老实人》、《红与黑》、《高老头》、《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约翰·克利斯朵夫》等①。这些作品的内容颇为复杂，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应该说存在一定的距离乃至矛盾的地方，那么，它们何以被择译呢？原因并不复杂，因为从总的倾向看，它们要么以反封建地主压迫为主，要么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残忍性，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要么表现了主人公追求理想时不屈不挠的精神，在17年文学语境中，它们均属于那种被认为具有人民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或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因而能被有效地阐释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资源系统内，一定程度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所接纳，成为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有效资源。至于欧美当代文学，虽也有译介，但数量极少，且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是因为欧美除东欧外，大多为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当代文学所言说的现代性，往往与新中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之间相冲突，它们的资本主义文学特性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建设，尤其是一些作品的殖民主义色彩，更是与新中国文学的世界和平主题相矛盾，新中国文学不可能不与之保持距离，持警惕乃至敌视的态度。
注释：①周扬：《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文艺报》1954（23-24）。
②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371。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政治上隶属社会主义阵营，二战后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他们的命运与中国颇为相似，多少年来深受西方压迫，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对话关系。所以，他们的现当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与新中国文学主题颇为相似，能被有效地阐释到新中国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内，因而建国初加强了与这些国家的文学关系，译介了他们的不少作品，总数不下150种。不过，由于这些国家相对于中国而言，文学不发达，新中国文学发展很少受他们的影响，译介交往关系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关系。
注释：①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中华书局1980。
解放前，亚非拉文学虽也有译介，但数量不多，且不均衡，只重点翻译了日本等国文学。二战以后，亚非拉国家或刚刚摆脱殖民统治，建立起独立的人民共和国，努力规划、获取新的社会主义本质；或正处于反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过程中；或因战败，进入美国控制的殖民时代。对他们来说，现代性的获取，对世界和平新秩序的渴望，极为重要，不仅成为政治生活的重大主题，而且构成当代文学的基本主题，而这类主题也正是新中国文学的重大主题。所以，建国后17年加强了与亚非拉文学的联系，第一次大规模地译介了亚非拉文学，改变了长期以来只重欧美、俄苏文学的单一发展格局，使文学译介呈现多元发展趋向。
在亚洲，首先沿着1930年代的方向，重点翻译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如小林多喜二的《党的生活者》、《蟹工船》，德永直的《静静的群山》、《没有太阳的街》，以及《宫本百合子选集》（四卷）等，并介绍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事迹。其次，加强了对印度古典文学的译介。解放前，我们看取的是泰戈尔这样的现代作家，而很少注意到印度传统文学，正如茅盾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中所说的：“和我们有二千年文化交流关系的邻国印度，它的古代和近代的文学名著，对我们几乎还是一片空白。”①17年中，印度古代、近现代作品被大量译出，计30余种，如《沙恭达罗》、《云使》、《五卷书》、《二十夜问》、《印度民间故事》、《嫁不出去的女儿》等。而泰戈尔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有中译本，如《沉船》、《泰戈尔剧作集》（四卷）、《新月集》、《吉檀迦利》、《园丁集》、《飞鸟集》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还出了10卷本《泰戈尔作品集》。这些作品从题材、主题上看，或为反映古代人民反剥削压迫的作品，或为现代反西方殖民统治的作品，均属于那种有助于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作品。再次，较为重视对朝鲜、越南、蒙古、泰国、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等邻国文学的译介。这些国家文学不发达，解放前我们很少译出他们的作品，如蒙古文学从未被译介过。而17年中，它们的作品时有译出，如1955年就翻译出版了越南文学1部，蒙古文学2部，朝鲜文学1部，缅甸文学1部，这些作品大都为反外族压迫、反映人民民主革命、维护世界和平的作品。另外，西亚文学，如黎巴嫩、伊拉克、约旦、以色列等国反封建压迫、争取民族解放主题的作品，也构成了一道新的风景线，如对土耳其希克梅特诗歌的译介。
注释：①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译文》1954（10-12）。
非洲文学的翻译虽不如亚洲那样多，但那些反映非洲人民争自由和平、保卫家园的作品，那些体现非洲古代人民智慧的作品，那些反映新非洲民族解放的作品，均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近亲式的作品，所以时有译介，如《亡灵书》、《天方诗经》、《尼罗河的土地》、《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现代非洲诗选》等。
17年以前，我们与拉丁美洲文学关系，正如同非洲文学关系一样，较疏远，建国后17年中，由于在冷战格局中命运的相似，我们加强了与秘鲁、巴西、乌拉圭、古巴等国的文学交往，翻译出版了《秘鲁传说》、《卡斯特罗·阿尔维斯诗选》、《森林里的故事》、《马蒂诗选》等作品，而智利当代诗人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吧》，更是由译介而家喻户晓。
至于1960年代上半期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内部出版的装帧简单的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等，则因其主题在当时冷战语境中的非社会主义特性，译介它们绝非为了正面学习，而仅仅是被作为文化批判的反面教材，专供高级干部阅读，它们是冷战语境中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部参考资料，是相对于社会主义文学而言的“灰皮书”、“黄皮书”，是冷战思维的直接产物。
无疑，世界性的冷战，使17年外国文学译介相对于解放前而言，范围扩大了，不仅译介了俄苏、欧美文学，而且大量译介了亚非拉文学，改变了解放前只重俄苏、欧美文学的局面；然而，冷战语境又使所译作品主题过于单一、集中，即主要译介社会主义文学和能被社会主义话语所接纳的文学，世界文学中许多一流的作品，特别是当代先锋文学作品，未被译介，使17年文学相当程度地失去了与世界主流文学对话的机会，17年文学创作风格过于单一与之不无关系。
九、重话语与17年外国文学译介嬗变
建国后17年外国文学翻译、介绍，与现代外国文学译介相比，情况更为复杂一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构成了17年外国文学译介的国际场景，而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则是17年外国文学译介的国内语境。这种独特的国际、国内情势，使得17年外国文学译介，只能在政治意识形态、民族国家和文学三重话语所构成的复杂语境中发生与嬗变。
〈一〉建国初的取舍
早在1948年，邵荃麟就在香港著文，批判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古典文艺①。到1949年7月，周扬、茅盾以新中国文艺领导人身份，一面批判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欧美资本主义文学，一面强调应加强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学的学习①。1949年10月《人民文学》发刊词指出：“我们的最大的要求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宝贵经验，以及卓越的短篇作品。”②由此可见，建国初看重的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学，而排拒、反对欧美资本主义文学。
注释：①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大众文艺丛刊》194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