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重审民族传统文化，他深入故纸堆进行爬梳，“我的读中国书是要戳破他的疮疤，揭穿他的黑暗，而不是去捧他。”①他此时阅读古代经文，不是为了维护其正统性，而是要暴露其腐朽的本质，这就与复古主义者划清了界限。1943年11月，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中曰：“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②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前，他是以传统文化为旗帜去抵抗西方现代文化，现在他开始将民族积弱的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本身，对民族传统展开猛烈的抨击。他以为儒、墨、道就是中国文化的病根所在，“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③1944年在《〈三盘鼓〉序》中他说：“我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几千年的血腥”。④这种批判在他那里是与民族主义思想探寻、反思同时进行的，1944年他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族主义为中心的，它在根本上阻碍着民族主义观念的产生，而中国“现在除了民族主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所以必须彻底消除传统的家族主义。①针对自己原来的民族主义思想，他说：“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不过那是感情上的。”②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原来的民族主义思想只是一味地为传统辩护以之为自豪，缺乏理性精神的渗透与过滤，这种民族主义往往具有复古的倾向，而“复古倾向是一种心理上的自卫机能。自从与外人接触，在物质生活方面，发现事事不如人，这种发现所给予民族精神生活的担负，实在太重了。少数先天脆弱的心灵确乎给它压瘪了，压死了。多数人在这时，自卫机能便发生了作用”③。这种自卫性的民族主义是殖民历史的产物，但自卫不能自闭，“民族主义我们是要的，而且深信是我们复兴的根本。但民族主义不该是文化的闭关主义。我甚至相信正因我们要民族主义，才不应该复古。老实说，民族主义是西洋的产物，我们的所谓‘古’里，并没有这东西。”④这既是对当时复古主义思潮的批判，也是对自己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反思与清理。显然，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理智而非情绪、开放而非闭关主义是其基本特征。
注释：①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闻一多全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367。
②孙党伯等主编《闻一多全集》（1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507。
③闻一多：《关于儒·道·土匪》，《闻一多全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381。
④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闻一多全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229。
注释：①闻一多：《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闻一多全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356～359。
②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闻一多全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367。
③闻一多：《复古的空气》，《闻一多全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351。
④闻一多：《复古的空气》，《闻一多全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355。
反文化闭关主义使他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态度完全不同于以前那种情绪性的抵制，而是相反，西方现代文化成为他重审传统、言说民族主义的基本尺度。在《从宗教论中西风格》中，他一方面从宗教角度论述、赞美西洋人“永不认输，永不屈服的精神”；另一方面嘲弄、抨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劣根性：“中西风格的比较？你拿什么跟人家比？你配？尽管有你那一套美丽的名词，还是掩不住那渺小，平庸，怯懦，虚伪，掩不住你的小算盘，你的偷偷摸摸，自私自利，和一切的丑态。你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和你古圣先贤的什么哲学只令人作呕，我都看透了！你没有灵魂，没有上帝的国度，你是没有国家观念的一盘散沙，一群不知什么是爱的天阉”，“除了你那庸俗主义的儒家哲学以外，不但宗教没有，旁的东西也没有。”“你这没出息的‘四万万五千万’！”①这段自嘲性话语包含着诗人的义愤、焦虑，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民族主义的自信心。在中西对比中以西方现代性批判民族传统文化，这是典型的“五四”文化启蒙思路，在1940年代民族救亡关键时刻诗人重回“五四”话语，体现了思想的独特性与深刻性。
以民族传统反抗西方现代文化和以西方现代文化透视、批判民族传统文化，是现代中国两类典型的民族主义思想，无论是倾向前者还是属于后者，知识分子均遭遇过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对抗与挤压，经受了心灵的痛苦煎熬与挣扎，而闻一多则经历了由前者向后者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五四以后中国现代主流文化思潮走向相反，或者说与中国多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不同，它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诗人留下的思想探寻的真实轨迹，也是一个痛苦的轨迹。
注释：①闻一多：《从宗教论中西风格》，《闻一多全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364～365。
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闻一多习惯或者满足于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不能忘记闻一多出生于旧式的书香门第之家，是一位深受传统文化洗礼的诗人，传统文化的“中和”观念已化为其血肉，所以他内心深处并不喜欢对抗，在中西对抗最激烈的时候，他仍不时地流露出中西融合的想法。例如，20年代初期在论述《女神》的地方色彩时，他说：“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底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①但当时他思想的主导倾向是以传统对抗西方现代文化，这样，“中西艺术结婚”的问题便被边缘化以至于后来完全被搁置起来；1946年，他在谈到大学院系机构调整时指出：绝大多数文、法学院的系是依学科分类的，惟一的例外是文学语言，仍依国别，分作中国文学与外国语文学两系，它们“各处极端，不易接近，甚至互相水火”，也就是中西对立，这“对于真正沟通融会中西文化的工作，大概不会起什么作用”，并将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上升到“民族复兴中应有的‘鸿谟’”的高度，②可见他是多么渴望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中西兼通”、“沟通融会”。然而不久他惨遭暗杀身亡，其民族主义思想探索未能继续下去，留下永远的遗憾。
注释：①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18。
②闻一多：《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刍议》，《闻一多全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437～440。
八、战语境中的17年外国文学译介特征
文学翻译、介绍作为一种跨语际文学实践行为，受到译介者个体精神结构、接受语境、民族差异、原作品意义通约程度等因素影响，它们决定了译介的意义诉求、实现程度及特征等。当我们由此进入建国后17年外国文学译介蜮，①考察其内在特征与意义生产时，便发现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译介者作为“个”我的特性，因为“个”我基本退场，而是全球性的冷战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不但“个”我没有言说空间，就是民族也不再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共同体，民族主义话语相当程度地被东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意识形态话语之争所遮蔽，或者借意识形态话语言说自己，意识形态话语成为生活中的主导话语与基本的思维范式，决定了这一时期外国文学译介的特征。
注释：①长期以来，学界存在一种误解，将建国后17年外国文学译介等同于俄苏文学译介，认为17年外国文学译介成就不大，以至于对它缺少研究。事实上，17年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总印数不低于1亿册，每种书出版平均约2万册，而解放前每种译本一般只有一二千册，多的也只有四至五千册。参见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346。
〈一〉
如果说五四时期译介外国文学的目的，主要在于引进西方的科学、民主等启蒙理念及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以改造国民性及编织中国现代性蓝图，在于吸纳他国文学的艺术性，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学；那么，17年译介外国文学的主要目的，因冷战现实的制约，则落实在捍卫与生产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话语这一新型的现代性工程上，政治意识形态诉求替代了五四时期文学译介的泛启蒙性与艺术借鉴目的。
1954年，茅盾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指出：“在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实现亚洲及世界各国的集体安全、和平共处的伟大事业中，国与国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文学翻译工作，是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环。”①外国文学译介被看成是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其目的主要是为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跨语际的“文学”实践在认识上被转换成为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行为，意识形态而非“文学”成为文学译介的基本诉求。17年重点译介的是俄苏文学，其中又以苏联当代文学为主。对于俄国古典精品的译介，从当时冷战语境看，一是希望从中发掘反封建的人民性内容，以创造性地转化为社会主义文学建构的话语资源；二是表明一种政治、文化友好往来的姿态，以促进社会主义集团内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就是说，译介目的并非为转译与借鉴他国文学的审美性，而是落实在意识形态关系的建设上。而苏联当代文学主要是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文学，主旨在于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利益，所以成为17年译介重点。正如茅盾在《电贺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开幕》中所言：“苏联文学成为人类最先进、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成为向全世界广大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有力工具，成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重大力量，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苏联文学所产生的深厚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它不仅是中国作家们最珍贵的学习榜样，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的良师益友，是鼓舞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的伟大力量。”①无疑，茅盾是从政治话语而非文学角度看待新中国文学与苏联文学关系的。苏联文学，在他看来，是教育广大人民的理想工具，译介苏联文学目的在于以之激励人民捍卫、建设社会主义的斗志。而17年对苏联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广泛介绍、引入，虽看似一种文学性的移植行为，但实际上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所以介绍、引入的基本诉求，仍落实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上。
注释：①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译文》1954（10）。
17年译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学的目的，同样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相关。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曾经以现代性姿态羞辱过古老的中国文明，造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深深的恐惧与敌视心理；而新中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在冷战格局中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警惕与排斥。这些历史与现实政治上的原因，致使17年将欧美文学译介重点放在古典文学上，旨在发掘其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精神。②现当代文学虽然偶有译介，但多为《巴黎公社诗选》一类的作品，目的主要在于输入其革命话语以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欧美现代派文学则被视为现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性文本，很少翻译，而介绍也基本上等同于文化批判，如王佐良1962年在《文艺报》第2期上以《艾略特何许人》为题，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出发，对艾略特的诗歌进行了全盘性的否定，对艾略特的介绍变成了社会主义话语对资本主义话语的批判，介绍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引进现代派艺术，而是借艾略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以，17年欧美资本主义文学译介，受制于中西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旨在宣讲、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
注释：①茅盾：《电贺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开幕》，《文艺报》1954（23-
24）。
②茅盾：《人民文学·发刊词》，《人民文学》1949（1）。
亚非拉大多数国家（印度除外）属于文学后进国，少有优秀文学，17年之所以大量译介它们的作品，主要目的亦不在于审美形式的输入，而在于政治意识形态建设，正如郭沫若1958年在《对亚非作家会议的希望》中所指出的：“我们很希望加强亚非各国作品的相互介绍和翻译。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各民族生活的明亮的镜子，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了解各国情况，并体会到优秀作家的崇高的思想。这样不仅可以增加作家间的相互了解，而且可以增加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是友好合作的基础。亚非各国的团结乃至世界各国的团结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作家们经常相互往来，作品相互介绍翻译，毫无疑问，一定能够加强亚非各国人民的团结，有利于各国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①显然，郭沫若是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理解与亚非文学关系的，译介亚非拉文学，一方面是为了增进与亚非拉国家间的团结，以促进亚非拉人民反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另一方面则是为印证、说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以及社会主义文学并非孤立无援，而是具有世界潮流性、正义性。
注释：①郭沫若：《对亚非作家会议的希望》，《文艺报》1958（17）。
〈二〉
17年外国文学译介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使译介者由冷战思维出发对外国文学进行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解读，悬置了现代启蒙作家所热衷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文化启蒙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