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作者肯定属于一个身历其境，备尝身心磨难的被掳者。他目睹以东人对这场灾难的幸灾乐祸，亲眼看见巴比伦敌人的残暴肆虐，心中充满复仇雪耻的情绪，因而发出了似乎越出常情的诅咒说：
“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
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
耶和华啊，求你记念这仇。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
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
那人便为有福。
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
被掳初期，被掳之民不理解这场灾难的长期性与磨炼对他们所具有的意义。他们盼望很快结束这场灾难，归回故乡。公元前597年，约雅斤与首批被掳者在巴比伦只度过三四年困难的时光，就有假先知迎合这种思想情绪，散布被掳之民二年之内就将归回，圣殿被掳去的器物亦将运回的虚假预言。耶利米先知力斥这种假预言的虚妄和危害，写信给巴比伦被掳之民，劝诫他们要在巴比伦盖造房屋，安心定居下来，要“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
随着岁月推移，前后被掳之民逐渐适应巴比伦异乡的生活，他们从事各种社会生产劳动，包括商业、手工业、农业等，以后也有少数人在巴比伦上层社会中得到较高的位置。在宗教生活上，巴比伦异乡没有耶和华的圣殿，所以每逢安息日，他们在各民族聚居点聚集一处，彼此安慰，互相劝勉，回忆先知早日的教训和预言。这种聚会形式和内容，逐渐成为后来犹太教犹太会堂(synagogue)的起源，发展为以后犹太教的正规崇拜形式与组织。
在宗教思想上，被掳之民经历被掳的苦难，痛定思痛，他们对早日先知的预言与教训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和理解。特别关于被掳终将归回，耶路撒冷必将复兴的预言，更大大坚定被掳之民将来归回祖国的盼望。《旧约》中最早的先知书卷《阿摩司书》的末章曾明确无误地预言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建造，像古时一样……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它们栽于本地，它们不再从我所赐给它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上帝说的。”［《阿摩司书》（9：11，14-15)］。被掳之民早先对先知的预言将信将疑，经历被掳的严酷事实，他们感悟了先知在各个时期对君王和众民的警戒、劝勉和谴责，以及预言和应许都是真实可信服的。被掳时期中，先知的权威地位在人民中大大提高了。
《旧约》的初步编订
自从作了“巴比伦之囚”以后的五百年中，希伯来人挣扎在存亡线上；但这五百年恰恰是他们文化史上重要的时期——完成了一神论的犹太教义，重新编订了教规、信条，编纂了《圣经》，整理希伯来民族历代的文学遗产，作为民族文学的珍品而流传下来。这份希伯来的文学遗产，被后来的基督教徒所接受，编入他们的《圣经》，称为《旧约全书》，以区别于公元后基督教徒写的《新约全书》(《新约》对于基督教是比《旧约》更重要的经典，却不能算是希伯来文学)。
按照希伯来的传统，他们的《圣经》分为三部分：经律、先知、圣著。经律部分即所谓“摩西五经”。先知部分包含史书和先知书(他们把史书称为早期先知书，后期先知除《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各为一卷外，其余十二小先知合为一卷)。圣著部分即诗文集十一卷，全经共二十卷。此外还有“次经”即“逸经”十四卷，“伪经”若干卷，因为写作时代较晚，未及编入《圣经》；后经基督教徒选编了《旧约次经》。《次经》原文多数是希伯来文，也有用希腊文写的。
《旧约全书》后来被“七十贤士”译成希腊文，包括《次经》在内，至今为东亚教会所用。《时正经》被分为三十九卷，《十二小先知》分为十二卷，其他如《列王纪》等书的上、下卷也各分为二卷。这三十九卷现在被分为四个部分，内容分述如下：
A.经书或法律书——就是所谓的“摩西五经”——《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一部分成书最早，公元前444年就被确定为《圣经》了。它们的内容包括天地创造、伊甸乐园、洪水方舟和族祖亚伯拉罕、雅各、摩西等的传说，以及犹太教所定的教规国法，假托创国英雄摩西受命于天而写成的，所以被称为“经”或“律”。
B.历史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等十卷。这是以色列和犹大立国到亡国的史记，成书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00年左右(《旧约》历史类中原有《路得记》和《以斯帖记》，实际上是小说)。
C.先知书——从《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下十五卷(《旧约》的目录中有先知书十八卷，其中的《耶利米哀歌》、《约拿书》和《但以理书》三卷，是诗歌和小说，应归入第四类“诗文集”)。所谓“先知”是先知先觉的社会改革家和思想家，他们愤怒地谴责社会的不平等，奔走呼号，演说、诵诗唤醒群众，警告欺压者。他们活动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这时正是国家处于多难之秋的时期。
D.诗文集——有《诗篇》、《雅歌》等抒情诗集，有《箴言》、《传道书》等哲理诗集，有《约伯记》那样大型的诗剧和《路得记》、《以斯帖记》、《但以理书》等小说。这部分作品成书年代最晚，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150年之间；编入《圣经》的时间，最迟的在公元一千年左右。
各卷的写作年代，上自公元前12世纪，下迄公元前2世纪，其间经过一千年。
“摩西五经”是由四种资料汇编而成的。那些资料是根据自古流传的歌谣、神话、传说、风习和律法等题材写成的。《创世记》从创造天地的神话开始，说到洪水方舟、族长亚伯拉罕的西迁至定居迦南；再到以色列族的鼻祖雅各逃荒，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当宰相的故事。这一卷充满着史诗般的故事，最为后代的诗人、作家所乐诵或用作作品题材。《出埃及记》是一部英雄史诗，叙述摩西在万难中组织并率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中逃出，在沙漠中流徙、长征而回迦南。《利未记》、《民数记》写旷野中苦斗的生活。《申命记》写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向民众演讲，宣布自己年老不能领导他们渡河，改由约书亚领导，并殷切告诫他们严守纪律、法规。其演说词流利、丰富，是希伯来修辞的极致；但成书时代较晚，其中所定的清规戒律，不是沙漠旷野长征中所需要的，是后人伪托摩西的英名自神其教而已。历史书中的《士师记》用英雄史诗的故事来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士师”是身兼审判官和军事长官、智勇双全的英雄，如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参孙等都有可歌可泣的事件且引人入胜。《撒母耳记》上下二卷写王国的建立，主要是扫罗和大卫的故事。《列王纪》上下卷写大卫以后的列王故事，特别是所罗门的行事和豪华生活。《撒母耳记》和《列王纪》所叙述的史实前后相衔接，可以合为一部完整的列王纪。两书都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写的。
希伯来的历史书表现出散文的特色：简洁、生动、有力，既有史实，又有传说故事和诗歌，颇有文学价值，和中国的史书相似。如《撒母耳记》下卷第9-20章关于大卫的生活，其细节的描绘极为出色。第18章写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反对父王，正当他起兵进攻朝廷时，大卫兵分三路去讨伐。临阵前大卫吩咐大将们要刀下留情，不要杀害年轻的押沙龙。战正酣时，大卫坐在城瓮里，看到人上城门楼顶瞭望报信。这时大卫的心理十分复杂，一面希望王军战胜，一面又怕自己的儿子丧命；当他从报信人口中听到儿子的死耗时，便哀哭着走上城门。这里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技巧。
“先知书”是希伯来文学中的一束奇葩。先知大都有诗人的气质。所谓“先知的精神”：一方面是先知先觉之士，在社会处于危机的关头，大声疾呼，揭露富人的残暴、官僚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堕落，有敢说真话而不怕杀头牺牲的殉道精神；一方面又有表达和鼓动的能力，所谓“先知讲道之能”，即富于热情的说教、政论和诗歌，能激动人心。马克思所说的“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多半是指“先知书”。这里所说的先知不是早期的先知。早期先知权力极大，如撒母耳有权将扫罗封为国王，女先知底波拉自己是个元首——士师。这里所说的是以色列将要亡国时兴起的先知——社会改革家或宣扬正义的志士。如劳动人民出身的阿摩司，在亡国前30年就写《阿摩司书》警告以色列的君王和臣民。他目睹社会的不合理，满腔义愤地大声疾呼：“以色列人三番五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而出卖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蒙的灰也要垂涎。”《哈巴谷书》是公元前6-前5世纪写成的。作者是亲眼见犹太人被囚掳的先知，描写新巴比伦的骑兵比豹还快，如鹰鸟来抓食，骂他们的贪欲无底如阴间，不知何为正义。
《旧约》的诗文集部分，是世界文学遗产中的珍品。其中以诗歌和小说为主。希伯来的小说在公元前4世纪时才发展起来，最早的是《路得记》。《路得记》是公元前400年左右的作品，以“士师时代”的生活为题材，反映当时的生活，以古讽今，鼓吹团结互助，不歧视与异族结亲。当时的领导人物以斯拉、尼希米要求民族信仰的纯洁，鼓吹民族偏见，反对与异族通婚，已婚的也要离婚。《路得记》反对这种过分的做法。故事是：寡妇拿俄米带了两个儿子去摩押逃荒，并在那里娶了摩押族的儿媳妇。两个儿子死后，她决定回故乡，儿媳之一路得，一定要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回家后，儿媳与农民波阿斯相爱而结婚，相处得非常好，长老们也支持这个异族姻缘。
《约拿书》成书于公元前300年，内容是反对狭隘的民族偏见的。情节很简单：上帝派先知约拿到敌人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去传道，约拿不愿意去。约拿坐船去他施地方逃避这个不愉快的使命。在海中遇到大风大浪，船将沉没；约拿知道这风浪是为他而起的，便说明来历，请水手把他抛入海中，使风浪平静。他被抛入海后，便为大鱼所吞，他在鱼腹中度过三天三夜，又被吐在旱地上。他既知罪，又经过再三的说服，才乐意到尼尼微去，在该城十二万居民中宣传教义，劝他们弃恶从善。
从编为《圣经》的时间来说，最早的是“五经”，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最晚的是《雅歌》，成书于公元1世纪，历时五百年。被收为基督教《旧约全书》后的近二千年来，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各国翻译者的辛劳，《圣经》被传诵于世界各地，对于各国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两约”之间的历史
1.希利尼文化时期
公元前4世纪，希腊各城邦统一在马其顿旗帜下。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怀着雄心壮志率兵东征，灭亡了波斯帝国，一直攻打至印度恒河边为止，统一了地中海及中东所有的地方。希腊人大力推崇自己的文化，因此希腊的艺术、文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犹太文化。《圣经》称这个时期为希利尼文化时期。
亚历山大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宗教宽容政策使他赢得犹太人的拥护。犹太人乐意接受希腊的文化，如讲希腊语、穿希腊服装、采用希腊式建筑等，甚至不少犹太人加入亚历山大的军队，充当亚历山大向外征讨的雇佣军。犹太人的希腊化首先表现在生活、物质方面，以后逐渐发展到精神方面，如欣赏希腊的艺术、研究希腊的哲学等，并以熟谙希腊语作为有文化素养的标志。亚历山大大帝在其占领区建立数十座以亚历山大为名字的希腊化城市。在埃及尼罗河口三角洲建立的亚历山大城，不仅移居有希腊人，也移居有埃及人和犹太人。他们各自占据城市的一区，享受民族自治的权利，但以希腊语作为此城市的通用语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波斯时期，已逐渐使用阿拉米语(Aramaic，《圣经》译“亚兰文”)，因为阿拉米语是波斯帝国的通用语言。至希腊时期，希腊语取代阿拉米语成为帝国内的官方语言。在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运动的影响下，犹太人竞相学习希腊语。因此到公元前300年时，流亡在外地的犹太人多数已不熟悉古希伯来语，并涌现了一些犹太人的希腊语作家。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这个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军事帝国迅速分裂。亚历山大大帝的部将互相争夺权势，以后形成了三个各自独立的王国，即：安提柯王朝统治下的希腊、马其顿；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这三个王朝中，首先是托勒密王朝控制了巴勒斯坦。在这个时期内，托勒密政权基本上沿袭波斯管理属地的政策，巴勒斯坦仍由宗教大祭司管理政教、民事，并按期收集赋税缴纳王朝当局，托勒密政府的官吏不干预犹太人内部事务，并给予他们一定的自由权利。在托勒密王朝统治下，大量巴勒斯坦犹太人移居埃及，亚历山大城成为犹太人的聚居中心。据资料统计，公元1世纪时，全埃及有犹太人一百万人，远超过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总数。这些犹太人都操希腊语，用作与外族人交往的日常用语。
托勒密王朝与塞琉古王朝争霸引起长达八十年（公元前276-前195年）的战争，史称“叙利亚战争”。从托勒密二世的时代持续到托勒密五世的时代止，战争共进行了五次。公元前201-前195年间，塞琉古王朝的安条克三世(公元前223-前187年)利用埃及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的机会，于公元前198年从埃及托勒密五世(公元前210-前180年)手中夺取巴勒斯坦和腓尼基，从此犹太人转而归属塞琉古王朝统治。
安条克三世夺取了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后，与托勒密五世订立和约。作为安抚与补偿，安条克三世把女儿克莉奥佩特拉嫁给托勒密五世为妻。
安条克三世去世后，儿子塞琉古四世继位，阿尼亚(Onias)任耶路撒冷大祭司。据说这期间，圣城耶路撒冷平安繁荣，众民遵守律法，圣殿金库存款一百二十万银币与六十万金币。塞琉古四世曾遣人去搜刮这些财富，名义为存入王宫府库，此举遭到犹太人强烈抵制，没有成功(《次经·马喀比传下》第3章)。塞琉古四世死后，儿子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斯(Antiochus Ⅳ Epiphanes，公元前175-前163年)继承王位。公元前168年，安条克四世公然宣布犹太教为非法，并采取各种严厉的措施来消灭犹太教，如下令废止一切犹太教的节期、禁止行割礼、禁守安息日、大肆焚烧圣书、悍然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竖起希腊神祗奥林匹亚宙斯的祭坛，并在其上用犹太人视为不洁的猪进行献祭，且强令犹太人食猪肉等。安条克四世以上的倒行逆施引起犹太人的极端痛恨，武装的反抗起义就此爆发。起义军屡败塞琉古王朝的军队，后来建立了独立的马喀比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