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了解周恩来没有野心；毛泽东也了解江青，她倒是个想当旗手的人物。
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上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就利用“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起攻击。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意，为江青一伙提供了勇气
林彪集团折戟沉沙后，位居毛泽东之下的周恩来，便成为江青等抱着政治野心的人力图移开的巨石，时常成了他们攻击的最大目标。最后的周恩来仍不得安宁，身处逆境。
粉碎林彪集团后，毛泽东积极支持周恩来领导全国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纠正一些“左”倾错误。但他也经常重申“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不喜欢看到“右”的倾向。但在批林初期，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大于不满意。1971年10月，经毛泽东批准，撤销了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毛泽东指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毛泽东还批准成立了由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以严格审查林彪反党集团的问题。
周恩来为改善和发展我国对外经济交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批准了我国从日本、美国、联邦德国等国进口了一大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和禁运的局面。
毛泽东希望这样做。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无论怎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包括语言的好的部分。”
1972年5月，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确诊患了癌症。毛泽东一字一句看完周恩来的病情报告，心情沉重地指示说：“由剑英、颖超、汪东兴、张春桥领导医疗组工作。”他还告诫周恩来：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将一只宽大的沙发，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坐后，觉得很舒服。
然而，按照周恩来的主张，批判极左深入下去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无法接受也不能允许的。被压抑的江青集团瞅准了这点，立刻翻过本来，在1972年9月下旬，提出了要批“右”，反对批“左”。
10月6日，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授意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登在《光明日报》上，立刻招致极左分子的“反击”，张春桥、姚文元指示上海《文汇报》攻击此文。张春桥说：“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于30日批示：
“拟同意。”
次日，张春桥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却写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
而江青在同一份报告中，于12月2日写的就更直截了当了：“我个人认为应当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几点正好与周恩来的看法针锋相对。可以说，就是从这一时期起，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同江青集团之间的对立变得明朗化、公开化。
两种主张很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都等候着他的裁决。
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他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极“左”。
12月17日，毛泽东将张、姚二人召到住地，对这一瘦一胖两个“左派”说：“批极左，还是极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
张春桥、姚文元：“我们知道此人。”
毛泽东：“极左思潮还是少批一点吧。”
毛泽东像说又像问：“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毛泽东的意思是：“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能说是左吗？这是右得不能再右了，是极右！
张、姚、江等立即抓住适合自己口味的这道“菜”，要全国人民都来品尝，顿顿都吃，倒了胃口也得吃！1972年冬季来临的时候，天空中的阴霾终日不散。
一股暖流被提前到来的寒潮逼退，天，又冷了。
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这种格局表明，毛泽东通过十大，既批判、清除了林彪集团，又坚持了九大以来的“左”倾错误。既使周恩来为首的老革命家在党的中央机构占了半数席位，也使江青一伙的势力得到加强。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坐上了副主席的高位，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同盟，毛泽东给他们起了个名称叫“四人帮”，但这个名称被频频使用，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他们被拉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王洪文、张春桥。
张春桥老谋深算，鼻梁上一副深度眼镜，使他的干瘦面孔又多了一份学究样，其实他对政治、权术的热衷早已超过了对学问的兴趣。相比之下，王洪文显得年轻，模样也好，又有所谓工、农、兵的经历。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不满意，是由外交部的一期简报引起的，毛泽东不同意这期简报对美苏关系的分析。
“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是我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毛泽东在批评了简报中的观点后，又对王、张说：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王洪文、张春桥用心地记下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并琢磨其用意，以便调整出击的策略。
毛泽东从外交部的问题谈到历史，有些是即兴发挥，有些是以史喻今，最后言归正传：“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王、张已从毛泽东的谈话里，知道批评所指是周恩来。这种不满，客观上为王、张、江、姚屡屡向周恩来发动进攻提供了足够的勇气。
江青多次向周恩来施放暗箭，毛泽东出面制止
197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帮助”周恩来。这次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的。毛泽东根据不准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在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的会谈结束不久，翻译即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其间谈到：周总理有的问题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周、叶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了胆。
毛泽东相信了翻译的话，认为周、叶对美右倾投降。
在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表现得特别激愤：“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
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周恩来列到了张国焘、高岗、林彪的行列。而且江青还当面指责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这可以说是最无中生有也最让周恩来生气的话。不要说现在他重病在身，就是最健康的时候他何曾想过要取代毛主席？
但毛泽东也不能完全容忍江青。
12月，毛泽东送走外宾后，分别与周恩来、王洪文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他对王海容、唐闻生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
这是指11月“帮助”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很明显，第一个“他”是指周恩来，第二个“她”是指江青。毛泽东也将这个看法告诉了周恩来，这使周恩来舒了口气。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多次误解，这是事实。但毛泽东了解周恩来没有野心，不会“迫不及待”；毛泽东也了解江青，她倒是个想当旗手，“迫不及待”的人物。
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点。不久，江青即举起了批林批孔的大旗。当然，“法宝”还得从毛泽东那里取。
毛泽东在召见王洪文、张春桥后不久，又和江青谈了话。毛泽东说到要批判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毛泽东随口吟诵了四句诗。毛泽东谈起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将儒家归于右倾保守，开历史倒车，并对秦始皇大加赞赏。
“九·一三”之后，在林彪住处查抄了不少抄写着孔孟格言的字条。于是，林彪的罪恶便同孔孟之道挂上了钩。他们的用意在于：远批孔孟，近批林彪，现实呢？他们不能对外言传，只让人心会：中国最大的儒是谁？林彪已经葬身黄沙，谁还拦在路上？
他们要将批判之火慢慢引向周恩来。并且寻找机会，一旦毛泽东有所表示，他们就公开亮出批判周公的旗帜。事实上，批林批孔中，已经有文章将历史上的“周公”划入儒家，大加笔伐了。江青一伙唯恐那些迟钝的人不明底里，以各种方式做出暗示。比如《红旗》杂志一篇《孔丘其人》的文章，此文是江青点题授意并经江、姚审定的。文章通篇不批林彪，却说“孔丘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在他71岁，重病在床的时期……”甚至把鲁国当时根本没有的“宰相”职务硬加在孔丘头上，让人去联想到周恩来。《北京日报》一篇署名柏青的文章，以孔老二重病在床，影射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把孔老二“张开胳膊”改为“端起胳膊”，对周恩来进行人身攻击。
还是有人不明白。
于是，有一天江青亲自出面解释了。
那是1974年1月25日上午，首都体育馆的广场上，人山人海。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会”。江青走上台时，像个展翅的黑孔雀。她趾高气扬，万物似都在其脚下。
“革命的同志们！”江青拖着长腔，似虚弱又似激动地喊着。“今天是动员批林批孔的大会，要全国动员起来。这场批判运动，不是放空炮，要有的放矢，要紧密联系实际。我们有没有代表孔老二式的人物呢？有这个问题，大家要动动脑子，想一想。”她卖了一个关子：“现在，先请谢静宜同志讲。”说着自己鼓起掌来。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小谢”的人，原本是搞机要的工作人员，后来到北大支左留下来当党委书记，一下成了风云人物。她坐镇清华、北大，和迟群二人成为清华、北大两所大学的“太上皇”。她的言行举动，都是代表江青的。
她敢说敢批：“今天，我是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讲讲批林批孔问题。孔夫子是个儒家，不是法家。长期以来，他是保守势力的代表。这种保守的反动的思想，阻碍着革命的发展。不批臭它，中华民族就不能前进。”
周恩来也坐在主席台上，正面无表情地看材料。他不知道这个会的内容，是临时接到“江办”的电话通知，匆匆忙忙赶来的。
谢静宜在指桑骂槐：“代表保守的反动的孔老二式的思想，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我们要坚持批臭这种妨碍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想。不管这种代表孔老二反动思想的人，地位多高，威望多大，都要把他坚决拉下马……”接着迟群上台，又是一番含沙射影。
“总理讲讲吧？”江青扭过脸，点起了周恩来的名。
任何时候都不会慌乱的周恩来将话筒拉到自己面前，轻轻咳了一下，一板一眼地说：“对于这个会，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会场上一阵躁动。
周恩来接着说：“但是，我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够敏感，有点思想落后于形势。幸好，江青同志敏感，我应该检讨自己的思想……”
周恩来的话不软不硬。他不得不谨慎从事，不能贸然冲动，谁知此事有没有毛泽东的指示？
会后，江青一伙自然是弹冠相庆，他们觉得让周恩来当众检讨，最低也是灭了他的威风。
周恩来完全明白：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如果完全由着性子来，他可能24小时内被打倒。现在他宁愿让主席批评自己“小事天天送”，也得报告这件事。因为“大事”“小事”有时很难分。当天晚上，他指示参加大会的秘书：“你们开夜车，把大会的发言整理出来，用不着全文整理，把主要意思整理出来就行了，我有急用。”
秘书们知道周恩来的用意，连夜突击，到第二天，即1月26日上午，记录便整理好了。周恩来把记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划了线，附上一封信，都装在一个大信封里，派机要员送到毛泽东处。
当天下午，毛泽东就认真地看了大会记录。从他抽烟的动作和脸上的表情，工作人员都感觉到毛泽东生气了。
果然，毛泽东看完记录后，叫人打电话找周恩来，让他通知政治局各委员，要开一个会，讨论江青私自召集的“一·二五”大会的问题。
政治局委员们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直逼江青一伙：“这么大的一件事，你们和政治局商量过了么？和我商量了么？”江青知道有人将大会的事报告了毛泽东，可能就是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发问，她不敢作答，更不敢争辩。
“1967年，你江青带头就搞乱过军队。”叶剑英最讨厌江青，憋在心里的话脱口而出，“你这次夺权，是对政治局、中央军委和周总理搞的一次突然袭击。
这么大的一件事，谁也不商量，自己就干上了，你江青的胆子也够大的了。”
周恩来也说得很严肃：“现在北京的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和军委的各单位，听了你的报告，又闹腾起来了！他们哪里知道，你用的是中央的名义，其实完全是你个人的意见。怎么收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