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许多脍炙人口的不朽之作，都不是由一些专门搞文学的人创作出来的，而是由一些实业家创作出来的。对于一个干实业的人来说，文学其实并不是他的本行，仅仅只是他们生活当中的娱乐和消遣。因此，文学并不神秘和奥妙，也并不是距离我们千里之外，而是在我们生活的现实当中。许多专门搞文学的人之所以写不出东西来，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记得《季刊》总编吉福德先生说：“第一种情形，就是单纯地靠文学创作来谋生，那将是无聊、乏味和辛苦的事情。第二种情形，就是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天活，然后再从事一个小时的写作，比自己整天冥思苦想地从事文学创作，要轻松和快乐很多。”在第一种情形之下，人们整天望着几张稿纸，东张西望，胡思乱想，不仅搞得自己精疲力竭、气喘吁吁，而且写出来的东西也像个瘪三，令人实在不忍卒读。然而，在第二种情形之下，人的思维就相当活跃，他们拿写作只是当作一种享受，不会产生江郎才尽、无从下笔的苦涩感。
柯勒律治在给年轻朋友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除了极个别的特例外，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没有职业的人，会拥有真正的自由、快乐和幸福。简单的工作，只是一种机械的重复，它不需要人们具备什么非凡的意志力，就可以将这份工作干好。只有那些具备了良好身心健康的人们，才能有规律地从事各种复杂的工作，也正是在这种规律性的工作中，人们的体力和精力都能得到正常的发挥，智力也能得到开发和运用。我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倘若能轻轻松松地无忧无虑地休息3个小时，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什么也不想，尽情地娱乐、尽情地玩耍，那么，3个小时过后再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远远胜过那些经过几个星期的艰苦而强迫自己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如果你们要我举出一些把令人沉重的文学创作，同自己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获得成功的例子，只要看看西塞罗和古希腊将领、历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就可以了，至于近代的曾任过内阁大臣的莫尔，以及培根、巴克斯特，还有达尔文和罗斯科等等这些成功的例子，就足以证明我所说的观点了。”
最初，意大利那些伟大的文学家也并不是什么专业的作家，而是一些如政治家、外交家、法官、士兵和商人的实业家。著有享誉海内外的《佛罗伦萨史》一书的作者维兰尼，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商人；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曾担任过大使的职务；但丁不仅担任过大使的职务，而且在其成为外交家之前，就曾当过药剂师；伽利略曾经当过医生；意大利现实主义喜剧奠基人、喜剧作家哥尔多尼，曾是一位律师；意大利著名诗人阿里奥斯托，曾是干实业的一把好手，他从事实业的才能绝不低于其创作的才能。
不仅是意大利，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伟大的文学家总是和实干家联系在一起。瑞士法学家、著有《万国法》一书的作者维泰尔，也是一位有名望的外交家，同时还是一位非常善于经商的商人；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著名小说《巨人传》一书的作者拉伯雷，曾经是一位医生，后来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律师；席勒本人也做过多年的外科医生；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西班牙剧作家卡尔德隆、葡萄牙诗人卡蒙斯与笛卡儿等人，在他们各自的早年时期都曾应征入伍。
在英国，许多知名作家都是商人，今天的许多人只知道他们留下来的大作，而他们成名前操着何种谋生的手段却鲜为人知。利洛的戏剧作品是人们公认的最有价值、最有影响力的传世之作，然而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却在布尔特利从事珠宝加工、制作的工作，而他所创作的戏剧，是在他的业余时间里完成的；沃尔顿·伊沙克在成为作家前，曾在英国的舰队街贩卖亚麻织品，他只能在工作之余读书并积累素材；笛福不仅仅是作家，他还曾做过马匹代理商、砖瓦制造商、商店管理员以及政治家。
将做生意和搞文学创作完美结合起来的典型人物，就是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森。他一边在舰队街的索尔兹伯大楼里经营生意，一边在商店后的房子里从事写作，他在后面写出来的小说，就常常在前面商店的柜台上出售。就这样，他写出了书信体小说《帕美勒》、《克拉丽莎》和《查尔斯·葛兰迪森爵士》等对18世纪的文学有着深远影响的作品，其中的《帕美勒》还享有“英国第一部小说”的称号。无独有偶，伯明翰的威廉·哈顿，也是位把做生意和从事写作有机结合起来的典型例子之一。有则逸闻趣事，据说他在自传中写到自己活了半个多世纪，居然还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直到人们拜读了他的大作《伯明翰史》之后，人们才告诉他，他是位古文物收藏家。这个时候，威廉·哈顿才发现自己这个破书店里，珍藏着许多稀世珍品。富兰克林被人们所称道，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位有名望的作家、哲学家、政治家，而且他还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印刷工和书商。
关于这些“不务正业”的作家，实在举不胜举。比如谢菲尔德的艾略特，原本是一位经营条型铁的出色商人，但他在业余时间写出了大量的诗歌。艾略特不仅是享誉诗坛的大诗人，同时，还是一位精明过人的商人，他用自己辛勤经营所获得的财富，在乡下建起了漂亮的别墅，并在那里度过了幸福的晚年。还有，著有《激情的历史》一书的作者伊沙克·泰勒，一直在帮助曼彻斯特的棉布印花商人雕刻印模；著有《论自由》一书的作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早年曾在东印度公司担任首席检察官，他早期的著作都是在公务之余写出来的；而著有《噩梦隐修院》一书的作者皮科克和著名文学家埃德文·洛利斯以及查尔斯·兰博和都曾在东印度公司供过职；英国女作家麦考利在担任战地记者时，写下了著名小说《我的荒芜世界》；在做生意的间隙里，荷尔普斯先生写出了许多充满智慧的著作。诸如亨利·泰勒、约翰·凯伊、安东尼·特洛普、汤姆·泰勒、马修·阿诺德和塞缪尔·沃伦等等，也都曾在社会生活中担任着重要职务。
布罗德里普勋爵在伦敦警务署担任律师时，却对自然历史特别感兴趣，他也因此在业余时间里写下了好几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比如《动物的娱乐》、《从博物学家的笔记本看世界发展》等，除此之外，他还不遗余力地坚持给诸多刊物写稿。不但如此，在学术研究之外，他还自发地成立了“动物协会”，并为协会的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代价，最后，使得动物协会在社会上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然而，布罗德里普的业余研究，却从来没有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在他担任律师期间，没有一个人指责他的工作。不仅如此，布罗德里普还迷上了摄影，后来成为摄影行业里的一流专家。
许多文学家、史学家都是银行家或高级银行职员。著有《回忆的乐趣》诗作的作者罗杰斯，就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银行家；著有《洛伦佐·德·美第奇》一书的作者罗斯科，就是利物浦的一位银行家；著有《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作者李嘉图，就是一位银行职员；著有《希腊史》一书的作者格罗特，也是一位银行工作人员；著有《史前时期》和《文明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的作者卢伯克，不仅是一位银行家，还是博物学家和古文物收藏家；谢菲尔德的塞缪尔·伯利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银行家，他却写了大量有关宗教、道德、政治经济和哲学方面的著作。这里，举出一则关于李嘉图的逸闻趣事，据说李嘉图写下《经济收益理论》的手稿后，自己感到极不满意，准备付之一炬，但是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不列颠印度史》的作者穆勒却独具慧眼，并在穆勒的极力推荐下，李嘉图发表了《经济收益理论》，该书一问世，当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同样，那些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人们，许多都成了一流的实业家，也同样能干出辉煌的事业。人们一旦经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后，距离成功也就不会再遥遥无期，那么，严格的科学训练究竟是什么呢？这种严格的科学训练包括勤奋的习惯、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习惯等等，而这些习惯恰恰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所必备的素质。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人，总是十分勤奋、专注，而且善于接受新知识，潜意识地培养自己注重科学的思维和方法，他们也因此比那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更加敏捷、更具有智谋、更具有胆识。不但如此，他们一旦遇到问题常常能审时度势，从而做到因时、因地、因人而变，也就能耳听四面、眼观八方，凡事先发制人，夺人先机，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蒙田曾说：“真正的哲人和圣者，他们的精神十分崇高、心灵特别充实、灵魂异常高洁，他们不仅在探求真理方面独具慧眼，而且在行动上也同样充满着智慧。”蒙田在所著的《随笔》里记载道：“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泰勒斯，在一次公开演说中，曾激烈反对那些为了发财致富而自寻烦恼的人。这时，听众席里有一人站起来对泰勒斯横加指责道：‘你将我们寻求致富，说成是自寻苦果的人。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你自己发不了财，还想妖言惑众蛊惑别人也不致富。正因为你自己不想致富，你才没有许多的烦恼。’听众的这番言论激活了泰勒斯的商业细胞，他决定亲自检验一下自己的商业能力。一年过去后，泰勒斯成了古希腊的名商巨贾。泰勒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成熟，继而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让那些有所成就和经验的商人汗颜，并为之倾倒。”
同时，在我们的头脑里，一定要形成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善于思考、会做学问是一码事，会生活、会处理实际问题则是另一码事。两者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却也有着绝对的界限，若是认为会读书、有知识就自然会生活、驾驭世事，那就断章取义、舍本逐末了。在我们身边，有许多人偏于一隅、与世隔绝，却能信手拈来洋洋万言，静坐书斋，然而，他们提出的观点却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立足，或者还有悖于现实。因此，书本与生活，二者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也有一定的距离，只有那些善于将二者结合起来并学以致用的人，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死死地固守书本，不能整天苦思冥想，更不能养成凭空想象却不愿意动手实践的恶习，倘若非要一意孤行，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从而丧失生活的能力。
思想家与实业家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表现出来的处世风格截然不同。比如思想家往往遇事深思熟虑，总是习惯于考虑事情的方方面面、仔细权衡利弊得失、思考问题的前因后果，因此优柔寡断、疑而不断；而实业家总是雷厉风行，他们遇到事情时，不会将时间耗费在逻辑推理上，常常是先试、先做，一旦得出确定的结论后，就会立刻付诸实施。贝利就说过一番经典的妙论：“注重思维习惯的人，往往反复思考，直至形成连贯的思想体系；而注重实际的人，则在复杂的社会交往中，逐渐获得了快速敏捷的行动能力。因此，从这两种人身上，体现出了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人，往往在行动能力方面略逊一筹；只注重实际的人，思考能力就会有所逊色。此外，我要强调一点的是，这两方面的能力确实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如果一个人不能注重二者的有机结合，那么，他一方面强一些，另一方面必然要弱一点。所以，我们常常能看到，有些人虽然是国家的重臣，却是生活中的孩子。
有许多伟大人物之所以能获得伟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他们将思考和实干统一了起来。比如英国的牛顿，他不仅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铸币局局长；英国的赫歇耳，他除了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外，也曾担任过铸币局的要员，同样也干得非常出色；洪堡兄弟俩不仅在文学、哲学、语言学、文献学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外交和采矿以及治理国家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